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后，《大宋新华报》开始正式登上了舞台，它的编缉成员自然是大宋精英阶层中的精英，为首的主编居然是又是一个王静辉耳熟能详的人物──加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的范纯仁，范仲淹的儿子！
王静辉对范纯仁的历史并不陌生，但也称不上十分熟悉，之所以能够注意到他，还是因为他的老子范仲淹太过有名，想不知道都很难，此时的范纯仁已经四十三岁了，他的兄长范纯佑已经过世。这个范纯仁也是历史上“熙宁变法”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不过他和司马光是同属于保守派的，司马光在前，范纯仁在后，由于个人的操守和才能再加上他老子范仲淹留下的深厚人脉，范纯仁在司马光死后便成了保守派的中坚人物，这到和变法派中的王安石和吕惠卿的继承关系有些相似。
说起《大宋新华报》，本来有人提议使用《中央报》这样的称呼的，不过被王静辉立刻否决了──这让他想起后世民国时期那份专门以吹牛为著称的《中央日报》，这可不是一个什么好兆头，所以干脆把《中央日报》的对头《新华日报》给搬了出来。他心中对此也是好笑的很，也不知道是谁想得要用“中央”做报纸的名称，别人可能不知道，但王静辉对这个词可是敏感的很，“新华”对于一个后世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地词。本来这还是准备留着给自己的商行所用，不过想想“新华”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用的了的，干脆拿出来给朝廷的报纸更加实际一些。
王静辉虽然在报纸的问题上和司马光达成了一定地共识，不过他也没有想着全靠司马光。在《大宋新华报》创刊半个月后，楚州和杭州的商人群体在王静辉的示意下联合起来推出了《大宋商报》；杭州西湖学院和汴都华英书院各自都推出了自己的书院学报。一时间大宋有了三家最重要的报纸，还有两份一南一北两份学报。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无论在刊印、发行还是运输渠道上都是由商务印书馆来完成的，除却两份学报所面向的对象比较狭小之外，其它三份报纸都是通过商务印书馆的行销渠道直接面向全国发行。王静辉苦心经营《大宋明镜报》这么多年，所积累下来的深厚功底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巨大地作用，否则想要把报纸面向全国发行也不是这么一件容易的事情，至少在这个时代，就是朝廷想要发行一份全国性的报纸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有《大宋明镜报》用了几年时间探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渠道才有今天地场面。
这还不算完，王静辉已经分别给河北的韩琦和陕西的富弼，询问是否可以在这两个地方设立一个地方性的报纸。用以覆盖北方和西北地区。虽然还没有收到这两个人的回信，但王静辉可以预见地是他们绝对不会放弃报纸这样有力的武器，若是在四五年前报纸才刚刚开始创刊的时候，没有人嫩够意识到舆论地威力，但这几年王静辉用手中的《大宋明镜报》为依托。向士林、官僚、工商等各个阶层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达到的政治效果是所有知情人都明白的。
在王静辉的构想中，全国性的报纸只需要有这么三四份便足够了，太多的全国性报纸以现在的市场肯定容纳不下，最后还是会被打回原型。而《大宋明镜报》是大宋第一份报纸，市场开拓有着足够地功力，不仅在流通渠道上是无人能及。而且还大力投资教育，在这四五年间的投入使得同期大宋所能够培养出来识字的人更多，这些人都是报纸的潜在客户──在大宋的有些大城市中的酒楼茶肆之中，已经出现了专门以读报为生的“读报人”，规模稍大些的酒楼中，都会专门雇佣这些人来为客人读报以招揽客源。
开办的时间早，有着丰富的办报经验是《大宋明镜报》的优势，而且也是全国第一份全国性报纸。不过《大宋新华报》的背景是官方，是代表大宋的行政力量。这就注定《大宋新华报》自开刊刻印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全国行报纸了，发行上也是两条主线──朝廷的个个行政单位会按照距离汴都远近得到这份报纸，而民间发行则是以《大宋明镜报》这几年来建立的发行网络。不单单是《大宋新华报》是用《大宋明镜报》已经非常完善成熟的发行网络，《大宋商报》也是如此，华英络，只要想看这两份学报的人前来预先订购，在大宋交通比较发达的地方也是可以非常及时的得到最新的报纸。
王静辉非常明白，若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整个社会有非常明显的提高，就必须将教育摆在第一位发展，当然这是在国家没有外患或者没有重大威胁的前提下，不过他环顾大宋四周这些国家，历史上如臭虫一般不死坚持到蒙古人出现的西夏，现在已经被彻底打成残废，就算大宋不去攻击它，没有个十来年休想恢复元气，但大宋能够给它这个复原的机会吗？若不是因为大宋财政才刚刚脱离危险边缘，王静辉早就怂恿皇帝赵顼先扫平西夏了。至于辽国，按照历史应该不会有什么作为了，至少在三四十年内，大宋即便不主动向外发动战争，周边也绝对不会有危及大宋的武装力量存在。
平夏战争自然会有人去做，这用不着王静辉去操心，局势走到现在这一步，是他该退居幕后地时候了。只要在战争后勤上做好准备，帮助朝廷的军队在西北有足够发动战争的储备，那其他的事情就和他无关了。
现在王静辉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更好的引导整个大宋，改善它不合理地结构，提高其教育水平，若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单单对大宋统治高层进行影响还是不够的，换句比较有名的一个口号是：“让这个社会更多的人觉醒！”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报纸是这个时代最方便，威力最大的舆论武器。
《大宋商报》，这是完全出于为大宋商人而服务的报纸，上面除去有对朝廷有关经济方面地法律解析之外，还有内容非常丰富的商业信息。其实在宋朝的时候早就有广告了，而王静辉几年前创办《大宋明镜报》的时候，第一次将商家的广告搬上了报纸──之前大宋商家所谓地广告都是区域性质的，在街头巷尾所粘贴。倒是有些类似后世铺天盖地的小广告一般，高明一些的商家会邀请一些戏班或是杂耍团来表演，以吸引百姓购物，但却没有像后世那样“xx公司友情赞助”的字样。
《大宋商报》地出现使一些像楚州和杭州这样有实力的商家向外扩充的专业广告宣传，购买地人主要是商家。但是这样并不足以扩大《大宋商报》的影响力，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便有抑商的传统，更有歧视商人或是侵占商人财产的事情发生，商人本身的社会地位也很低，更让王静辉感到有些头痛的是。大宋虽然并不采取抑商的政策，但是大宋却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最为繁盛的时期，儒家思想的盛行就肯定会阻碍商业地发展。至少如果让这个社会的上流来认同你，你肯定不是一个商人──当然小王驸马是最个别的例外。
《大宋商报》和其他两份全国性的报纸有着很大的不同，虽然这份。报纸和王静辉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份报纸并不像其他两份报纸那样得到了王静辉在资金上的全力，这份报纸的营运都是由楚州和杭州两家商会所，资金来源除去报纸上的广告之外，所不够的地方也都是由商会会员来平摊，也就是它的发行量和价格的多少，完全是由商人们自己来衡量。若是放在从前。商人么肯定不会干亏本儿的买卖，但是广告的效力已经从《大宋明镜报》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况且王静辉也送给两地商会一句话：“商人的社会形象和地位完全是靠自己来改变的！”
王静辉在楚州和杭州有着非常高的声望，商人们更是对他非常信服，最主要的是小王驸马在他们眼中和财神没有什么区别，伴随小王驸马的永远是财富，而且和小王驸马合作绝对没有什么后顾之忧，除了不会侵吞他们的财产之外，只要能够和小王驸马挂上关系的生意，就是官府也要给三分薄面，这就相当于给他们的财产买了一份保险，让商人们安心的很。其实和王静辉接触的时间越深，商人们可以感受到王静辉心中的一些想法──改变商人的地位，通过各种善事来提高商人在人们眼中的评价──这也是王静辉所能够想到唯一提高商人地位的办法，因为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保护商人的社会习惯，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管子才这么做过，对他而言最有利的一点便是孔圣人将管子排在周公之后，这在儒家的地位当中是非常高的了。
商人的社会地位就决定了《大宋商报》的命运，不过王静辉可不是这么容易认命的人──《大宋明镜报》当初就是靠一些《封神演义》、《西游记》这样的“通俗文学”白话文学来打开了销路，扩大了其影响力，王静辉为了不让《大宋商报》成为鸡肋，便开始在《大宋商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这些文章都是经济理论方面的，《经济学》是后世大学中每个学生必修的课程，王静辉虽然对后世的经济学并不精通，但来到这个时空后经商起家，使用商业手段来影响大宋高层，上呈给大宋统治高层的许多策论中都有经济学的影子，他对这个时代的商业运行状况是十分清楚的。
王静辉在《大宋商报》上发表地第一篇文章便是《论国家调控手段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影响》。这完全是针对王安石变法所发表的一篇经济理论方面的文章，尽管在后世经济学家的眼中，这么粗糙的文章有些惨不忍睹，但在这个时代其轰动效应却是毫不亚于一场学术界地地震，当这个时代的大儒、士子们在《大宋商报》上面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内心的情绪是非常复杂的。这些人当中也包括了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等朝廷重量级人物。
由于这篇文章所阐述的内容正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依据，所以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一时间《大宋商报》成为众矢之的，各种评论纷至沓来，王静辉也采取了听之任之地态度。《大宋商报》的经营权虽然不在王静辉的手中，但是编缉和办报思想都是来源于他，所以《大宋商报》对于这些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评论，精选出来刊登，当然这场论辩地主力依然是王静辉。
不过当第二期的《大宋商报》出版后，人们都是一阵愕然──《论自由经济和管制经济的优劣》。作者依然是那个引起广泛争议的小王驸马。争论依然在进行，但随着每一期的《大宋商报》，王静辉每次都会有新地经济理论文章在上面刊登，这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这些经济理论给大宋所有的有识之士打开了一扇新地窗户──人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眼中一钱不值的经济原来和国家民生关系的这么紧密。王静辉的文字依然采用白话文。所有的人只要会识字都能够看明白，但却仅仅有少数人能够明白其中的深意──这些少数人当中既有拥护者也有反对者。
王静辉对此并不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从来就不缺乏拥护者，更不缺乏反对者，一个新的观点诞生总会伴随产生争议。若是没有人来争论才是他的失败，况且他也秉承着“真理越辩越明”地观点，有了这些争论正是人们关注这些经济理论的表现。只要有人能够看得进去。看得明白，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总有一天这些拥护者也好，反对者也罢，在碰到问题的时候都会学着用另外一种视角来看待处理问题，他的任务便是给人们提供更多的选择，开启这些人思考的动力。
王静辉不知道，已经有很多有心人将这些刊载他的经济理论的《大宋商报》收集、整理起来，多年以后有人将他在《大宋商报》上连续发表的一百三十多篇各种经济评论都誊抄成册，私下传阅。后来商务印书馆的曾掌柜得知后便干脆将之收集整理出版。当曾掌柜将整理好的书稿交给王静辉，想让其专门为此书起一个名字后，王静辉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这可是宋朝版本的《国富论》啊！”他心中默默的说道。
王静辉发表这些经济评论当初固然有想普及最原始的经济学以影响这个时代的士人以更加科学谨慎的态度来看待社会经济运行，但没有想到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居然是《国富论》的翻版──当然这与后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区别，就其学术水平和引起的重视程度上来看远远超越了《国富论》。
虽然两者有很大的区别，但王静辉还是以《国富论》为这本书定了名字，里面的内容完全是以他在后世所学到的《经济学》为蓝本，结合他对这个时代经济运行的理解综合写成的，这样的书更加具有指导性，更加适用。王静辉也将这本书列入了华英书院和西湖书院的教科书，尽管当时也有很多书院的老师和学生反对过，但说服他们并不困难──孔子将管子的地位评价的非常高，这并不是因为管子有多深厚的儒学功底，正是由于管子将“利”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国家之大利”为重，这与《国富论》的初衷并没有什么不同！
随着华英书院和西湖书院将《国富论》引入到教材当中，不出几年之间，大宋绝大多数的书院都将此书列为教材之一，以至很多年后大宋朝廷在进一步改革其科举制度的时候，将《国富论》列为天下应举士子必读之书，后来干脆列为单独考试的一科，这些变化是王静辉在当初所从来不敢想过的──以他对一个以儒学为治国指导方针的朝代居然能够使用《国富论》做教材，乃至当作考试科目，他还以为这辈子是看不到那一天的，没有想到世事发展确实是难以以常理所论的。不过这些都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现在王静辉为《大宋商报》撰写经济评论却没有想过这么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