公元前585年六月，郑国郑悼公去世，公子睔（gùn）继位，是为郑成公。
郑成公还在当公子期间，曾经因为许国的关系赴楚申辩，结果遭到晋国栾书暗中挑拨，被楚国囚禁。
囚禁期间，郑成公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发扬把牢底坐穿的精神，努力的在楚国开展各种政治联谊活动，据说与楚国的司马子反私交非常好。
在郑悼公突然离世之时，郑成公已经彻底的让楚国相信自己亲楚的政治思维，楚国方面也安排司马子反护送其回归郑国继位。
然而，这一切都是楚国美好的想象，作为一代国君曾经有着为他国所囚禁的黑暗历史，对任何国君来说都是难以启齿的。
并且，郑成公虽是依靠楚国力量回国继位，但也无法遏制国内的反楚力量，更重要的是，刚刚成为国君的郑成公必须要为自己被楚国囚禁的事实，给朝臣们一个合理的说法。
为了同楚国建立感情这个说法明显的很不靠谱，这个时候选择亲楚，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于是，郑成公继位当年，郑国就派遣臣子出使晋国，希望继续维持郑悼公一直以来的亲晋国策。
显然，楚国是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扶持的亲楚郑国，摇身一变成亲晋郑国，这对楚国北进中原的政策是完全相悖的，同年（公元前585年）秋，楚国方面命令尹子重伐郑，争夺郑国话语权。
晋国方面得到消息后，派遣中军将栾书及时救援郑国，晋、楚二军在绕角（今河南鲁山东南）相遇。此时，楚国叛臣之一的析公发挥关键作用，建议晋军夜袭楚军，栾书采纳，果不其然，楚师宵溃。
接着，晋军继续侵袭蔡国，楚国命令公子申、公子成带领申、息两县的军队去救援蔡国，在桑隧（今河南确山县）抵抗晋军，因为失去了郑国这个用兵斡旋之地，楚军又溃败，楚大夫申骊被俘。
紧接着，晋军又趁势攻沈国，俘获沈子揖初，使动摇于晋楚之间的郑国更加坚定的倒向晋国怀抱，至此，楚国失去各中原属国，坐看晋国慢慢崛起。
晋国栾书也经此一战，坐稳正卿位置。
栾书，姬姓，栾氏，谥曰武，人称栾武子，是一个才能卓越、颇识大体、为人八面玲珑的人。
两年前（公元前587年），正卿上军将郤克因伤病发作，自知难以维持生命，在弥留之际力压荀氏、赵氏，将栾书以下军将的身份，提拔为中军将，继而统帅三军，并身兼执政大夫，至此拉开了栾书执政的序幕。
执政两年后（公元前585年），栾书更是串通赵朔遗孀赵庄姬，向晋景公诬陷赵同、赵括谋反一事，斩杀赵氏满门，一个百年望族就这样家破人亡，史称“下宫之难”。
而其后更因屠杀郤氏满门、弑杀晋厉公而引火上身，招致栾氏一族灭亡。
此乃后话。
次年（公元前584年）春，楚国得知自己的友好邻邦吴国发动了进军中原的第一战，自己也不甘示弱，于秋季又对郑国发起新一轮的进攻，晋国也马上召集齐、鲁、卫、曹、莒、邾、杞等国救郑。
按照令尹子重的想法，楚国从西面攻打郑国，牵制晋国；吴国从东面进攻郯国，掣肘宋、鲁、齐等中原诸国，吴、楚二国一起围攻中原，必让晋国有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顾此失彼之感，届时楚国称霸，指日可待。
然而，楚国又一次被无情的现实所惊醒。
就在子重将军队驻扎在汜地，觉得万无一失的时候，突然得到一个非常牢靠而又不幸的消息——吴国来犯，原本彪悍的吴军，在申公巫臣的训练下，变得更加骁勇非常，在楚国东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边境扫掠一空。
子重完全没想到昔日的友国会突然袭击强大的楚国，再一次说明了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友好，只有短期利益的选择，吴国选择了变强变大，选择了申公巫臣，也就选择了与楚交恶。
子重经过认真分析，考虑目前的现状由原先的晋国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不利境界，变成楚国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尴尬境界，子重没有多想，决定马上撤兵援救，毕竟楚国东部属于产粮区，失去了东区，全国人都得饿肚子。
郑国见楚国即将撤退，不等晋联军来救，及时的命大夫共仲、侯羽从后追击楚军，然后败之，并且收获也不小，俘虏了郧公钟仪——史书记载的最早的古琴演奏家，后世有“钟仪幽而楚奏兮”一说。
这位钟仪本来也不是什么名将，但郑国独自一国打败楚国的次数用一只手都可以数的过来，所以郑成公很高兴，非常激动的将钟仪献给了晋国。
两年后（公元前582年），晋景公和钟仪还有故事要发生。
某日，晋景公到军中府库视察，见到有一个俘虏还穿戴着南方冠服，很好奇。
府库主管回答说：“这个人是两年前郑国人献的楚国俘虏，叫钟仪。”
晋景公这个时候正准备同楚弭兵，听说是楚国俘虏，亲自召见并且慰问他。
晋景公问钟仪官职，钟仪回答：“音乐家（‘伶人也’）。”
晋景公很好奇，问：“现场能演奏一曲吗？”
钟仪回答小意思。
晋景公让人给他琴，钟仪弹奏南方乐调。
晋景公不悦，让他弹中原音乐。
钟仪回答不敢二事，只会南方曲调——一听就是忽人的。
晋景公很没面子，转换话题，说：“你们的君王为人怎样？”
钟仪回答说：“小人不知道。”
晋景公以为钟仪有所隐瞒，再三追问，他回答说：“大王做太子的时候，努力学习天天向上，早晨向令尹子重请教，晚上向司马子反请教，别的就不知道了。”
晋景公把这件事告诉士燮（士会之子），士燮说：“这个人是个君子啊，奏乐奏家乡的乐调，是不忘故旧；举出楚君做太子时候的事，是没有私心；称二卿的名字，是尊敬君王；不背弃根本，是仁德。不忘记故旧，是守信；没有私心，是忠诚；尊敬君王，是敏达。用仁德来处理事情，用信义来固守它，用忠心来完成它，用敏达来推行它，再大的事情也一定能办成。君王何不放他回去，让他结成晋、楚两国的友好？”
晋景公听从了士燮的话，以厚礼接待钟仪，让他回国代晋国求和。
话说子重这边，率领大军急匆匆的赶到楚国东部边境，发现吴军早已跑的干干净净，留下一个烂摊子等着子重收拾。
子重见此情景非常生气，也非常担心——楚国东部距离吴国近而距楚国远，楚国北上争霸，如果每次吴国都这样从背后捅一刀子，后果就会非常严重。
事实证明子重的担心非常现实，这年（公元前584年）秋天，晋、齐、鲁、宋、郑、卫、曹、莒、邾、杞十国会盟于马陵（今新郑市东南），商量联合抗楚一事。
就在楚国有所动作的时候，吴国继而又接二连三的出兵攻打楚的与国——巢国（今安徽六安市东北）和徐国（今江苏宿迁市泗洪县南），并攻入州来国（今安徽凤台县），都取得了胜利，获得粮草辎重无数，并且每次楚军主力赶到时，吴军就退走了，楚军一撤退，吴军马上又来了，像极了毛前辈“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法，迫使楚军在北部和东部的千里战线上来回奔波。
仅仅不到一年，就逼着子重和子反率军来回跑了七次（“一岁七奔命”）。
而那些附庸于楚国东部的蛮夷，吴国也不客气的全部加以占取，由此吴国开始强大，得以和中原诸国往来。
是时，楚国东有吴患，让楚无暇争霸；北有晋敌，中原诸侯纷纷归晋，其霸业也开始由盛转衰。
莒国，己姓国，其南、西、北三面分别与郯、鲁、齐接壤，东临黄海，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叙：“莒虽小，东夷之雄者也。其为患不减于荆、吴”。
中原诸侯的依次归顺，让晋国慢慢的有一种回归霸主之位的迹象，莒国的主动臣服，更让晋国有一统中原之势——这个假设建立在齐国也归顺的情况下。
但是齐国这个曾经的霸主却不买晋国的账，齐顷公年轻气盛，其态度也暧昧不决，有时候同晋国亲密无间，甚至齐顷公还亲自跑上门想要尊晋景公为王（公元前588年的事情），使晋景公着实美梦了一番；有时候却不理不睬，应付了事。
为了拉拢齐国这个中流砥柱，晋景公脑子一热，干了一件不地道的事情——要求鲁国将汶阳之田归还给齐国。
汶阳之田本来属于鲁国，后来被齐国霸占。在鞍之战齐国战败后，汶阳之田又在晋国的命令下还给了鲁国，为此，齐顷公茶饭不思，伤心到“七年不饮酒，不食肉”的境界。
晋景公将汶阳之田重新划拨给齐国有两个目的，一是想积极争取得到齐国的拥护；二是惩罚鞍之战之后鲁国有“欲求成于楚而叛晋”的想法，借机报复一下，从晋文公开始，晋国便是一个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睚眦必报，绝不过夜。
但鲁国觉得“叛晋”只是一个想法，没有成为现实，何况你晋国牺牲鲁国的利益，去缓解你们的矛盾，似乎有点不妥，并强烈谴责晋国“信不可知，义无所立”。
面对鲁国的强烈谴责，民国时期的陆征祥曾经说过“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再优秀的檄文也无法改变弱国外交的无力，在晋国武力的窒息下，鲁国也只好将汶阳之田“归还”齐国。
对此，鲁国执政大夫季文子是非常生气的，寄人篱下的感觉确实很难受，不仅有理没处说，还很压抑。
晋国反倒觉得鲁国很听话，不久，晋国又一次找上门来，让鲁国帮忙打郯国。
这下鲁国执政大夫季文子说什么也不干了，吃肉喝汤的事一件没捞着，舔盘子的活一件不落，照此下去也没法向国人交代，于是向晋国中军佐士燮表示鲁国很忙，没时间。
士燮回复也很霸道：“我们寡君向来是说一不二（‘君命无贰’），你不听话我就向寡君汇报，后果你自己看着办。”
在晋国的霸权加压下，季文子经过“三思而后行”，决定服软，派宣伯率兵同联军会合，进攻郯国。
应该说这两件事情晋国做得相当不地道，鲁国死心塌地跟着你，你不仅为了自己利益让人家割地交好，还直接强制鲁国军事，稍微不听话大棒就上了，这种做法在中小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导致部分“诸侯贰于晋”。
面对“诸侯贰于晋”这种倾向性苗头，晋景公有点担心，怕事情闹大，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晋景公以重温马陵会盟的名义，邀请齐、宋、卫、郑、曹、莒、杞国在蒲地（今河南长垣）会盟，企图巩固其霸权地位。
蒲地会盟时晋国也邀请了鲁国和吴国，这两个国家都没去，鲁国是因为对晋国做法怀恨在心所以没去，并且对晋国组织的会盟的意义产生了动摇，公开质问中军佐士燮：“晋国德行已经不在（‘德则不竞’），重温旧盟做什么？”
而吴国没去，是因为晋国攻打了他在中原第一个与国郯国的原因，也有点小情绪，没去。
各路诸侯对晋国的态度，让楚国有所察觉，同时楚国为了争夺郑国这个打开中原的钥匙，打算趁此机会重新同郑国交好。
按照以往的做法，只要楚国出兵伐郑，处在夹缝中的郑国就一定会主动求和，但这个方法遭到令尹子重和司马子反的强烈反对。
子重和子反两兄弟已经被吴国搞得焦头烂额，只要楚国出兵中原或是有出兵中原的迹象，吴国一定会在后方骚扰，不仅牵掣了楚国进军中原的野心，也让楚国的军事资源浪费在来回奔波的路上。
子反决定，利用郑成公原来在楚国当人质时建立的革命友情，贿赂郑成公（“楚人以重赂求郑”）。
郑成公作为一个政治家，显然是不合格的，但作为讲义气的兄弟来说，郑成公绝对是一个好小弟。
公元前582年，仅仅在蒲地会盟结束不到一个月时间，在子反“重赂”的感动下，郑成公力排众议，同楚国在邓地会面，暗中与楚国订立盟约。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郑成公超越国家利益的感情，也让晋国大为恼火，其邓地会盟的私人行为，也为郑国带来了无尽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