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数十万”大军覆灭于黄河大名府南乐镇段，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淹死在了河中。
除了同军抓获的俘虏，以及随童贯逃到尧山又回到东京的部分官兵外，还有大量散落民间的溃兵。
这些溃兵给河北两路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威胁的同时，也将不可与同军敌的恐怖传说带到了各州县。
而徐泽随后的出巡，更是赤裸裸的武装大游行，有力震慑了各地还未接受整编的驻军和反对势力。
因准备工作到位，同舟社对河北各地旧军队的整编很顺利，并没有闹出什么幺蛾子。
最初，部分军汉对整编还有些犹疑，得知编余人员会被退给朝廷后，出于可能会继续对阵同军的恐惧，这些人立即转变思想，积极接受整训。
至秋粮征收前，牛皋、武松、李逵三个军已经完成了七个师的初步整编，最后一批三个师的整编也已经开始。
徐泽这段时日在组织整编师营以上军官轮训的同时，还对战曹组织的军级机关参军集训进行指导。
在机构设置上，军与师有明显的区别。
师是独立作战单元，训练、打仗、教育、管理，什么都要抓。
而军则更偏重于指挥打仗，研究本战区方向要打什么样的仗，要怎样打。
然后，根据具体作战任务，向本军配属的各师下达训练任务。
普战师为了适应大部分作战地域，编制相对固定。
而军则根据任务不同，由若干个师组成，编制并不固定，但每个军不会少于两万人。
一个军辖数个师，并不是简单的战斗单元累积。
徐泽对各军建设的要求，是可协同或单独发起跨“路”级行政区域的战役，并击败两倍以上兵力的金军。
很明显，与师以下作战单元强调能硬撼多少敌军的战力要求不同，军以上单位作战更侧重于战场掌控的能力。
战场掌控一词说起来很玄，其实理解起来并不复杂。
简单地讲，指挥者要有能在较大战区范围内准确掌握敌我双方兵力部署和用兵方向，并干扰进而影响敌军做出误判，以让已方掌握战场主动权的能力。
要讲清这一点，首先得明白军以上单位作战是什么概念。
军以上单位作战，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多，本方几万，敌方也有几万甚至更多，加起来动辄上十万。
其次是作战半径广，敌我面对面完成兵力部署的情况极少见，双方集结后再出征的距离一般至少相隔数百里，甚至几千里。
这么多人在如此远的距离调动涉及到很多复杂因素。
即便是交通运输相当发达的后世，数万以上人远距离整体机动也是个很复杂的课题，更别说道路条件较差、甚至很多地方就没有道路的当下。
当军队达到数万规模以上时，数量就不再是决定胜负的最关键因素了。
包括宽阔的大草原在内的绝大部分地形，行军路线通常只有很少的几条可选。
又因为道路宽窄，沿途水源承载能力等条件限制，使得大军的行军纵径通常拉得很长。
甚至，为了能够按时到达指定战场，军队超过一定规模后，就必须兵分多路。
这就导致了大军远距离机动过程中，单位时间内能投入某个未知战场正面的兵力会很有限，也就是常说的“兵多到一定数量就会用不上”。
军队规模越大，总兵力和单位时间内能投入作战的兵力比率就越夸张。
这是受地形、道路、粮秣、饮水、宿营、军队行军能力差异等诸多因素限制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以同军与宋军的京东大战为例，就算童贯一开始就有数万精锐大军捏在手中，
由于宋军的组织结构和沿途道路等条件限制，这么多人也不可能整体推进，大军必然会分出数部，行军纵径会达到数里，甚至十余里长。
这个纵径相对于数万精锐大军来说并不是多大的问题，只要不乱，随时都能够做到首尾兼顾。
但童贯在战略上作出了误判，被贼军的指北打南和指南打北搞得疲于奔命，大军在反复的调动中必然不断脱节，行军纵径逐渐变成数百里。
到了这个时候，童贯已经失去了对战场的有效掌控，数万大军也变成了若干个单元，这些单元虽然不独立，却因为距离等原因无法相互支持。
而对战场有效掌控的贼军则可以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破官军，轻易赢得胜利。
这还是地形相对狭小，兵力也不多的京东战场。
当兵力和地形都扩大数倍后，战场掌控效应就会不断递增。
真实战场上，敌我双方通常都有不得不守的战略要点，以及不得不防的薄弱部位，又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所以，能否有效指挥数万人级别的战斗，就成了自古以来衡量名将的重要尺度。
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也摸不到“战场掌控”的门槛，没有名将怎么办？
而且，两军对战，不仅需要掌控战场，还要涉及到包括物资调度、组织行军、指挥战斗等技能在内的统兵能力，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影响战争的最终胜负。
即使都是“名将”，统兵能力也有高下，敌方将领的能力高于己方，怎么办？
徐泽的解决方案就是建设一个过硬的军级机关，以辅助军正有效掌控部队和指挥打仗，让强将变得更强。
军级机关不是军正本人的幕僚团，而是包含情报、作战、训练、规划、机要、保障等参军之职在内，名为“战处”的正式机关。
很明显，以同军当前的积累，还撑不起三个战处，只能先搭起一个简单的框架，以后再慢慢完善。
这些军级参军除了战曹下派外，大部分是从各师抽调的精英人才。
全新的机关，全新的人员构成，全新的职责要求，只有加以专业的培训，才能担起这份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