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二，东京皇城，垂拱殿。
御史中丞俞栗昂身而立，手捧笏板，语气愤慨，奏道：“今日士风，有观望苟合之弊，有颓靡不振之弊，有阿党之弊，有诞谩之弊，有巧言谮愬之弊，有奔兢请托之弊。凡此六弊，皆起于好进，革好进之心，礼义廉耻为本。”
“今有知定州梁子野上表‘管下有嘉禾合穗，一科相隔五垄，计六尺三寸，生为一穗，并中间垄内，一科三茎，上生粟三穗’，实骇人闻听，物极必妖，臣请令定州速贡嘉禾，以定真伪。”
玉阶上，天子赵佶沉吟不语。
今日轮值押班的宰相余深暗自摇头，朝堂争斗了这么多年，纯臣都快绝种了，怎的这个俞栗就是不开窍呢？
官家天资聪颖，所触之事无不精通，官家登基之初，向太后还在听政，官家尚未亲政，便能一言而使跋扈至极的权相章惇“惧而退”，如今官家御极十二载，驭臣之术早就炉火纯青，便是当朝第一人——位极人臣的蔡太师不也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说用便用想罢便罢么？
以官家的圣明，又怎会被梁子野这种跳梁小丑般的臣子蒙蔽？
在梁子野之前，今年就有两个奸滑臣子欺君而先后获罪。
二月初一，河南府李譿奏“新安县万岁蟾蜍背生芝草”，官家不信，令其进蟾芝。
蟾芝入宫后，官家仅看了一眼，便说“蟾，动物也，安得生芝”，命近侍取水盆浸泡一晚，蟾蜍和芝草自行分开，发现乃是用竹钉和胶纸将二者强行固定在一起，由是下诏责李譿欺君罔上之罪，作散官安置。
五月初七，又有知永嘉县虞防上表，言“朝廷昨行当十钱，最富国便民之良法也，所贵推行之得其人而已，前日异议之人，务快一日之私，上欺天听，改为当三，亦误国之一也。望特许兴复，以便上下”。
对这种把握不准风向就投机的奸猾臣子，官家都懒得细查，直接下诏将其除名勒停，送循州编管。
这几年，州县地方进献祥瑞的又何止李譿、梁子野两人？
可以说天下州县，几乎争相进献，以至于玉芝产禁中殆无虚岁，凡殿宇、园苑及妃嫔位皆有之。
除了祥瑞，州县也屡献嘉禾。去年，便有知河南府邓洵武言“秋禾大稔，自双穗至十穗以上，嘉禾无双”，又有荣州奏粟一茎九穗，蔡州奏麦一茎两歧，或三五歧至八九亩近约十亩，远或连野。
一个比一个胆大，一个比一个更骇人闻听！
梁子野不过是追赶这趟风潮，甚至都算不上惹眼。
俞栗才高八斗，是崇宁五年（1106年）的状元，眼光是有的，其不言祥瑞，而直指吏治士风积弊问题，也算言之有物，且有一定的政治头脑，知道不打搅官家的兴致。只是行事还是过于刚直，前几年还曾因“勿和于时”由殿中侍御史贬知襄州府，官家能召其回朝，授以御史中丞之重任，足见官家明见万里，用人上极有决断。
只是自兴花石纲、修宫殿道馆始，朝堂上下总有臣子变着法的进言，官家不堪其扰，屡次禁言，也难堵住众臣之嘴。
而且，自六月份始，屡现灾异，六月辛亥荧惑入井，随后传来成都大火，乙卯白虹贯日，七月荧惑犯太岁，岁星犯积薪。
为平息朝野物议，官家先后放出宫女三百八十三人。
不想，昨夜又有流星出斗西南方。
当此之时，天子急切需要能冲抵灾异影响的祥瑞，就算明知梁子野欺君，也得暂时放过，若贸然同意俞栗所奏，谏臣们受此鼓舞，岂不是又要牵出一大堆事？
余深正思索间，忽听玉阶上天子纶音：“余相公可有奏？”
“臣确有奏，知郓州事梁子美及知寿张县事苏瑾联名上表‘梁山四十二亡户沐官家圣德，已登册归治，梁山匪患自消’。又，知成都府事庞恭孙上表‘夷人董舜咨、董彦博乞内附’，都堂不敢擅断，请陛下圣裁。”
成都路保州董仲元、霸州董永锡二夷部乞内附不是甚新鲜事，实际上，两部在嘉佑（仁宗最后一个年号）、熙宁（神宗第一个年号）年间就曾两次请命于朝，此类蛮夷素无礼信，今日附明日叛乃是常事，而梁山几十户亡户归治，也是政事堂就可以处理的“小事”，但在这个时机，将二者放在一起，意义便大不同了，这就是内圣外王，乃圣君所为，盛世气象，有此两奏，便不怕臣子们就梁子野之事借题发挥，又扯到道观、花石纲之上了。
天子曰：“余相公所奏两事便依前例，俞卿所奏之事，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