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八章 财政预算
虽然按照九年纲要的规定，维新三年的财政预算属于试行范畴，不具有法定和强制效力，并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国家预算。但维新四年的财政预算就是正式预算的范畴，作为正式执行前最大、最逼真的一次仿效，尽管不具有强制效力，朝野上下还是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度，没有人为此掉以轻心。
责任内阁自不必说，这是过渡内阁最大、最重要的考验。财政大臣载泽是第一当事人，按照他的理解，如果内阁编列的预算不能为国会所接受，非但他在仕途上更进一步没了盼头，连财政大臣能不能继续做下去也是疑问。而对作为内阁首脑的徐世昌而言，维新三年预算案能否通过直接关系到过渡内阁的声望和地位，虽然皇帝亲口保证，即便预算案不能通过也不会动摇对他的支持，但徐世昌显然不会这么天真。况且，即便皇帝一时不计较，他还能永远不计较？要知道，连续两年预算通不过内阁可是要自动总辞职的。
除了这些考虑，徐世昌还有对未来的踌躇满志。通过两年维新，朝廷上下的关系基本理顺，特别是通过对三个贪污集团的重权出击，皇帝的地位和威望，责任内阁的办事能力和魄力都已经为朝野所接受，在这样良好的形势之下，徐世昌自然要考虑得更远，换而言之，决不容局势急转直下。要知道，目前这些局面是他费了多少心血、花了多少力气才锻造的，刚把根基打牢，眼看到了快出成果的时候，倘若一朝撤换，岂不是要后悔一辈子。
所以，于公于私，徐总理都不会容许预算案遭到挫败，当然，小的修缮之处肯定是免不了的，也要给各位议员留点修改的余地。
所以，当他捏着预算报告，在发言席上宣读时，一开始是非常紧张的，读着读着，进入了状态，神情才缓和下来。
“……诸位议员，本案所称各项岁入指由朝廷直接掌握，进入财政部核算体制的各项收入，包括经常性收入与非经常性收入。所谓经常性收入，是指帝国依照捐税条例，通过各省征缴的税费，经常性收入在本案内一般按照应收数计算，即不考虑地方是否足额、按时向财政部汇解，一律将其当作足额、按时考虑；所谓非经常性收入，是指帝国在上一财政年度依据其他名目而获得的收入，比如各官办企业年末的花红，各贪污官员贪赃所得的征缴等，非经常性收入在本案内一般按照实收数计算，即不管产生多少，一律只以财政部收受的款项数字为准。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在维新三年43453万余元的总岁入当中，属于经常性收入的当为37768万元，属于非经常性收入的为5685万元……”
说到这里，徐世昌抬起头来，与载泽目光相交，彼此会心一笑。
在制定维新三年的预算时，为增强朝廷对于整体布局的掌控，避免因当年收入不足而造成的运作难堪，载泽和徐世昌经过商议并奏明皇帝同意后，在预算案中埋下了伏笔。
例如，以三个贪污集团的查抄所得为例，按照监察院、财政部和内务府的统计，总价值大约超过1.5亿两白银，折合帝国元超过2亿元。这2亿元除了一部分属于挤占挪用其他款项而清理之外，其他没有详尽窟窿的数目字大约在1.7亿左右。但这1.7亿的非经常性收入到了维新三年的财政预算中却只计入了5000万元，其余1.2亿分明没有记载。
那么，这1.2亿被皇帝贪污了？非也，因为这1.2亿的贪赃所得除了一部分现银外，其余都是实物或者权利资产，比如古董、珠宝、玉器、良田、房产，甚至还包括股票、外国债券、引票等等……财政部在计算的时候，凡是没有变现的部分一律不计入当年损益，这就增强了预算的弹性。一旦缺钱，这部分收入立即会通过各种渠道变现，虽然在数目字上这个数字肯定会在下一年度的非经常性收入栏目中予以体现，但钱说不定早已经用掉，无非一个记账意义而已。
而按照岑春煊在皇帝面前立下的军令状，监察部在维新三年至少完成3000万的查赃任务，套用官屠的话说，“现在大老虎打得七七八八了，但各地各衙门的小老虎却是不少，臣定率领监察院众人将他们一个个揪出来。”
这是颇为奇特的军令状，套用在不管近代哪个欧美国家身上都可能是一个笑话，但唯独在中国不是。中国官场积弊之深、贪污舞弊现象之严重堪称名列前茅，有洞察中国内情的外国观察家坦率告知：“倘若中国这两年没有揪出这三个贪污集团，那么中国的**得分要远远高于奥斯曼土耳其，所幸有了三个贪污集团的被抓，中国的**地位比起土耳其来总算下降了一些。”这几乎是令人抓狂的评价，却是真实而又生动的写照，即便是经历这种天翻地覆的折腾，放眼全国仍然是贪污成风，舞弊成潮——这也是林广宇为何将三权宪法演变为五权宪法，坚持监察权独立出来的用意所在。
岑春煊搞宪政的能力一般，办贪官的能力和魄力却是独步天下，人才不用还真的浪费了。
“……按照九年立宪的分项进程，从维新三年开始将逐步推行中央税和地方税的划分，因此本预算案在制定之时充分考虑了税制调整的需要，特别是对田赋、盐税、关税、工商税（通过对各地厘金的统一整顿而形成的新税）等大宗收入予以了详尽了解，按照财政部的测算，今后中央税九成以上的来源将由上述四个税种构成。待中央税与地方税分权体制划分之后，各省将不必再向财政部解交税款，亦不必承担国防部所辖新军的军饷，各省地税所得一律归本省开支，纳入本省预算案范畴。非行省制的地方，如蒙古、西藏等，由朝廷另行制定税收协缴办法；原有历年来依靠他省协济的省份，倘若在税制改革之后面临财政预算不足，朝廷同样另有安排。”
虽然并未有人要竞选内阁总理之职，亦不存在内部竞争对手，但徐世昌说到这里依然微微一笑，对议会众人宣布说：“鉴于民生凋敝已久，小民负担日重，倘过渡内阁成为第一届正式内阁，本总理大臣庄重承诺，在第一届正式内阁存续期间，帝国政府决不增加任何名目的捐税，亦不准各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增加之……倘若经营得法，本大臣希望在三年后能减少、豁免一部分赋税以减轻民众负担。”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开始众多的议员还沉浸在对一大串数字的思考中，陡然听到此言并无反应，但少顷，所有人都反应过来，开始热烈地鼓掌——在场的议员几乎所有人都有大大小小的产业在身，虽然新税赋出台也能变法子转嫁给其他人，但毕竟麻烦，听到内阁总理不增加捐税的承诺，无不长出了一口气。
看到这个承诺的效果如此之好，所有聚精会神听取报告的内阁成员都笑了——果然不出皇帝所料。由于双皇债券和平准借款的大量输入，短期内帝国将获得大笔收入，对于增加捐税而言，皇帝并未有大的冲动，相反，林广宇对形势认识的很清楚，经过甲午以来清廷的层层价码，天下早已困苦不堪，处于激变的临界点，不加税就是从源头上控制了激变的恶性发展——中国的老百姓倘若不是被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是不会起来造反的，林广宇并不想尝试农民起义的威力。
“诸位议员，本大臣方才在讲述岁出数字是曾表态，按照口径的不同，有41987万，43598万和46873万三个数字……按照一般预算法则的规定，岁出只能确定一个数字。本案虽然违反了这个原则，但这不是对预算法则的藐视或无知，相反，却是本内阁经过详细讨论，经财政部精确计算而得出的结论，下面我将一一介绍。”徐世昌开始回答众人的最大疑惑，“对于维新三年的其余开支变化，本内阁已做了处理，全部体现在本案当中，但本案制定时，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并未予以包括在内，故而内阁只能详尽地考虑多种因素变化后在考虑制定预算方案。”
“按照皇上的旨意，维新三年涉及到财政收支平衡有三个主要因素：第一，增加国防开支，按照原先规划的国防发展方案，维新三年将进一步增加新军编练和海军建设；第二，增加官俸开支，按照本届国会的御案，将提高全国所有官员的俸禄水平；第三，增加教育开支，按照本届国会即将提出的府案，教育部拟在全国大兴教育，各县在维新三年至少增加两所新式小学；各府至少增加两所新式中学；各省至少增加一所新式高等专门学堂；各试点省份将进一步提高对现有大学堂的投入，没有的要兴建一所。46873万的数字指完全按照上述三个拨款议案实行，且不削减绿营、旧军军费；41987万的数字只按照国防部要求削减绿营、旧军军费但不准备按照这三个拨款议案实行；43598万的数字指既削减绿营、旧军军费又实行这三个增加拨款提案的情况。当然，倘若把这三项议案分解开来，按照逐一行使的方案重新编列，将会形成更多的岁出数字，本内阁认为意义不大且过于繁琐故不曾单列。”
原来是众多情况的排列组合，难怪会产生三个不同的岁出数字，众多议员在明白事情原委后，便不觉得不足为怪。新军一节，本来就有全国编练之倡议，既然新军军费一律由朝廷承担，调用也归国防部统一指挥，自然可以而且也属必要。官俸一节，御案已经通过，只是一个何时实行的问题罢了，既然风声已经透露出去，天下官员不免便有了期盼，倘若拖延日久，必然显得朝廷诚心不足，所以从维新三年开始实行，可以。发展教育，兴办新学原本就是诸多议员准备提议的，现在既然政府有了草案，自然也在首肯之列。只是，削减绿营、旧军之议从来未曾听到过风声，这次怎么突然就提了出来？
“诸位议员，国防部大臣前不久曾向皇上做了报告，谓旧制军队缺额严重，战力底下、人员萎靡不振，亟待整顿，更有张勋犯上作乱之先例，故务必加以整饬。整饬内容有三：第一，在新军逐步建立的防区取消旧军建制，人员汰劣存优，择其善者编入新军；第二，在新军尚未建立之防区，旧军予以保留，但务必要清点人数，压缩空额，一方面节省军费开销，另一方面也要提高旧军待遇，加强训练，准备日后改编；第三，原属防区，现划归警备区的地方，旧军人员同样汰劣存优，择其善者编入巡警。按照规划，不论采用什么方式，维新三年旧军饷额务必压缩25万，经费同比上年节俭3成以上……”
等徐世昌用看似平淡的言语说出这番话时，其效果却如惊雷一般，绝大多数议员都被震撼了——朝廷好大的决心，好大的魄力！一下子就要裁掉三分之一弱的旧军，这一刀果然砍得有些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