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四强藩“萨长土肥”的四大藩主没一个是顺利接班的，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时代悲剧。
萨摩的二十八代家主岛津齐彬，和爷爷岛津重豪关系亲密而且兴趣相投，而他的老爹岛津齐兴被老爹奢侈无度搞的焦头烂额、成天不要不要的，所以对齐彬非常不满，天天琢磨废掉齐彬的继承权。
长州的家主毛利敬亲，老爹毛利齐元同样奢侈无度，本来家业这个烂摊子是由老爹的养子齐广继承，没想到齐广继承家主的当年就死了，敬亲毫无准备的由打酱油的变成了主役（主角）。
土佐藩的家主山内丰信和毛利敬亲类似，过继给藩主山内丰资做养子的血亲哥哥山内丰熙接任藩主后不久急病身故，土佐山内家家主由丰熙之子丰惇继任，然而不久丰惇也身故。本来容堂过着“没有什么事情是一瓶酒解决不了的，不行就再来一瓶”的幸福生活，有麻烦请找上级，然后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土佐藩最大的上级，开头好像是爽文主役，之后幕末各种风暴，最后发现自己是虐主剧情担当。
最后是佐贺的家主锅岛直正，原本是萌萌哒的小正太，是老爹锅岛齐直第十七个儿子，但因为前面两个哥哥不幸病逝，自己变成了嫡长子，老妈是正室而且娘家还给力，所以未来接班是妥妥没问题的。结果自己的堂哥锅岛茂义发动文久七年之变（1824年），逼迫老爹立自己为世子（接班人），当时直正九岁一脸懵逼，估计当时的想法是“我是谁？我在哪？你不是逗我吧？”。
天保四年到十年（1833年至1839年)发生了“天保凶作”，因连年歉收而形成的全扶桑的大饥馑导致各地町民和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同时也使很多藩陷于财政破产的危机。但佐贺藩不一样，因为在天保凶作之前佐贺藩已经财政破产了，这就是文久七年之变发生的起因。
文化二年（1805年），锅岛齐直就任佐贺锅岛家九代家主，之前佐贺藩就已经财政窘迫、领民生活困苦，但齐直上任后，佐贺藩犹如穷鬼附身，财政彻底垮台、藩政也完全衰败了。
佐贺锅岛家是扶桑九州岛西北部的诸侯，庆长十二年（1607年）因宗家龙造寺本家血脉断绝而被幕府任命继承了龙造寺家的领地三十五万七千石。
佐贺藩的领地包含了整个令制国肥前国，所以正式的官方称谓是肥前锅岛家。又因为治所是佐贺城，所以也可以被称为佐贺锅岛家。
肥沃的佐贺平原出产却不“肥沃”。
佐贺藩位于九州岛西北部沿海地区，藩内地形多变，有易于耕种的冲积平原佐贺平野（平原），也有相对陡峭的山地脊振山。境内有四条河筑后川、加濑川、松浦川和六角川和无数小河流。相对于其他藩国来说，佐贺藩在灌溉上有优势，但佐贺的土地相比其他藩来说更容易受自然灾害影响。洪水和台风常年困扰佐贺藩的耕作，例如文政十一年（1828年）“子年之大风”一次就导致上万人因各种原因死亡，又例如在江户时代四大凶作的享保凶作中，佐贺藩内饿死大约八万人。较大的自然灾害还有宝历十三年的风暴（台风）、明和二年的洪水、风暴、明和八年的洪水、安永元年的风暴等等。
佐贺藩虽然有近三十六万的石高，但是因为自然灾害频繁的原因藩财政非常窘迫。而佐贺藩又长期负担着长崎港的警备任务“长崎御番”，这让佐贺藩的财政雪上加霜。
文化二年（1805年）上任的锅岛家九代家主锅岛齐直担当了他不能胜任的职位。齐直是个文化人，擅长谣曲、猿乐、茶会及其他多种文艺活动，但作为领主他对领地管理缺乏足够的认识。
更为不幸的是，他生活过于奢侈。据说齐直曾在江户两国桥召开烟火大会，看到围观的人很多很开心，又大量采购，竟然燃放了整整一晚。一整晚的烟火大会，见过没？
他衣着浪费，穿过一次的丝绸衣服就不再穿第二次。
他还曾经和幕府将军德川家齐、萨摩藩家主岛津重豪三人进行华奢比赛，这三个人是江户后期著名的败家子。
摊上这样一个家主，佐贺藩的财政不可能有什么好转的迹象。
而就在佐贺藩的财政深陷困境的时候，更倒霉的事情发生了。文化五年（1808年）叶月（8月）的英吉利Phaeton号战舰武力闯入长崎港提出接管出岛兰国商馆的要求，这就是“法厄同号事件”。
长崎奉行向当年的“长崎御番”佐贺藩要求武力支持，然而佐贺藩兵一直没有出现，任由英吉利人在长崎港内抢劫蔬菜、强买渔获、抢夺补给和财物，直到法厄同号离去后，佐贺藩兵才出现在长崎港，原来因为兰国商船来航季已过，大部分佐贺藩兵已回到佐贺，再加上常年平稳无事使佐贺藩放松警惕，紧急召集藩兵的效率很差。
法厄同号离开的当夜长崎奉行松平康英切腹自尽谢罪，但死前在留下的遗书中对佐贺藩提出不满和抗议。消息传到江户后，幕府将军震怒，外来军舰居然可以悠然自得的进入扶桑港口内为恶然后再轻轻松松的离开，这是德川家开幕以来最大的耻辱。长崎奉行已经刨腹谢罪，作为直接责任人的佐贺藩遭到极其严厉的责难，佐贺两番头切腹自尽谢罪，主要的藩政官员离职隐居。
除此之外，佐贺藩不得不承诺进行改进，并保证不再发生这种事情。佐贺藩的承诺导致长崎的警备费用猛涨，本来就已经窘迫的藩财政不堪重负，实际已呈破产状态。
面对如此糟糕的局面，三年后锅岛家家主齐直被迫进行改革。作为不称职的家主，不作为的话藩政还能苟且，一开始作为藩政就彻底不行了。
齐直启动的改革完全是掠夺和榨取。
比如齐直下令发行一种叫做“米筈”的藩札，还在藩内成立献金役所，强迫领民献金献米。米筈按规定可以按照面额兑换稻米，但由于藩财政垮台根本没能力兑换和回收，所以米筈就是废纸。
而齐直坚定地继续挥霍、继续滥发米筈。到文政五年（1822年），米筈的发行量达到四十五万两黄金，因此领地内物价沸腾、武士和领民的生活都困苦不堪。
而齐直变本加厉，一方面增加各种新的杂税和向普通领民摊派参勤交代的费用——参勤交代的费用各藩都是由藩财政提供的，另一方面对武士阶层动手，竟悍然取消了支藩“鹿岛藩”以增加直接收入，还向其它支藩进行新增的财政摊派，最疯狂的是设立机关统管藩士们的俸禄，所有藩士一律只发给仅供糊口的俸禄米，多出来的部分充公。
齐直这样疯狂的行为却没有使财政根本好转。
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到来，文久六年（1823年）齐直勒令藩士奉献价值三千两的黄金和米以作为下任家主锅岛直正的结婚费用。消息传来之后，藩内舆论彻底沸腾，四十五万两黄金的米筈都忍了，谁都没想到仅仅三千两却达到了领民的忍受极限。
齐直终于做成了一件前任家主都没做到的事“下至百姓、商人，上到武士、支藩藩主，所有人都决心团结一致反抗家主”。
文久七年之变（1824年）终于发生了，以锅岛茂义为首的反对者逮捕了齐直委任的藩政改革主持者有田权之充和纳富十右卫门。经过交涉，齐直被迫同意启用武雄领主锅岛茂义为藩政重要官员，并向幕府申请立锅岛直正为世子。锅岛茂义上台后启用著名的学者古贺殻堂为顾问，两人开始协手改革藩政。
在天保元年（1830年）锅岛直正就任家主前，锅岛茂义和古贺殻堂的改革成就在于限制了家主齐直的任性妄为和巩固了广大藩士的改革共识。
终于，齐直在压力下隐居，将家主之位传给了十五岁的锅岛直正，就任家主时直正从幕府将军德川家齐处领受偏讳改名为齐正，从此佐贺藩终于时来运转，开始一步步走向幕末强藩。
天保元年弥生（1830年3月），新任家主锅岛齐正从江户返回。作为惯例，齐正当月前往长崎，向长崎奉行进行新任的问候仪式并视察在长崎港的佐贺藩警备情况。齐正发现炮台上的大炮锈迹斑斑已经不能用了，而此时距法厄同号事件已经过去了二十二年。
因为参觐交代，齐正一直待在江户。此时猛醒佐贺藩政并没有根本的改观，如果再发生一次法厄同号事件，锅岛家肯定会除国，到时就会轮到自己切腹谢罪，由此坚定了改革的决心。直正从长崎返回佐贺城后频频以鹰狩为名出巡，逐渐了解到藩政的实际情况和领民的切身困难。
皐月（五月），在家主就任的庆祝会上，齐正任命锅岛茂义为藩内主管人事的请役，任命古贺殻堂为身边的御年寄相谈役（顾问），重整了藩内的人事体制，由此也开启了佐贺藩的天保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