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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五〇章 到登州

    大宋朝建立之初,因为高丽对宋上表称臣,双方成为宗藩关系,登州港成为是大宋对高丽和日本之间文化交流、经济贸易和使者往来重要港口。

    那时,高丽到大宋的使者大都是由登州港入境,大宋使者也由登州港出行。大宋第一次派往高丽的使者,便是从登州港口出行的。淳化四年二月,宋朝廷派遣秘书丞陈靖、刘武二人出使高丽便从登州港出发的。

    在大宋初期,登州港的商贸地位在大宋四大港口中最为重要,无论是贸易额,还是地位重要性远远高于广州、泉州和明州这三大港口。

    只是后来随着“澶渊之盟”后,辽国腾出手来对付高丽,通过两个大战让高丽国被迫臣服,高丽国从而断绝和大宋的宗藩关系,而此时日本政局的逐渐混乱造成对外贸易也急剧减少,再加上契丹族的航海技术的进步,完全摆脱逐岛航行的办法,从而时常在渤海海域进行阻扰,从而使北宋与高丽、日本通过登州港的贸易往来时断时续,登州的经济出现极大的起伏,港口的作用日趋下降。???

    ?到庆历年间,大宋朝廷对登州港进行封锁,禁止南方的海船进入登州港。除了登州港,莱州港也实行海禁。大宋时期,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港口的地位逐渐上升,加上契丹对渤海海域的袭扰,大宋朝廷对登州港、莱州港施行了港禁政策,从而使得登州港商业贸易锐减,登州港也由盛变衰。

    此后,北宋朝廷在密州板桥镇设立北方唯一的市舶司,专门负责山东半岛及临近口岸与高丽、日本等国的贸易。密州市舶司北通高丽,南沿海岸通明州、泉州、广州等港。京东、河北、河东等路也可以通过密州板桥镇输出商品,南方诸地向朝廷上供的物品也可用此航线。这样,登州港逐渐衰落,为密州板桥镇的密州港所代替。

    但登州虽施行港禁,但是高丽的使者确实一直还是从登州港登陆。因为高丽的国都也在北方,从登州登陆海程近很多,而且是在渤海这内海航行,比去绕道密州需要经过外海风浪小、海图熟悉,也安全很多。

    而且高丽国在登州经营几十年,还是颇有些关系和底蕴的,这登州城内很多高丽的侨民在此经商或是直接定居,而且许多原先的海商以及城内的很多坐商等,都跟他们高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为在登州城内有着这许多经营,所以高丽的使者往来,自然更喜欢从登州来大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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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州最早设立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最初时州治在文登县。武则天神龙三年,登州治所始移至蓬莱,从此蓬莱县作为登州州治的地位开始确立,以后再没有变过。

    登州在大唐时,属河南道,到了大宋,登州划为京东路。

    登州城周五里,高两丈五尺,临海而立,州城离渤海海边仅一二里路,引画河水为护城河。

    登州城离得海边一二里,离得登州港也是一二里,因为登州城内的海边便是登州港。

    登州港不但是对外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和使者往来的重要港口,也是重要的水师基地。隋炀帝杨广在位之时,发动的对高句丽的五次征伐,便大多是水陆并进,动用了舟师,利用登州港的优势条件,运兵、运粮到辽东。到了大唐,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对高句丽、百济乃至新罗的战争,也多次利用登州港运兵、运粮到前线。从那时起,登州港就是重要的军事基地。

    北宋时期,由于和契丹的敌对关系,登州港这里的军事地位和作用进一步突出。

    宝元、庆历年间,因为大宋在集中力量对付西夏的时候,为防止契丹从渤海海上泛海来攻,再实行登莱海禁的同时,在登州港开始设立刀鱼寨,以保护登莱地区安全,同时屏障登州海域。

    大宋庆历二年,登州知州郭志高奉命在此构成一座城寨,以泊舰船。这座城寨依傍而建,位于北丹崖山下,临海而建,探入海中,扼守登州港咽喉。因大宋的水军使用的战船大都是长四丈,宽仅仅不足一丈,形似狭长的刀鱼,所以称为“刀鱼船”,这座水城便被称为“刀鱼寨”。

    刀鱼寨修建完成之后,登州于刀鱼寨巡检,泊刀鱼战棹,备御契丹。朝廷还将这刀鱼寨的厢军,升为禁军,以表明重视。刀鱼寨的构筑,算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军港的雏形,对大宋海上的屏障契丹海上进攻,以及高丽、日本海盗的袭扰等军事活动有着重要意义。

    这座刀鱼寨在我国军港建设上,也算是开先河之作。

    当然,如今的这座刀鱼寨从庆历二年建立,到现在只不过十余年时间,规模和建制还不是很完善,名声也不是太大。

    钟浩之所以对这座刚创立不久的刀鱼寨耳熟能详,并不是来到大宋才了解到的,而是因为后世他曾来过这座蓬莱水城。

    在历史上,随着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金国统治了北方,这座刀鱼寨自然失去了屏障辽东民族政权来进攻的作用,因此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荒废了。

    直到大明建立以后,为了防备倭寇袭扰。大明太祖皇帝朱元璋于洪武九年,下令在登州港内刀鱼寨基础上建造修筑水城。

    登州府军民于是在刀鱼寨基础上,北砌水门,南设振扬门,以土城绕之,引海水入城,建成了蓬莱水城。蓬莱水城周三里,高三丈五尺,厚一丈一尺,东跨山,东南滨河。其实把丹崖山、刀鱼寨以及刀鱼寨以西的水域整合为一体,外筑城墙以围之,东设出口以通大海。蓬莱水城建成以后,朱元璋特地赐名“备倭城”。

    大明派驻水城和巡防登州海域的水师,最盛时达六营。出身登州卫戚继光在领导平倭战斗时,曾在这“备倭城”训练水军,从而使得这蓬莱水城名扬天下,也让蓬莱水城成为中国古代军港建设的光辉范例。

    蓬莱水城,南宽北窄,呈不规则长方形,负山控海,形势险峻。自古就有“京津门户”、“渤海锁钥”之称,是兵家必争之地。水城有着完备而系统的防御体系和水师训练作战设施,因此,水城有着极其强大的防御能力。

    水城在明代最为繁盛,荒废于清代,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蓬莱水浅,港湾泥沙淤积,不宜停泊近代大型的机动船,于是,商埠由登州水城移至烟台芝罘,蓬莱的区位优势逐渐萎缩,水城也由繁华变为荒凉。

    虽说在历史长河中,蓬莱水城的军事价值或者商业价值,逐渐降低或者被废弃。然而这座特色而完整的军事建筑,却得以存留,一直保存到后世钟浩生活的那个年代。

    后世几经修缮后,呈现了蓬莱水城的原貌,可以让后世钟浩生活的那个年代的人们感受下古代水军的文化!

    这蓬莱水城便是依傍丹崖山而建,丹崖山上便是蓬莱阁,丹崖山下便是蓬莱水城,钟浩后世来蓬莱旅游时,自然是曾经来这蓬莱水城游览过。

    当然,钟浩如今来到登州,自然也少不了故地重游。呃……当然,到底后世那个蓬莱阁和蓬莱水城算是故地,还是大宋的这个蓬莱阁和蓬莱水城算是故地,却是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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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宋登州城周四里,高两丈七尺,临海而立,城池算不得大城,城墙也不算太高,比起青州城来远远不如。

    当然,登州城比起钟浩这一路来经过的潍州城和莱州城来说,也算是差不多大了。至于青州城,因为是望州,又是京东路路治,这登州城比起青州城来,多有不如,也算是正常。

    登州最辉煌的时期,应该算是明清时期,那时的登州府是山东六府之一,城池经过几次扩建,规模比大宋的登州大了许多。钟浩来蓬莱旅游时曾经,看过蓬莱的县志,明朝的登州府城周九里,高三丈五尺,厚二丈,皆为砖石结构,扩容一倍多。如今大宋登州的护城河画水和城东的密水,到了大明,被扩容的登州府城纳入城中,成为城中河。登州府城除了正常四门外,另有三个水门,外加一个小水门,城池规模相当大。

    虽然登州城不算太大,但是这临海而立却是一大特色,钟浩觉得等忙完了差事,一定好好在登州游览一番,顺便去海边玩玩。这来到大宋之后,这还从没见过海呢!

    钟浩带着译使李光旭和两个差役在登州城西郊的驿站安顿好之后,便从登州城西门迎恩门入城。

    钟浩一行先去了登州成为的高丽馆舍,去打探一下高丽使者的情况。当然,今天是没法天色已晚,自然是不便接洽高丽使者了。钟浩打算先去跟高丽使者约一下接洽时间。

    从唐朝起,登州港作为跟新罗国、渤海国和日本国交流的重要港口,这城内也设有专门接待官方使者以及管理外来人员的机构。唐朝时,在登州设有新罗馆、渤海馆和日本馆,专门作为负责接待新罗国、渤海国和日本国的使者的驿馆。

    这新罗馆、渤海馆和日本馆,除了负责接待安排新罗国、渤海国和日本国的官方使者,还具有一部分“海关”和“使馆”的职能,管理入境大唐的非官方人员。进入大唐境内人员,需要由各自专门负责管理接待新罗国、渤海国和日本国人员的新罗馆、渤海馆和日本馆核发类似于后世护照和签证的“边碟”,才可以进入大唐境内。这种“边碟”会注明进入大唐外国人员的目的地和路线。进入大唐外国人员必须严格按照“边碟”上的目的地和路线前行。若是不按路线前行,各地官府发现后,可以将他们遣返。而且他们在大唐完成自己的事情后,回来的路线也必须严格按照“边碟”的路线行走,不能随意更改。

    大宋建立以后,延续大唐的一些外交政策和举措,依旧是在登州设立馆舍,管理和接待外国来员,依旧是延续大唐的“边碟”政策。不过大宋建立时,渤海国早已被契丹灭亡,自然也就不再设立渤海馆。而朝鲜半岛新罗国也被高丽国所取代,这新罗馆自然也变成了高丽馆。

    大唐时,新罗和大唐接壤,也可以走陆路,海路只是他们派遣使者来大唐的道路选择之一,登州的新罗馆地位还不是太重要和突出。但是到了大宋时期,因为高丽和大宋陆路交通被契丹阻断,这泛海交流,自然成了唯一的选择。因此在大宋和高丽保持宗藩关系、交往很是密切的那几十年,登州城内的高丽馆一度在大宋和高丽的关系中,有着重要地位。

    不过随着大宋和契丹澶渊之盟之后,两国关系趋于稳定。契丹得以腾出手来对付高丽,在和高丽的两次大战之后,高丽向契丹修表称臣,和大宋断绝宗藩关系,双方官方交往迅速减少,这随后的几十年高丽馆的作用自然也就迅速下降。

    当钟浩来到登州城内的高丽馆时,眼见高丽馆已是极度破败衰颓。除了高丽馆几个官署人员办公的地方和接待高丽使者的院落,勉强还算修缮的可以入住之外,其余的已经都是破败不堪,近似于荒废。

    当然,这也是没法,大宋和高丽没有什么宗藩关系,就算有高丽人来大宋也大部分是来贸易的,这官方使者好几年来不了一趟,这高丽馆自然没有太大的维系意义,朝廷对高丽馆的拨款自然非常有限。没有钱资,这高丽馆的修缮和维护自然难以维持。

    这高丽馆的馆舍大都是大宋建立的初年建造的,到现在已经近百年了,很多早就屋舍早就腐朽破败。从高丽和大宋断绝宗藩关系之后的这近四十年来,这高丽馆内的馆舍又少有得到钱资修缮和维护,这馆舍不破败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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