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刘宋的民爵制度，刘俊始行南朝民爵制度，南朝的民爵从孝武帝孝建元年开始，平均三年被赐予一次。
而其他政治方面，刘俊还限制除边镇以外的地方兵权，革除地方封君下属对封君称臣之制。大明七年，刘俊曾诏令道：“朕闻，自今刺史守宰，动民兴军，皆须手诏施行。唯边隅外警，及奸衅内发，变起仓卒者，不从此例”。
此外，刘俊还设立了王畿制。大明三年，孝武帝以扬州所统六郡为王畿。次年，又将南琅邪郡划入王畿区域。
从刘俊的王畿诏令，来看，刘俊是将王畿作为中央派机构直接负责管辖的区域，高于畿外诸州的地位。有学者认为孝武帝同时实行王畿制度和分割荆州的政策，是试图在制度与实际两个层面完成以一个中央王畿为核心控御四方的国家形态。也有学者认为孝武帝设立王畿和他对明堂建设、山岳祭祀等礼制改革一样，目的是欲建立一个以建康为中心的天下观。
而刘俊执政时期劝课农桑，减免赋税。孝建元年，刘俊下诏说道：“朕闻农业是国家的根本，选贤任能是强国的必由之路。内难未平，政令不通，衣食浪费，国无栋梁之才，我内心愧疚，睡梦中都忘不了。各地官员，要认真根据以前的法规，督导百姓勤劳耕作以尽地利。致力耕田擅于储藏的，为他扬名。”
到了大明三年，刘俊又下诏说道：“朕闻，旧租旧债，一律免除。勤劳耕作的百姓，量才录用。孝悌仁义之士，赐爵一级。孤老贫疾者，每人赐谷十斛。督百姓耕作的官吏，全都有赏。百姓缺粮种，随时贷给。有办法劝导百姓勤耕细作的官吏，提升官职。”
随后在大明二年，下令各地赈济因豪强兼并，造成困窘和缺衣少食的百姓，同时又诏令地方官吏要好好体贴百姓。
大明三年对京城管辖内的贫困之家，减免一年租税。又因荆州饥荒，下令免除荆州之前的租税。
随后在大明四年，诏令道：“朕闻，节气不顺，染病者众多，想到百姓的疾苦，很伤感。可派使臣安抚慰问，并给他们药物，逝去亲人的家庭，适当给予赈济。”
大明五年，刘俊又下诏令道：“朕闻，自此以后，鳏夫贫民残疾老人，一一上报减免租税”，同时“穷困之家，赐给柴米”。大明六年，先后下令免除南兖州、徐州、南徐州、雍州等地的租税。大明七年，诏令“对贫困的家庭，开仓给以赈济”，又诏令“派使臣巡视慰问，了解百姓疾苦，鳏寡、孤老、病残难以自存的，赐给粟帛，年迈的另赐给羊酒”
随后刘俊罢免侨户，实行土断。刘俊即位后，为解决元嘉年间以来版籍混乱，南渡侨民不注户籍沦为流民的人数增多致盗贼蜂起，而南方土著居民依附于大族的人数也日渐增多的情况，采取撤并侨州郡县，罢免侨户，将流民和土地结合起来以统一侨户和土著的户籍的措施。
于是刘俊在457年到461年期间先后撤雍州各侨郡县，合并新旧侨郡，并将无实土的侨郡县并在有实土的郡县上，将新旧侨户合籍并将流民落籍于实土郡县。
刘俊在位期间又抑制兼并，限制士族封山占水。为解决元嘉中后期以来的士族豪强“熂山封水，保为家利”]的巧取豪夺，大肆兼并使国家丧失大量户籍人口的局面，刘俊于公元454年到455年之间先后颁布条例，限制士族封山占水，诏令官府与平民百姓交易，一定要公平合理。对官家占有的江海田塘，一律开禁。对皇亲显贵逐利，也一律禁止。
随后又对豪强大族的各园苑圈占面积太大，妨碍商业活动的尽量开放，给予贫民经营。
刘俊随后对课租侨户，始行检籍。孝建元年，“始课南徐州侨民租。”宣告自晋末“义熙土断”以来，京口所在的南徐州的侨户免租的特权被正式取消。东晋以来，南徐州是北来侨民最集中的地方，据统计一共超过了二十二万户，而侨民中的普通百姓又大多成为京口豪强的依附人口，对朝廷不承担义务。刘裕在晋末推行“义熙土断”时，由于是北府军所在，功勋武将也多居于此，故南徐州始终不在刘宋前期的土断和清查户籍的范围之内。
刘俊始课南徐州侨民租，宣告南徐州正式列入了朝廷的土断和清查户籍的范围之列，这不仅增加了国家编户，也沉重打击了豪强大族。刘俊又于当年始行南朝检籍政策。据史书记载当时“凡诸郡士族婚官点杂者，悉黜为将吏，而人情惊怨，并不服役，逃窜山湖，聚为寇盗。”[80][80]“加以严刑不能禁。乃改用军法，得便斩之。”
随后刘俊又赦免兵户和奴婢，改铸钱币。魏晋以来，兵户和奴婢沦为一种为人所不耻的贱户。刘俊于公元458年，下诏军户免除军籍成为平民。
随后刘俊在公元459年，又下诏，对正在服无期徒刑、官吏奴婢中的老弱病残者全都恢复自由[87]。孝武帝还免军户立郡县，如令雍州“免军户为永兴、安宁二县，立建昌郡”，使他们成为正式的编户齐民。鉴于元嘉末年因北魏南侵造成刘宋社会经济萧条，财政危机凸显，货币流通混乱，流通量减少，导致民间流通中的钱币的重量不断减轻，刘俊又在公元454年，改铸钱币，铸四株钱。这就是有名的“孝建四铢”。一方面整顿钱币流通混乱的局面，解决因经济衰退导致民间对钱币流通量的需求，另一方面则试图将财政大权收归中央以集中财权。
随后刘俊有始设台传机构，加强中央财政。东晋以来，地方州郡长官不仅控制了地方财政，侵夺地方上交中央财物，私自擅用台库现钱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甚至出现地方官一边滥用科调，自辟财源，但对上供中央的租赋却无所用心，严重影响了中央财政和中央租赋的正常采集。孝武帝即位后，为从制度上杜绝地方州镇截留和滥用上交中央财政的现象，开始设置台传机构，并派御史职掌，负责经办地方台仓、台库。（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