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重利益是人之常情，李晖在个人角度上可以理解，但问题是新政府的政策会断掉他们原有的大部分财路，而在国内贫民还要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情况下，政府又不可能拿出足够的利益来给予他们补偿。
如果是像国内的起义将领那样对新政权有过较大的帮助，那么还有理由特别宽待一下，但遗憾的是，南洋华商在大同党崛起的过程中却根本没什么贡献，因此李晖自然不会为其破例......
正所谓“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南洋华商此后肯定会对新政府怀恨在心，基于民族感情，李晖不会轻易搞肉体消灭那一套，但也不会像小蒋那样愚蠢地分不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而犯下大错。
想通了这些就不再有温情脉脉，但这样一来反倒方便直接将事情挑明，李晖不再需要说服张振勋，只要直接给他下强制的命令就行了，“不管你有什么意见，爪哇华人的迁移是一定要进行的，而且我也不会给太多的时间，最迟9月中旬就会开始清场，必须在此之前完成工作。如果那个时候迁完的华人华侨超过40万，政府会对你的损失给予全额补偿，还会酌情给予一定的奖励；而要是不满30万，非但不会有任何补偿，你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若是连20万都没有（这几乎肯定是在拖后腿了）......你就等着满门抄斩吧！”
“什么？”，张振勋一脸地难以置信，就连荷兰殖民当局至少明面上对他也是客客气气，李晖怎么敢如此蛮不讲理？但很快他就明白过来，“是了，正所谓无欲则刚，荷兰人明面上尊重我是为了要我替他们赚钱，而大同党既然准备自己经营，自然不需要我们这样的代理人，无求于我，自然下手就毫无顾忌。”
张振勋心中愈发愤恨，但是他却不得不俯首听命，李晖虽然不是皇帝，却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皇帝更有权威，要杀全家那是真要杀全家的，更要命的是，在大同党无孔不入的政权控制力下，张家逃都没地方逃，尤其是现在他们外逃必经的那些港口都在中国海军控制之下，那就更是难比登天。
看到张振勋的表现，李晖不禁暗叹，“中国的商人跟旧文人都是一个德性，跟他讲道理只会助长其气焰，反倒是直接来硬的比较容易奏效，想想明朝商人的卖国和满清入关后的恭顺......”
当然，恭顺只是表面的态度，毕竟是财路被断的大仇，心中没有怨恨是不可能的，而李晖也明白这一点，但他一点都不在意。
因为李晖足够年轻，足够活到在新体制下受益的群体充分成长起来，到那个时候，已经彻底失去主流社会话语权的遗老遗少们就算继续狂吠，也只是徒增一笑罢了。
的确如李晖所料的那样，张振勋虽然被迫屈服，心里却对李晖和大同党愈发怨恨，只是他又没有自己反抗暴政的勇气，那就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洋大人身上了......
要说张振勋想的也没有错，李晖和大同党的权威建立在无比强大的军事实力和一次又一次的辉煌胜利上，基础其实还很薄弱，一旦在中英决战中败北，之前看似花团锦簇的大好局面就很可能会迅速破灭。但问题是，英国人真能打赢吗？
好吧，至少英国远征舰队的司令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海军中将现在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他麾下拥有六艘君权级战列舰和六艘大型巡洋舰，可以说是英国皇家海军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支舰队，就算整个欧洲大陆上的海军主力舰集中起来，也未必是她们的对手。在西摩尔看来，以如此强大的实力，对付像暴发户一样基础薄弱的中国海军，又岂有不胜的道理？
但身为官二代而一直官运亨通而没怎么经历逆境考验的的西摩尔海军中将却没有仔细想想，如果这一战真的那么好打，这支舰队的指挥权怎么会落到他这个才刚刚晋升为海军中将的后备舰队司令手上？
“但愿西摩尔那个蠢货别将那么多主力舰全都赔光。”，英国第三海务大臣费希尔居然会这样想，可见他对此次远征是多么地没有信心，或许唯一让他稍稍心安的是，在远征舰队出发之前，他想尽办法，总算是及时地将一些他非常看好的年轻人才调离了那些军舰，让日后英国皇家海军的复兴多了几分底气......
不过西摩尔虽然有点盲目自信，但具体指挥的时候却相当谨慎，没有犯下哪怕一点低级失误。比如在进军路线的时候，西摩尔就否决了分兵让吃水浅的巡洋舰走苏伊士运河、以便可以更早抵达孟买的建议，而宁可让她们跟着战列舰绕道好望角，理由是巡洋舰就算先到也没法与敌人正面交战，而主力舰赶到孟买之前的那段时间差又不够她们完成一次破交任务，没有多大的意义，却可能给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这个险不值得冒。
而抵达好望角后，又有人提议舰队不去孟买，从德班直接开到澳大利亚，然后北上穿越巽他海峡突袭新加坡，这也同样遭到了西摩尔的否决，他认为中国政府即使明知这样做会多树一个敌人、也仍然派兵强占了巴达维亚，肯定是意识到了英国舰队走巽他海峡偷袭新加坡的可能性，因此不可能没有防范。还不如按部就班地沿着非洲东海岸北上去印度孟买维护补给后直接开进马六甲海峡，寻求与中国海军的主力舰队决战的机会比较好。
这不禁让费希尔等英国皇家海军的专家对其刮目相看，却不知道西摩尔只是认为自己必胜无疑，因此不需要用那些可能会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奇策，而对中国海军来说，这种硬碰硬的正面决战则恰恰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