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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趣而又尴尬的审判根本没法进行下去,三个审判者都想给犯人开脱罪名,想要判她无罪,可犯人自己却像是一心求死,什么话不该说她说什么,什么不该谈她谈什么,只弄的审判者比她还心虚。

    要说还是来自国家安全总局的同志有魄力,眼看着案子越审越麻烦,亚历山大直接宣布了他的调查结果,粗暴的终止了捷莲娜对她自己的“有罪辩护”,当庭宣布她无罪。

    好吧,我承认这样的审判几近儿戏,以至于当亚历山大宣布审判结果的时候,捷莲娜看向我们的目光中都充满了嘲弄和不屑。

    不知为什么,审完了捷莲娜的案子,目送她离开审讯室之后,我的魂也像是坠在她丰满的屁股上飘走了,当然,据我的观察,癞痢头和臭狗屎也是如此,以至于在审理随后三个案子的时候,全都有些无精打采的。

    最后一个被审理的对象,是四月水兵被服厂的厂党组书记、厂长,名字叫什么我不清楚,不好意思,走神走的厉害,基本上什么都没记住,只知道他被判了死刑。而随着那一声了然无趣的枪响,这一天的审案工作也结束了,接下来,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主审官就得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都是搞革命工作的,再苦再累也没人管饭。

    抱着一整天的审判记录材料,我跟在阿夫杰伊的后面出了审讯室,沿着幽暗潮湿、冷冰冰如同冰窖一般的走廊离开羁押所,外面就是内务部明斯克局的大院子。

    天色将晚,还下着雪,柳絮般的雪花在回廊风的吹动下只往领口里钻,冷得令人无法忍受。

    斯大林建筑格局的内务局大楼前挂着巨大的横幅,上面红底白字的书写着口号:“抛弃旧方法,即辩论的方法,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与**分子坚决斗争。”

    仅仅隔着一条红色大街,对面便是劳动改造管理局,经内务部几个审判组判处无期徒刑亦或是各种有期徒刑的罪犯,会直接从羁押所押解出来,递解到劳动改造管理局,然后再分配到明斯克下属的6个劳改营。当然,还有一些更加倒霉的,则需要坐上火车,前往荒芜人烟且环境恶劣的西伯利亚。

    不是很宽敞的大街上颇为冷清,厚厚的积雪铺在街道上,都看不到多少脚印的存在。

    我沿着街道向斯维斯洛奇河的方向走了一段,路过苏维埃工人联合社的时候,亢奋了一整天的大脑总算是冷静下来。

    亢奋?是的,是真正的亢奋,近乎歇斯底里的亢奋。审判时,那种随时可以将犯人生死操纵在手心里,左手上帝,右手死神的无上快感,的确能够令人血脉沸腾。看着一个个犯人在对面的铁椅子上痛哭流涕,声嘶力竭的为自己辩护;明明知道他们极有可能蒙受了冤屈,却如同猫戏老鼠一般看着他们用苍白的语言陈述自己无罪的事实。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是掌握着万物生死的神灵,上帝又怎么样?这三天里,那些亵渎信仰的神父都枪毙好几个了。

    不过亢奋过后,冷静下来的时候,留在心底的却是无尽的空虚以及同空虚一般无尽的恐惧。

    捷莲娜说的那句话闪现在脑海里,她说她三年前拒绝加入布尔什维克的理由是想夜里睡的安稳一点,哈,这是多么经典的一个解释啊。过去三天里,被判处死刑的倒霉鬼,清一色都是布尔什维克,不幸的是,我也是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而且是一位机关干部,公职人员,尽管我所在的机关是个清水衙门,可那也改变不了什么。

    唉,想那么多干什么。

    一阵冷风吹进皮衣的衣领,我打个冷颤,从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中回过神来。

    点上一支“卡兹别克”,深深的吸一口,辛辣的烟味呛的我禁不住咳嗽两声。粗制滥造且不带过滤嘴的“卡兹别克”用的是阿斯莫洛夫烟草,对于抽惯了烤烟的我来说,抽这东西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不过我不会嫌弃它的,毕竟相比起那种味道跟朽木一般的马合烟草比起来,这种烟抽着还算柔和的。最重要的是,以我的级别,一个月只有两包“卡兹别克”的供应量,在互助社里,一包这东西就能换到一俄镑鲜肉。

    重新迈开步子,我朝团结工人大桥的方向走,厚重的毡皮靴踩在半尺深的积雪里,发出嘎吱嘎吱的轻响,这让我禁不住联想到了团市委值班室的那张破床。原来的团市委第一书记阿纳托利?弗拉索维奇,总是偷偷摸摸跟宣传办的记录员法伊娜?亚科列夫娜在那张床上搞事情,那种嘎吱嘎吱的声音曾经给团市委的人们带来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在两个月前,阿纳托利?弗拉索维奇已经成为了过去,他被人检举参与了以明斯克市委第一书记费多西?费奥多托维奇为首的“反工人阶级集团”,随后,依照刑法第54条第14款的规定,被判处死刑。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阿纳托利也是一个三人审判小组中的成员,和我现在的工作一样,他是被内务部的警察从审判场上直接带走的。

    阿纳托利死后的团市委,成为内务部明斯克局、明斯克国家安全总局调查的重点单位,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整个团市委所有头头脑脑都被一扫而空。风骚的法伊娜在家中上吊自杀,“以她的死对苏维埃革命政权进行了最后的也是最恶毒的攻击,”为此,她的父母、妹妹被所在单位开除,社区配给委员会断停了对她们的所有生活必需品配给。

    很幸运,我从那场涤荡了整个市团委的风潮中存活了下来,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我的背景很清白,根正苗红,我的父母都是立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而且当年牺牲的时候,所在部队正是布琼尼指挥的第一骑兵军。那可是斯大林同志亲自下令组建的部队,是他老人家的嫡系,过去两年,多少将军、元帅都被枪毙了?可看看出自第一骑兵军的那些人,布琼尼、伏罗希洛夫、铁木辛格、罗科索夫斯基、朱可夫,这些人不都活的好好的?所以说,斯大林同志的嫡系部队里,绝对不会也绝对不能出现敌人,而作为骑一军烈士的后人,我这个无官无职的红二代,自然也是可靠、可信的。

    冰封覆血的斯维斯洛奇河像一条白色的蛆虫一般趴在城市的夹缝里,十几个不知烦恼为何物的孩子,在冰面上追逐嬉戏。过了横亘在大河上的团结工人大桥,对面有一片建筑了一半的施工工地,那是正在修建中的市委大楼。

    每次看到这个夏天即能建成的大楼,我的心里就感觉很好笑,很明显,只要历史不发生改变,再过两年,德国人的装甲铁骑就会踏破这个城市,之后,延续近四年的战争,将把这个城市彻底摧毁,瓦解成一片废墟。这栋精心设计的大楼,估计最大的作用就是给这片废墟添点废料罢了。

    在过桥后的第二路口左拐,踏上巴甫洛夫大街,再顺着街道一直向东,过两个路口,就是所谓的工人一号新村了,我的住所就在这里,一栋帝俄时期修建的三层小楼。跌宕的岁月已经将这栋建筑摧残的不成样子,我甚至担心大声打个喷嚏,是不是会把它摧垮。

    想到晚饭还没有吃,兜里又有助人为乐得来的十张配给券,我没有直接回住所的破楼,而是转了一圈,去了临近的社区配给站。

    呵呵,配给站,在我眼里,所谓的配给站就是只配让人骂它没有小“jj”的站,偌大一个仓库里,东西只有那么几样,负责分发物品的肥大妈还跟上帝似得。对拿着几卢布配给券过来的人,她报以厌弃的目光,对拿着几百卢布配给券过来的人,她报以憎恶的目光,总之就是没个能入她眼的活人。孙子,别落我手里,不然审都不审,直接就她判个死刑,还得分五次执行。

    一俄镑食用糖、一打鸡蛋、一俄镑鲜牛肉、一俄镑烤肠外加一听鱼子酱,真奢侈啊,不过老子有钱……不,是老子有票,随你怎么羡慕嫉妒恨。嗯,香烟也要来几包,不抽他奶奶的“卡兹别克”了,直接换“勋章”,咱现在吸烟的待遇上自己实现干部化。

    所有东西都用一个牛皮纸袋子装起来,抱在怀里,雄赳赳气昂昂的出门——一票在手,天下我有,爱咋地咋地。

    从配给站出来,我抱着东西正想来个苏联式的过马路,横下里突然伸过来一只干枯的爪子,一把揪住我的大衣袖子。

    我怀里抱着东西,箍住纸袋的右手里还拿着刚才换回来的一些小额配给券,这只突然伸过来的手,不是想要抢劫吧?这年头在大街上抢劫,难道不要命了吗?

    停下脚步,我扭头看了一眼,赫然发现这只爪子的主人竟然是一个身上裹着破毡布的枯瘦老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