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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六章 道同维新

    正当谢绾为欧洲技术进步过快而感到不安时,回到京师的道光访欧团却因为宣扬欧陆科技进步而遭到了攻击。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此时攻击访欧团最起劲的“华夷派”,是军机大臣、户部汉尚书祁寯藻领衔的一众汉人。其中有力主禁烟的汉缺左都御史、文渊阁大学士卓秉恬、推荐林则徐的礼部汉尚书、协办大学士杜受田等人;

    而据理力争支持访欧团的“亲欧派”,是满缺左都御史、兵部满尚书费莫·文庆领衔的一众满人。其中有因为没割让香港侥幸留任的文渊阁大学士博尔济吉特·琦善、因主张与英军议和而被军机大臣王鼎以死相逼,骂得狗血淋头的协办大学士郭佳·穆彰阿等人。

    这些汉臣其实个个满腹经纶、忠君爱国、政绩卓著且颇有清名。他们痛恨鸦片战争后借议和上位秉国弄权的穆彰阿,也因此对攀附穆彰阿的曾国藩以及祸乱清国的英国人深恶痛绝,加之骨子里天朝大国的心态爆棚,自然看不惯张口闭口“英吉利”“德意志”的访欧团;

    而那帮满人虽说也读了不少圣人的书,却不大信孔夫子的邪,大多是在官场上经常办事不利,仕途起起伏伏的官痞。官痞有个特点是欺软怕硬,还有个特点是见风使舵。见到英国人强悍,又在五口通商中捞了不少好处,这些满官当然要力主与西洋人交好,穆彰阿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不过,满人里头琦善还算是真有见识的,而文庆更算得上是道光末年最杰出的满官。原时空中,在遭遇太平天国时,他曾力主使用汉臣,言道,“当重用汉臣,彼多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懵然于大计者乎?”随后启用了包括曾国藩等一大批汉官。晚清汉臣主导政局,为清国延命六十年,当自文庆始。

    这俩人支持访欧团,是实在看到了清国的落后——他们骨子里的天朝大国心态没汉臣们严重,更多的是着实为满人的统治忧虑,俩人的做派都暗合了谢绾所推崇的实证与功利主义。

    汉人自尊自重而因循守旧,满人首鼠两端而从善如流,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荒诞。

    当然了,“华夷”“亲欧”两派也并非完全因汉满而泾渭分明,实际上双方也都有汉有满。由此,清国朝堂上掀起一场大论战,政争的意味严严实实盖住了访欧团此行的价值。

    论战的核心并不是欧洲是否值得学习,而是对立方是否有私心。“华夷”派大谈华贵夷贱,学习欧洲是蓄意扰乱华夏正统的“乱臣”;“亲欧派”则说欧洲先进,反对学习欧洲就是不顾朝廷安危沽名钓誉的“佞臣”。

    这种诛心之论也是古中国朝堂的一大弊病,重“是非”而鄙“功利”——不管有没有好处,先分出个是非曲直来。浪费了大把时间和国帑。

    这种扯淡的辩论,在皇帝眼里是防止大臣们过于团结的一个妙招。一般情况下两边都只会被申饬,严重点降一两级发到地方上去反省,也就不过如此了。至于辩论的主题本身,一般会采用个和稀泥的法子,“看起来像是办了,也像是没办。”

    于是访欧团力荐向西方学习这件事,皇帝也就看起来像是支持,也像是没支持。

    朝廷首先考虑的不是学习,而是大国风范,这个双方都认可。

    既然访欧团在欧洲受到了高度礼遇,那么对在清国的欧洲人也要好一些,道光皇帝张口就恩赐免了一年商税,并允许欧洲传教士可以在向官府报备的情况下进入清国内陆。

    然后才是向欧洲学习的事。

    说是学了西方,朝廷确实做了一些实事。

    比如准许在通商口岸建立西学图书馆,并聘请夷人来图书馆担任讲习,传授西方学说,但钱必须由商人们自己掏;准许工部派人到西方学习枪炮技术以充实军备,经访欧团建议前往莱茵;理藩院设立“同文馆”,负责官方翻译;允许两江、闽浙、两广根据实际情况在通商五口之外建立各种欧式企业。

    说是没学,这些举措在执行层面被“华夷”派给压得死死的。

    在西学图书馆挂名学习的人三年不可以参加科举——不参加科举的人有几个识字?新办企业须地方允许,不得因为声音和雾气影响风水、挤占粮田——两江、闽浙、广东都是丘陵居多,不让占田,工厂难道开到山里去?新办企业商品须同外国商品征税——此前通商五口民间所办企业的商品进入内陆,按这个说法其实算是走私。本来模模糊糊不用交税的,这回倒硬被塞上一笔税负。

    曾国藩、文祥等人看到这个结果气不打一处来,但他俩人官微言轻,也只能被动接受。

    谢绾看完清国送来的情报中关于朝廷斗争的内容,也只能长叹一声。

    在清国做官就是这样,你得带着枷锁起舞,这样还能做出成绩,你就算是个干吏,前途也是光明的。深谙此理的“亲欧派”虽然恼火,但还是接旨埋头干了起来。

    就像谢绾嘱咐曾国藩,“宁可三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这世间大量的事是干着干着才找到出路,空谈是没用的。

    这一历史时期横跨度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三十年,走走停停,但矢志不渝,直到核心人员相继去世,历史出现巨大改变才算终结,史称“道同维新”。

    于是在两江和闽浙总督的支持下,厦福宁上四个通商口岸纷纷扩大口岸区域,开始按照“鲁尔经济区”的模式建设经济特别区。

    不允许影响风水,就花钱买通风水师;不准挤占粮田,就找商人先正常买下粮田做宅基地,然后改建成工厂,实在不行就在上海浦东的滩涂上围海造地;

    要对商品征税,就按到货数量核个最低税,反正征税事务是在南洋镇手里,后来干脆每个贸易商每年固定交一笔银子应付朝廷了事。

    西学图书馆在各地涉外商家的鼎力支持下,很快建立了起来,由于想走正途的读书人不敢来求学,亲欧派干脆又开设了附属免费的识字学校,让那些没钱读书的或者是家庭出身不好走不了正途的百姓来读书,并且按学徒性质,三年学徒,两年效力——这些孩子从一个大字不识进入识字学校,到五年后成为通晓一两国语言,掌握一些生产技术的产业工人,进一步成为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都成为“道同维新”浪潮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