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词很简单，只有一句话――聘太炎先生为御前一等顾问，教朕辨菽麦。
6年前，章太炎与写作《革命军》的邹容在《苏报》大发革命文章，章劈头就是一句：“载?小丑，未辨菽麦……”惹得慈禧大动肝火，非要置之死地。只因为两人身在租界而仅以入狱处理，判刑亦极轻，邹容在狱中因条件恶劣而染病身亡，章太炎刑满释放后远赴日本。现在皇帝这么一说，便是不计前嫌的表示，在梁启超看来当是极大的宽宥。
当然，更绝妙的是，无论章太炎从与不从，这都是个绝妙的利器，足以在革命党人之间布下互不信任的种子。
“革命党不是铁板一块，也有矛盾，也有不和，倘若一味高压，彼等如无出路便会聚集在一起，如果朝廷示以怀柔手段，则必互相猜忌。”皇帝笑着道，“这便是急则相援、缓则相图的道理。”
“皇上圣明。”梁启超佩服地五体投地，这一招王霸之学既没有杨度那样过分，也不像自己那样柔和，却是用了巧妙的方法直刺革命党的软肋。
“可告诉刘申叔，让他联络在日人士反正来归，孙文的脑袋朕没有兴趣，那些误入歧途的才能志士却为朕所需要，如能归来，一概既往不咎，即便回来后反悔，朕亦准其来去自由。”
“远距离革命家”六个字随着梁卓如的如椽之笔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标志性符号，随着《帝国日报》的发难，海外华人亦掀起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看到文字的日本人平山周、北一辉当即就和中介人宫崎寅藏吵了起来，张继、谭人风、田桐等也议论纷纷。章太炎为保证《民报》的出版经费，最困难时穷得并日而食，两天才吃一块麦饼充饥，此时看到梁启超的文章勾起了新仇旧恨，第一个按奈不住，跳起来公开指斥孙中山贪污――1907年孙中山被驱逐出境时曾接受日本友人公开赠送的两万多日元，而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但收到如此巨款的孙中山只给经费极其困难的《民报》留下两千元经费，其全部余自己带走。
第二天章太炎就领着一帮人跑到宋教仁、胡汉民的住处叫骂。
“炳麟兄，你不要太过分！”胡汉民为孙中山辩护，“款子是日本朋友送给孙先生的，自然也该由孙先生全权处理。”
“走便走，要他们钱做什么？活像一条丧家犬。”张继插话，“拿了钱又不声不响，哪有一点革命领袖的风范？”
“胡说，孙先生不是已经给《民报》留了一笔款子么？什么叫做不声不响？”
“好哇，孙文拿了2万多元，一转手给了我们2000元，你以为打发叫花子啊？”
“太炎先生说得对，钱是送给革命党的，不是送给孙某人的，孙文公款私用，损害了同盟会的威信，也叫捐款的日本友人看不起。”
宋教仁出来打圆场：“两位火气不要太旺，孙先生将钱都用于购买枪械和供应起义军军需了。《民报》办报不是不重要，但事情总有轻重缓急，起义迫在眉睫，报纸的事情总可以缓一缓。”
“你还有脸说这事，这我还没和孙文算账呢？”章太炎脾气上来后谁也挡不住，“他买的军火我知道，都是村田式，这种落后式样的枪支在日本早就不用了，偏他还出高价购买。多花钱姑且不论，用这样破旧的武器去发动起义，不是徒然让同志们送命么？哦，我知道了，孙文是所谓的‘远距离革命家’，不用自己上战场的，自然也不在乎落后不落后。”
张继诘难道：“除了这2万元，孙文其他花销账目也是一塌糊涂。他岁岁赴南洋筹款，累计不下百万，这几年却花得一干二净，我倒想问个清楚，他还有没有廉耻二字？”
至于孙中山那模糊一片的财政收支，一方面确实不曾公布，另一方面也很难公布――大量的经费开销用于购买军火且不能透露真实姓名，否则下次谁还敢和革命党做生意？但外界一旦查无此人，便认定纯系捏造；另一大笔开销则用于收买国内会党，但会党多系狡诈之徒，拿了钱财要么是纯粹欺骗而挥霍干净，要么因时机不利而不敢动弹。章太炎等人便猜想孙中山根本就没有回国运动，不然如何解释一片沉寂的事实，就是把钱扔水里都有响声……
宋教仁愤愤地一跺脚：“你们休要中了清廷的挑拨离间之计。”
“挑拨离间？夸大事实曰挑拨，无中生有谓离间，现在我们所说的样样事情都有真凭实据，你怎么辩解。”
“炳麟兄，不要同他们讲了，这是孙文怎么辩都洗不脱的。所以我说，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党党首之命！”
忍耐多时的胡汉民也是怒火中烧，甩下《帝国日报》便骂道：“章炳麟，你不用假惺惺装好人，你嫌穷是不是？你嫌清苦是不是？鞑子皇帝聘你做御前顾问，你去做便是了！”
章太炎愤然离去，次日便率领同盟会中的江浙派另立山头，恢复了光复会这一旧有组织，并公开声明“余仍以革命为大义，但决不认孙文这个领袖”――孙章决裂便在当日。
在“远距离革命家”的批评和“倒孙狂潮”的双重打击下，同盟会风雨飘摇，不要说对宪政党咄咄逼人的攻势无力采取防卫，便是内部的也乱成一团。目睹此种情形的汪精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虽然年仅26岁却已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出任评议部部长三年之久（同盟会总理下辖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三部)。
如何以实际行动还击立宪派攻击与“远距离革命家”的挖苦呢？他一边在忧心忡忡中无条件支持孙中山，另一边也绞尽脑汁想办法。最后决定去京师刺杀清廷高官或者是亲近皇室以引起强烈反响。但他刚把口风一说便遭到所有人的反对――以同盟会骨干的地位去当刺客，着实太不合算，胡汉民与他交情甚笃，反对得尤其厉害，流着眼泪说道：“兆铭，革命即便再困难，也不到以命换命的地步。”孙中山也不支持，但汪还是想办法联合了其他志同道合者，其中第一位便是黄复生。
“复生兄，有件大事想找你商量……”说是商量，但他吞吞吐吐说了半天还没讲到点子上。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对方大笑，“不就是暗杀的事么？我早已听别人说起你要动手。”
“是！是！”
“那怎么不肯直说？我和你一起去京师，决无二话！”
“复生兄再好好考虑下。”汪精卫感动极了，“这桩事只要一下手就绝生路，成功是死，不成功更是死！”
黄复生翻了个白眼，很不满意地说道：“我参加革命以后什么时候想过生死的问题？你不怕死，难道我就怕死了？”汪感极而泣，连连与对方拥抱。
“这事光靠我们两个不行，还得有会造炸弹的人。”黄复生提议，“喻培伦会做炸弹，他可以。”
“我去劝他。”等汪精卫一说明来意，喻便爽快地答应了。
就在三人精心筹备完毕，准备离开日本去京城的前一天晚上，有个女子却找上门来。
“四哥，听说你们要去京师刺杀鞑子高官，带我一起去吧。”说话者叫陈璧君，年仅17岁，一心向往革命。由于她年轻活泼，在《民报》编辑部工作时就成了未婚年轻编辑们的追求对象，但其芳心却始终倾心于汪精卫。
汪精卫人是长得帅，但吸引对方靠的不是帅而是三不主义――不赌博、不**、不酗酒。他公开宣扬革命者绝不能结婚――革命者随时都可能有不测之事发生，有家庭必陷妻子于不幸，发誓“革命不成功不结婚”，虽然陈璧君落花有意，他却流水无情，相识相处虽好却无一点儿女私情。也正因为如此，陈璧君对他格外钦佩。
听到这话，汪精卫连连摇头：“小妹，我们是去京城革命，不是游山玩水，你年纪还小，又是女子，就不要去了。”
“不，我非去不可！”陈璧君发了脾气，“你从前都说男女平等，谓女子也有革命责任，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抛出男女有别的话语？”
汪精卫拗不过陈璧君的坚持，只得答应带她一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