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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篇2:蓟州兵变

    1595年,明朝北方九大边镇蓟镇发生了一件事,在历史上很不起眼。

    这一年正是万历朝鲜战争的第三年,由于前线战事趋缓,明军将第一阶段在入朝的部分士兵调回国内,驻扎在山海关,石门等地。他们的人数约3700人。

    这支部队被称为“南兵”,都是从义乌,处州等地招募,按戚继光兵法训练和作战的军队。主将是跟随戚继光数十年的老将吴惟忠,也就是说这是不折不扣的戚家军。

    戚家军在朝鲜的表现非常出色,在平壤战役中他们奋勇登先,连吴惟忠本人都被鸟铳射穿肚肠,但戚家军还是第一批登上了城墙,一天一夜就拿下了被日军占领了多日的平壤城。

    按说远赴异国,定一国之都的功劳可以载入史册,但等候他们的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

    新任的上司蓟镇总兵官王保,把他们叫到演武场上,

    戚家军发现自己被已经武装好的友军包围,屠杀,最终死亡人数最有根据的说法是1700人。

    然后他们被冠以兵变的罪名,草草上报了事,虽然有热血御史为之鸣不平,但是在当时兵部尚书石星的担保下,总兵王保不但无罪,甚至还因“平等变难”得赏。

    史称“万历二十三年蓟州兵变”。

    戚家军被冠以的罪名之一是趁乱抢劫杀戮附近的商户居民,但且看看朝鲜君臣对这支部队的评价“功最廉操”,“一路皆立碑颂之”来看,这支部队军纪极佳,在朝鲜时是少有的不抢劫不扰民的军队,朝鲜当年所立碑到两百年后还看得见。

    在国外战区尚且如此,到国内反而会抢劫商户杀戮自己人民?明显不合理。

    那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因何被杀戮?

    为什么在日军的火绳枪下他们不过牺牲数百,回国后反而倒在友军刀下?

    戚家军是一支高薪酬的职业士兵。

    虽然戚家军很强调爱国保民教育,但士兵们确确实实是为了高报酬而来,戚继光也并不讳言这一点,他只是教育士兵们:养猫是为了抓老鼠,养狗是为了看家,你拿着朝廷和百姓的银子,出力杀贼乃是本分。

    在朝鲜期间他们更是双饷待遇,一名普通士兵的年薪达到约43两,远远超过国内一般水平。更何况在平壤之战中,明军李如松曾经许诺:先登上城墙的赏赐300两。

    但平壤之战过了接近2年了,不但先登赏银没有兑现,连应该拿的双饷也有拖欠!(当时冒死和他们一起登城的吴惟忠副总兵得了个可笑的20两赏银。)忍无可忍的士兵们鼓噪着要讨个说法,这样本来就和他们有宿怨的北军军官们就趁机发难,用兵变的名义杀人,从而为大明节省了这笔费用。

    一个袁崇焕之死被人记了数百年,到今天还是网络热点,因为他是文官。那1700名欠饷士兵之死的事情却传不了一年,甚至明史里也觉得没必要专门记录。只是在某些奏章里有记载,本来对边塞从军应募踊跃的浙江兵,在这件事后逐渐减少。

    表面的原因,主要就是“要赏结聚”“挟增月饷”,就是说索要欠饷,聚众闹事。

    明朝中期的军饷,募兵制一般是每年十八两。但是东征援朝是出国作战,有所不同。

    当时经略军务的宋应昌将南军的军饷提高了一倍,达到了一年43两左右。宋应昌在职的时候,都是按此标准执行,问题是他在第二次抗倭援朝战争前被解职,截止被解职时,军饷并未全部按期发放,这成为了隐患。

    南兵闹事的原因,并非全部是军饷,还有第一次入朝作战时该得的赏金,大家都是提着脑袋拼命去的,仗打赢了,事先答应的赏金却迟迟没有,这当然让人寒心。

    宋英昌优待入朝士兵,这是好的,能提高士气,激发战斗力。但他离职时没有做好善后,宋英昌自己也在给内阁首辅王锡爵的书信中说:平壤首级大功未赏,各军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幸相公留意焉。

    兵变主要内因

    欠饷本是军中常事,士兵不满乃至闹事也并不鲜见,为何立下汗马功劳的南兵会被屠戮?这牵涉到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军中的南北之争。

    南兵都是戚继光从浙江招募的子弟兵,前后共有二万余人。

    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中,吴惟忠率领蓟镇3700多南兵参战,表现出色,有目共睹。

    朝鲜人在《朝鲜宣祖实录》中如此评价南兵:

    “南兵不顾生死,一向直前,吴惟忠之功最高。”“游击吴惟忠领南兵进攻密德牡丹峰土窟,其军力战,死伤尤多。”

    但是,军队的统帅李如松,是北军的灵魂人物,他在战后的军功分配上,明显偏向北军,把原来南军的战功按到北军头上,比如平壤的“首叙”之功,是吴惟忠奋勇先登,结果到了最后,被归到了北军将领杨元头上。

    不得不说,李如松这手做得不地道。南兵将领王必迪甚至直斥李如松“不智不信不仁”,下级当面斥责上级,可想而知南兵的愤怒。

    南兵没有得到公正对待,事先许诺的奖赏也不到位,明军内部北兵与南兵之争愈演愈烈,碧蹄馆之战后,李如松战意消沉,没有进一步的军事动作,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戚继光为何特意要将南兵调到蓟镇,就是想以此作为垂范,整顿北兵的风气,籍此来练兵,戚家军的军纪有目共睹,即使在之后出国的远征中也同样如此。但这样做,必然会伤害部分人的利益,同时也造成南北兵之间的矛盾,戚继光在的时候,还不至于表现得很明显,等戚继光去世以后,裂缝就越来越大。

    南北的争端,并不局限于军中,朝堂之上,也是如此。张居正、戚继光去世后,继任者多是北方人,多少会偏向老乡。等支持南兵的宋英昌被罢官后,南兵更加势单力孤,无人为他们说话,前面答应的饷银,更是不知找谁去要。

    蓟镇总兵王保,当然就是北方人。

    所以,蓟镇兵变的爆发,就是南北矛盾的爆发,在这次兵变中,缺少支持的南兵被心怀怨恨北方军官诱杀,随后扣上个谋反的罪名,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兵变深层原因

    不过如果再往深层次探究,这就反映出明朝军队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弊端。

    明朝军事,从起初的军户制到随后的募兵制,发展到万历晚期,已经运行得越来越艰难,从根源上,又与财政息息相关。仰赖张居正改革十年间,国库得以充实,不过三大征一打,就再也没有恢复。

    “皇帝不差饿兵”这个说法,估计深居皇宫的万历没有听说过,崇祯应该也没有听说过,正是他们不断的差“饿兵”,“饿兵”都变成了“贼兵”,最后,大明终于亡于“饿兵”手里。

    蓟镇之变,其实可以看做是对万历,对明帝国的一个警告。身为九边重镇之首的蓟镇出了这样的事,一定是哪些制度、哪些环节上出了问题,这样继续下去,大明帝国很危险!

    可惜,万历和群臣选择性忽略了。

    这件事的罪魁祸首蓟镇总兵王保,事后受到了什么追究?

    什么都没有,王保随后替代董一元镇守辽东,卒于任上,死后赠左都督。

    南兵将士们半年前刚刚为国家远征归来,在异国土地上扬名立万,在战争中奋勇当先。可是,这些军人,没有在战场上死于日军枪林弹雨,却在驻地被自己长官诱杀。国家就是这么对待功臣的?这是人干的事吗?

    蓟镇之变后,戚继光花费十六年,苦心积虑构筑的防线很快失去了作用。三十多年后,皇太极指挥清军长驱直入,大明的北边各重镇不堪一击。在清军面前,它们仿佛已失去了屏障作用,只剩一道道边墙。

    这是万历二十三年,也就是1595年的事情,再过49年,明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