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事件主要发生在番禺、顺德和香山三县，都算是珠三角地区经济富庶之地。
因此这三地的乡村自治组织更为活跃，乡绅有钱自然愿意捐助，各种福利性组织，什么善堂了，义学了，救火会了等等组织都能办起来。
但他们用来包围学堂的组织，则是一个将这些效仿、慈善等组织囊括在内的组织，乡村自治的中坚机构——公局！
公局本来的含义是“公同办事的机构”，在嘉庆、道光年间甚至更早，广东乡村就出现了公所、公局等士绅控制、管理的机构，也有用社学、公约等名称的，他们拥有武力，行使缉捕、稽查等权力。比如香山县，在嘉庆年间为防堵洋匪张保仔，“邑城郑敏达等七姓”捐资创设固圉公所，又名附城公所。1806年，该县小榄士绅何应魁，为防御海寇郭婆带，“捐金五百为乡里倡，设公约，分置巡船卡口，建碉台，督勇昼夜堵御”。道光年间，该县隆都士绅郑瑞芝主持隆都局，“鼓励丁壮，严密巡缉，屡擒剧盗”。该县大车乡士绅林谦，因庚子年（1840年）“英吉利以禁烟启衅，奸宄乘之”，“谦告县集众于云衢书院，立章程，严堵御，东乡赖以安”；1847～1848年，“西粤贼起，蔓延东省”，林谦“于是分东乡为六局，督乡团，察游匪，设总局于邑城之东”。不过，这类机构多因战乱而设立，由于经费及其他原因，事平后便解散或停办。
这种公局机构发展的巅峰时期，还是咸丰之后的一段时期，主要就是地方不太平，大批乡绅为了保持地方稳定，防备太平军和天地会起义泛滥，捐献大量资金，建立了大批乡勇，这时候他们才开始拥有了相对正规的武力。
“臣请裁撤团练公局！”
由于这次事件，正是那些曾经组织过乡勇的公局所为，礼部尚书龙元喜请示朱敬伦，要求裁撤地方公局。
反倒是刑部尚书罗天池在一旁眼观鼻鼻观天，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这是有因由的，因为公局就是龙元喜极力保留下来的，早在朱敬伦扯旗造反之前，他就已经在顺德县规范了地方公局机构。
龙元喜是顺德乡绅，当时英法联军攻打广州，他在顺德编练了大批乡勇。之后咸丰皇帝担心地方势力做大，不肯给经费，他多方奔走，希望能够保留这些乡勇，一方面有这些武力，是他个人的资本，另一方面这些人还能保护地方安稳，同时裁撤的话，反而会落草为寇，大大不利于地方太平。
在龙元喜的努力下，“访各乡绅士，由县札办乡局分理捕务”，在县城设立了团练总局，建立了从县一级到乡一级的公局体系，县的团练总局接办了原本官府主要承担的捕务和捕费等。
朱敬伦能选择龙元喜当礼部尚书，并不仅仅因为是他是前朝官绅，更因为从中看到了此人处理事情的能力，尤其是这种创设制度的能力，让他格外认可。
后来朱敬伦建立大明，这种乡绅公局机构对他能够迅速稳定地方，是起到客观作用的，所以他不但在之后没有取消这种组织，反而推广了这种组织，就让龙元喜主持，在各地建立了县公局，统领各乡的公局。
这些年来，这些公局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在官府投入相对较小的情况下，这些公局负担了稳定地方，沟通官府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公局也在制约官府权力，尤其是在县城一级，在缉捕盗贼、司法管理方面，跟各个县衙常有冲突，普遍存在公局滥用死刑现象，因此之前刑部多次要求解散公局，都被龙元喜强势阻挡，认为这是刑部在为自己的无能寻找借口。
但这次反倒是龙元喜自己要求解散公局了，就是因为这次公局围攻学堂，不但摧毁了相当多的乡村学堂，而且还打死了好几个保护学堂的警察甚至是士兵。这已经形同反叛，龙元喜知道这种组织已经不可能让任何官府容的下了。当年咸丰不肯让公局继续统领乡勇，朱敬伦显然也不可能容得下这种带有武装性质的组织。
朱敬伦并不急着做决定，反而是让刑部尚书先介绍一下情况。
刑部侍郎罗天池很快详细的汇报了一遍。
爆发事件的县，主要是番禺、顺德和香山三县。
这三县中，香山县由于靠近大海，历来就是公局势力强势的地方，早在乾隆时期，甚至明代，就有地方乡绅组建乡勇对抗海盗的传统，因此他们更善于组织武力。番禺县则是在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期间，组建了大批乡勇。顺德县的，正是龙元喜组建的。
而这次砸毁学堂，打死打伤警察士兵最多的县，则是番禺县。
番禺县分捕署和各司，下属的茭塘司的南洲局、彬社局、岗尾局、石楼局、赤山局；沙湾司的仁让局、石桥局、萝西局、鳌山局、韦涌局、古坝局、龙湾局、沙亭局、沙圩等乡十三所公局，都发生了包围学堂事件，显然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次有联系的集体行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当成叛乱来对待。
“南海县的情况如何？”
这三县经济富庶，乡村多是桑葚鱼塘，土地肥沃，城市中也有大量缫丝、织稠等现代工业，但是最富庶的，还是拥有佛山这个不输给广州的商埠的南海县，但是南海县的情况反倒比较好。
罗天池汇报说，南海县也有包围学堂的情况，但是数量很少，而且在当地乡绅的劝告下很快就散去了，也没有出现打死人的情况。
朱敬伦点了点头，说起来这次公局包围学堂，其实并不是公局组织集体反叛，而是公局组织自身的失控，显然其中有一批乡绅对官府的教育改革已经不能容忍，但是也有一批人比较理智，不愿意跟官府对抗。
这些乡绅对教育的怨言，由来已久。几年前，就是他们的怨气，被曾国藩所激发，才兴起了自行办教育的热情。曾国藩名声扫地之后，他们很多都自暴自弃，放弃了那些学堂。但是心中的怨气不但没有消失，反而积怨更深。
这两年来，乡村教育出现了巨大的挫折。先是五年前，利用曾国藩鼓动乡下乡绅阶层修建了大量的孔庙式学堂，当时一度学童入学率超过了八成，可谓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前年曾国藩在天津教案问题上，牺牲了他这么多年来积累的威望，一下子变得人人喊打，加上现代传播方式的推波助澜，曾国藩俨然成了儒道的叛徒，曾国藩这面旗帜的倒下，大大影响了乡绅阶层对教育的关心。
当时掀起了一波砸毁学堂的逆流，朱敬伦后来不惜动用軍队才压制下来，不但接管了这些学堂，而且派下去了受过培训的教师，彻底完善乡村教育。
朱敬伦以为，是乡绅阶层抛弃了对乡村教育的主导权，所以改革应该不会遭遇抵制。
可事实上，此举等于是将乡绅阶层，彻底的从乡村教育领域排挤了出去，而他们主持这个领域的传统已经持续了几千年，这些人的内心有多么失落，甚至会让他们感觉到被时代遗弃的感觉，那么做出什么事情来都不意外了。
朱敬伦突然发现，似乎是改革带个旧阶层的失意太多，将他们抛弃才产生的矛盾，这是任何改革都很难避免的情况，但却是朱敬伦始终尽力弥补的情况，他总是希望将旧阶层带到新时代，看来至少在教育领域，他失败了。
朱敬伦心中都不免有些失落。
但他同时又有些感慨：“闹到现在这样子，虽说滑稽了一点，但这恰恰说明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而不是耻辱。”
他自己都没想到，教育问题闹到最后，竟然出现了暴力对抗现象，在欧洲发生不了这种事，在日本也发生不了这种事，但是在中国发生了。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大家对教育权力的争夺，这本来就说明了教育在这个国家的意义。毫不夸张的说，教育对这个民族，是带有其他国家对宗教的那种感情的。
因为重视，所以才都想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观念来控制教育的话语权，才产生了巨大的冲突，这不是愚昧，不是保守，而是一种信仰，当年满清动了汉人的头发和衣服，就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试想当时如果满清敢动教育，恐怕引起的反弹不会比剃发易服小，让中国人不穿宽袍大袖，让中国人留辫子，他们会造反，让他们不说中国话，不写中国字，他们更会造反。
这才是这个民族最伟大的地方所在，他们极为看重文化。反观全世界各国，普法战争后，都德写了一篇最后一课将被割让给普鲁士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法国人，以后不能写法文，说法语的那种失落表达的淋漓尽致，但是这两地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却没有因此而爆发起义。
日本人统治了东北和台湾之后，开始大肆推行日语教育，废除中文教育，但是大量民间力量自己办教育，甚至大批人往内地逃亡，就是为了保持子孙后代中文教育的权力。新加坡在李家时代，废除了华文教育，遭遇的批评同样不少。但依然无法阻止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家长让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跟大陆的奥数热情似的。
所以几千年来，国家政体有被灭亡的时候，但是中国文化始终保存了下来，同样被蒙古帝国灭亡的许多中亚古国，后人只能在地下挖掘他们过去的印迹了。
至于公局攻击学堂的行为，主要问题不是乡绅阶层的不满，主要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有能力攻击学堂，他们为什么要选择攻击学堂。
这才是朱敬伦更关心的，他们今天可以攻击学堂，明天就能攻打官府，后天就能够攻打京城，这是处在变革期的国家不能够承受的。
“那些乡勇是该裁撤了。”
朱敬伦叹了口气，之前这些乡勇没有裁撤，而是改组成了缉捕盗贼等维护乡村治安的力量，可只要是力量，就不光能用来维持治安，也能用来破坏治安。现在看来，乡绅阶层还没有那么理性，他们没有谨慎使用军事力量的自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