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战前，贝纳多特忙于整军，安培忙于安置从荷兰回来的大量共和派人士，都没时间搭理谢绾；此时南北邮路已断，谢绾也无法联系上巴黎的詹姆士罗斯柴尔德：谢绾成了个可有可无的人。由于战争在即，自己又无所作为，谢绾决定还是返回鲁尔堡。一切等局势清晰后再说。
1819年2月底，谢绾收拾行囊启程回国。他刚抵达鲁尔堡，普鲁士报纸就传来巴黎前线的战报。
报纸称，3月初，法国南北双方在里尔与巴黎之间的亚眠附近索姆河流域，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战役。北军约一万七千人，南军约四万人。据普鲁士的报道称，南北两军战斗意志都不足，一开始接触便陷入胶着状态，南军依靠人数占据优势。但在战役后期，南军指挥部遭到北军火枪部队偷袭，指挥官重伤，南军的战斗意志瓦解并全面溃退，双方死伤并不严重；目前北军已兵临巴黎，双方或将在巴黎爆发一场攻防战。
谢绾看着“南军指挥部遭到北军火枪部队偷袭”这段话，觉得既奇怪又似曾相识。他想起自己在四年前滑铁卢战役中的一幕。
他虽然不了解北军的具体情况，但贝纳多特的五百人从风帆战列舰下来的时候，他是看见过的。瑞典军装备的火枪水平很一般，也就跟普鲁士换装“谢-德莱塞M1815”式前的主力燧发枪差不多。
燧发枪是一种自卫能力很弱和杀伤比很低的武装，必须列阵才能具有威力，偷偷摸摸是没什么用处的。如果不是贝纳多特自己带的，就更不可能是后加入的法国北方军队的火枪，如果有更好的火枪，再怎么说也该先出现在巴黎卫戍部队，那南军也不至于被偷袭打伤指挥官。
或许贝纳多特有独特的战法吧，谢绾想到这里，略带一丝疑虑的翻过。
接下来的另一新闻也引起了谢绾的注意。
在3月中旬，比利时人在布鲁塞尔爆发独立革命，革命军与荷兰政府军在布鲁塞尔街头巷战。从时间上讲，是紧挨着路易十八军队在亚眠战役中获胜的日子。
报纸上还分析了比利时人革命的原因：
经济方面，比利时人要平均分担荷兰人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向英国人所借大笔债务；荷兰政府的经济利益重心侧重于商业和渔业，通常采取重商主义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而比利时的工业较为发达，希望以贸易保护政策来保障自身的工业，两者在经济结构的差异导致双方分歧日增。
政治方面，荷兰政府规定只有懂荷兰语的人才可以投考公务员，另外，荷兰政府及军方高层已经完全由荷兰人出任；在议会中荷兰和比利时的代表数量相同，但比利时人口有三百五十万，而荷兰人口仅有二百万；
文化方面，荷兰官方语言仅有荷兰语，而比利时人通用法语和佛兰芒语；比利时人主要为天主教徒，而荷兰主要为新教徒。比利时担心荷兰政府将无法保证天主教利益和教育体制。
下面的新闻评论中，有评论家表示，很可能是法国国内战争诱发了比利时独立革命。
不过谢绾却觉得，这事儿应该不只是“诱发”那么简单，或许还有贝纳多特的影子。没有北部法国的支持，比利时人不会比原来时空早了足足十年爆发独立革命。
如果这是贝纳多特的策划，那他远比谢绾高明而大胆。此时路易十八朝廷在南北对峙中居于弱势，非常需要四大国支持甚至直接军事干预。但四大国内部矛盾重重，还有蓄意让法国分裂的动机，迟迟不肯表态。
比利时革命正是硬逼着四大国表态。
荷兰对比利时的占领，来源于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亚琛体制，目的就是遏制法国扩张。如果四大国要维护这一体制，就需要尽快对路易十七的身份以及目前的法国南北战争表态；如果不表态，比利时很可能带着卢森堡一起彻底独立。
法国与比利时关系天然亲密，且路易十八的虚君立宪政体，可以给比利时地区更大的自治权。比利时一旦独立，路易十八可以以邦联形式邀请它加入，而它很可能为了对抗荷兰而就此加入北部法国。
到那时，即使四大国不表态，北部法国获得工业发达的瓦隆、弗拉芒以及卢森堡大公国三个地区，南北法国强弱对比就会调转。
到底是要一个法-瑞-挪威邦联，或是一个北法-瑞-挪-比-卢邦联，还是撕破脸讨伐路易十八，是摆在四大国面前的一个难题，同样也意味着贝纳多特冒着极大的风险在为他的王位进行一场豪赌。
谢绾看到这里，摇摇头。自叹胆识比老政客果然不如。他合上报纸，呆坐了一会儿，随后请来了詹姆士科克里尔，询问他兄长在瓦隆的工厂情况如何。詹姆士表示局势动荡，他兄长的工厂已经是半停产状态，如果局势持续恶化，可能会整体迁来鲁尔堡。
这样倒是一个好消息，不过也意味着未来几个月会更加繁忙。谢绾送走詹姆士后，琢磨着鲁尔经济区的事情已经这么繁杂，还是暂时不管法国的事，专心审定将要提交给国王置地的1818年度财务报告。
谢绾召集全体委员，对各领域财务报表进行汇总结算，最后统一审定，经过1818年一整年的建设期发展，国王置地租售土地共收入一百二十万塔勒，净利润六十七万塔勒，超额20%完成目标任务；鲁尔经济区工业产值达八百万塔勒，进出口两百一十万塔勒；人口增加到二十七万；减免企业税收二十八万塔勒，减免个人财产税二十万塔勒，海关税收二十一万塔勒，其他原有税种收入十万塔勒，合计近八十万塔勒，由国王置地代缴，已经远超过当地原本的农业税收。
有了这样一份成绩，也可以向柏林朝廷和国王置地董事会交差了。谢绾向柏林送出财务报表后，趁着春光，以考察建设情况为由，让杜福尔-伏龙斯陪着自己在鲁尔经济区逛一圈。其实有了杜福尔-伏龙斯，这种基础工作已经不需要谢绾，他更多的就是去刷刷存在感，顺便见见那些由他招纳来的工商业主，了解一下作为鲁尔经济区管理者需要创新和改进的地方。
这趟半公半私的旅行刚出发，谢绾就看到沿途初春的景色和欣欣向荣的工厂矿山，让他心情很不错，前几个月在法国造成的心里阴霾一扫而空。
不过，不关注归不关注，像法国、比利时这样与普鲁士近在咫尺的地区发生的事情，还是三不五时的以头条方式出现在报纸上。
主要内容是，南北法国继续僵持，有迹象表明北军即将进攻巴黎；比利时和卢森堡的独立越来越接近现实；而四大国外交大臣虽然碰了好几次头，还是没拿出一个共同声明来。
直到3月下旬，一条新闻把这些新闻都压到二、三版去。
3月23日，俄罗斯帝国驻巴登大公国领事，奥古斯特冯柯泽卜，在巴登的曼海姆市，被一名叫做卡尔桑德的兄弟会成员谋杀了。这个卡尔桑德，是耶拿大学学生，还参加过瓦尔特堡集会烧过书，可以说是保王派天然死敌的那种青年。他暗杀柯泽卜的原因，据他自己交代，因为柯泽卜是“祖国的叛徒”。
柯泽卜此人，出身魏玛的商人家庭，也在耶拿念书。后来在魏玛朝廷工作，因为魏玛与俄罗斯关系良好，又去了圣彼得堡，开始了他在俄国的仕途。当过爱沙尼亚省高官，还娶了一位俄罗斯中将的女儿。拿破仑战争后，他的工作是驻巴登大公国领事，同时还是诗人、出版商、剧作家，并且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他在他的期刊里发表文章抨击维新派的革命思想和自由主义，以至于他的书也在瓦尔特堡集会上被烧，同时也有人指责他是俄罗斯间谍。
就这么件案情简单的谋杀案，却使远在柏林的普鲁士朝廷开了锅。之前国务秘书克勒维茨所提到的，“严格限制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权力”的法案所造成的保王派和维新派僵持状态，一下就被打破了：保王派以这件谋杀案为由，声称时局迫在眉睫，大大推进了这一法案的出台。
这也意味着，路德维希亲王要动手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这让谢绾有点头皮发麻，也不知道刘乾相和克虏伯工厂的进度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