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贯穿到共青团工作中去》，这是文章的标题，严格来说，它并不能完全算是我投出去的那篇稿子，因为有人对其中的部分内容做了修改，将体悟性的论调，转换成了肯定的论调，并与列宁**青年团的组织、宣传工作做了紧密的结合。
再看看文章的作者，赫然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弗拉斯·达维多维奇·恰普林。你妈，用的是真名啊！
我有一种晕晕的感觉，可以肯定，瓦列娜是绝对不会将这篇文章交给戈尔杰伊的，这家伙是个臭虫，估计整个列宁格勒团委系统内，都不会有多少人对他存有好感。那么问题就出现了，他是怎么看到这篇文章的？
“弗拉斯·达维多维奇同志，这篇文章写得很不错，对领袖斯大林同志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及道德建设上的指示精神，把握的很准确。知道我第一眼看到这篇文章时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没错，是惊艳，惊艳的感觉，我从未想到过，在我们列宁格勒的团委系统内，竟然会有理论钻研如此精深的年轻同志。好，好啊，非常好！”戈尔杰伊挥舞着右臂，面色亢奋的连说了几个好，正准备递给我一支香烟，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
他朝我点点头，示意我先等一下，而后伸手抓起电话。
“嗯，我是戈尔杰伊·德米特里耶维奇，”戈尔杰伊抓着听筒放到耳边，另一只手还在从烟盒里掏香烟，只是他才说了一句话，掏烟的那只手便突然顿住，而后不由自主的把身子站直，说话时的调门也压低许多，“哦，您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书记同志。”
电话里传出来的声音很小，我听不清说些什么，但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书记同志”这个称呼上，我判断打电话过来的人，应该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此人是日丹诺夫的死党，也是他现在的副手。了解苏联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一个“列宁格勒事件”，那是贝利亚与马林科夫一干人炮制出来的，也正是在那个案件中，日丹诺夫受到牵累，而库兹涅佐夫等一批人则被枪决。正是这起事件，给所谓的“列宁格勒传统派”以沉重打击，而以马林科夫为首的“莫斯科机关派”则一时风头无两。
“嗯，嗯，是的，是我疏忽了……我之前的报告完全属实，瓦列娜·尼古拉耶夫娜·戈卢别娃搞官僚主义那一套，打压、迫害有才能的年轻同志，这一点是有事实依据的，弗拉斯·达维多维奇同志就是个最生动的例子。”戈尔杰伊对着听筒，面色严肃地说道，“对，对，嗯，没错……是这样的，弗拉斯·达维多维奇同志现在就在我这里，好的，我会把州委和您的指示转达给他的，好的，就这样，请代我向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同志问好……再见。”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如果我没猜错的，这应该是说的日丹诺夫，这家伙现在越来越了不得了，刚刚召开的十八大上，才四十岁出头的他成功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可以说是深得斯大林的信任。
放下电话的戈尔杰伊明显有了心事，他紧紧攒着眉头，一边搓着双手一边在办公桌后来回的踱步。
我没听到电话里的声音，不明所以，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发愁，不过他在开始的时候说了一句“是我疏忽了”，想必是有什么事做的不对领导心思。
“弗拉斯·达维多维奇同志，你现在等一下，我处理些事马上就回来。”在后面转了几圈，戈尔杰伊似乎想到了什么，他将手里的烟盒放到我面前，笑着说了几句话，转身便急匆匆的朝外走去。
我的心猛然便悬了起来，这就把我晾这儿了，难道说出了什么问题？
“铃铃……”
戈尔杰伊前脚出门，最多也就是不到十秒钟的工夫，桌上的电话再次叫起来。
我抬了抬屁股，有心替他接听一下，但想到这是个忌讳，立马又把伸出去的手缩了回来。
这年头的电话可不是程控的，对面不挂线、接线生不理会，它还真敢给你响起来没完。
我等了十几秒钟，见始终没人过来接电话，心里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站起身，走到门口，我是打算找个人过来接听。
走廊里很安静，一个人影都看不到，对面办公室的房门还上了锁。没办法，我顺着走廊朝外走，希望能在下一个办公室里找到人。
隔壁的办公室倒是开着门，里面有声音传出来，我吐了口气，走到门前朝里面看了一眼，只看到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正一人端着一个白色搪瓷杯，站在一台箱式收音机前面说着什么。
收音机是敞开的，里面正在播放着一个人的讲话，声音和腔调都很熟悉，那是苏联党和人民的领袖，伟大的、立场坚定的斯大林同志的声音。他正在说……
“嗡”的一声响，我只听了他说的一段内容，脑子里就是一声炸响。
“……这个理论总结做的非常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简单却又具体，是的，这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我们有些年轻的同志，还是很注重理论修养的，这是一个优点，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位同志认真学习的优点……我曾经在**上针对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提出过明确的建议：我们有成千上万能干的有才能的年轻人，我们干部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需要去了解他们，及时的提拔他们，使他们不至于停留在原有的工作岗位上开始腐朽……”
不要问我在听到这段谈话的时候想了什么，说真的，我什么都没想，什么都想不起来，我的脑子里完全是一片空白。
“同志，你有事吗？”办公室里的那个小伙子发现了我，他扭头问道。
我茫然看了他一眼，摇摇头，转身就往回走，找人接听电话的事早不知道忘到哪去了。
戈尔杰伊还没有回来，办公室里的电话也不想了，我回到那把椅子前坐下，努力的平复了亢奋过头的情绪，心里揣摩着，试图将自己掌握的零碎信息串联起来。
桌上的报纸是今天出版的，而斯大林的讲话似乎也只能是今天或者是今天之前做出的，那么这里面就有一连串的问题出现了：我的稿子是如何传到莫斯科去的？又是如何落到斯大林眼睛里的？戈尔杰伊又是从哪儿得到的？他在得到稿子之后做了些什么？
像这些问题，凭我现在掌握的有限的信息，是不可能都得出答案来的，但根据刚才戈尔杰伊在电话中所提到的那些内容，我却可以根据逻辑做出一些假设。
假设性的推导并不是唯心的，而是一个很缜密的逻辑思维过程，在完善这个推导过程的时候，假设得出的结论越能同手中掌握的信息贴近甚至是吻合，那么这个假设就越接近于真相。
我先做的第一个假设，就是戈尔杰伊在接电话时所说的那句话——“是我疏忽了”，与我的稿件有关，那么他之所以说这句话就会有两个原因：第一，我的稿子有问题，第二，他在处理这份稿子的时候，在操作细节上有问题。通过刚才收音机中斯大林同志的表态可以看出，我的稿子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很明显，就只有第二个原因是成立的。
一份稿子，还有什么细节操作的问题？当然有，而且需要讲究的东西很多。首先一个就是发稿的时机，我不知道收音机里斯大林的讲话是今天发出的，还是刚刚转播出来的，如果是转播就没问题，但如果是直播，那么戈尔杰伊就有错误了，他不应该抢在斯大林同志做出正式表态之前把稿子发出去。更不应该的是，这份稿子今天见报，斯大林同志恰好就做出了这样的讲话。其次，发稿的报纸也不能随意，不过戈尔杰伊在这方面应该做的没问题，《共青团真理报》是很正式的报纸，登载这种文章是恰当的。再有，他把稿子修改了，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从戈尔杰伊刚才那副紧张的表情来看，再联系收音机里斯大林讲话的内容，很明显，戈尔杰伊修改后得稿子，并不是斯大林同志看到的那份，斯大林同志看到的是我的那份原件。
我那份稿件谈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而戈尔杰伊修改后却成了它在共青团工作中的重要性，这显然与斯大林同志在讲话中所涉及的内容不相符。怎么着，领袖同志给与了肯定的理论性文章，注意是理论性文章，他戈尔杰伊都要拿来修改一下才发出去，这是什么意思？他戈尔杰伊有什么政治企图？他想向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人民表明什么？表明他比领袖同志更有政治觉悟吗？乱弹琴！
哈，事情可大可小，关键在于有没有人使坏，有没有人拿它出来说事，如果是别人，不一定会把这种事当回事，可考虑到戈尔杰伊的为人，我相信他很有理由为这个原本不是很大的错误提心吊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