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次回去你还是给你们家乡军分区认识的领导打个电话吧，下了火车短暂停留后，请他们安排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回老家，去你家坐公共汽车太不方便了。”徐苹对郑良玉说。
郑良玉说：“不，这次回去谁都不告诉，特别是不能再用公家的汽车办私事，以免给别人出难题和找麻烦。我们下了火车倒公共汽车，下了公共汽车再步行一公里，或者让我弟弟的孩子到公共汽车站接我们一下，直接回老家乡下，退休没事了咱可以不过多顾虑时间慢慢地往家走。”
“不给别的领导找麻烦我同意，但是，我们俩好几年没有一起回家了，总要在城里停两天看一看，与你的亲戚朋友也总要见一见面吧！”徐苹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郑良玉想了一下说：“那就让常浩提前帮我们联系个部队招待所，回老家之前悄悄的在城里住几天。”
“这一次回去你还是不想和范书才见面？”
“不见面！听别人说他当了领导干部之后很牛气，我在职的时候不想与他见面，懒得看他那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退了休更不会和他见面。”
“我有些不太明白，”徐苹说，“你们俩在一个连队工作并没有多长的时间，怎么会在感情上结那么大的疙瘩呢？”
郑良玉说：“我已经给你讲过几次了，我们俩在连队的那次不愉快，不是个人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范书才的前妻到连队探亲，他身为副连长，严重侵占战士的利益。我是连队的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召开支委会批评他的行为是对的，向上级领导汇报他的情况也是对的。”
“好吧，我也不是想让你这时候去见他。说实话，你多年来坚持的‘原则性，’赢得了一些人，也得罪了一些人。”徐苹说。
“你说的这‘一些人’和另‘一些人’，有时候的份量是不一样的。比如我在连队与范书才的那次不愉快，一边是连队的某个领导，一边是全连的战士，一边是坚持原则，一边是违反纪律，孰轻孰重，孰是孰非，不言自明。按说，我们连队的几个干部一直是很团结的，我是党支部书记，首先要求自己以春风待人，以秋风对己。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只要不违反纪律和道德，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但是，一旦你违反了纪律约束和道德规范，就必须接受纪律的处分和道德的谴责。一个单位的领导，对于身边人的不良现象，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熟视无睹。”
“你这番话就像是一个指导员给战士讲党课。”徐苹说。
郑良玉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过去的事不再提了，我只是想提醒你，咱们现在既然不当官了，就要习惯于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老百姓有老百姓的乐趣，繁华历尽，方知平凡是真，回首沧桑，只想平淡如水。我考虑好了，咱们这次回去，在城里住两天，见见亲朋好友就赶快回家，在家里住上一段时间，听听农村的鸡鸣狗叫，吃吃家乡的粗茶淡饭，和儿时的伙伴们拉拉家常叙叙旧，是我多年的向往。有时候我还是真想他们，下河摸鱼，上树捉鸟，小时候的事情多有意思啊！”郑良玉坐在沙发上，眼望着窗外，沉浸在追忆往事的遐想中。
徐苹也受了他的感染，向往地说：“我是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本来对农村没有多少感情，自从与你结婚和跟着你回了几次老家之后，对农村与农民也多了一些了解，以至于后来见了进城干活的农民工，都觉得有几分亲切，他们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郑良玉说：“怪不得你经常给进城收废品的农民和装修工人们旧衣服穿。”
“我是觉得他们这些人赚钱不容易。”
“你与自由市场的小商贩搞价的时候怎么那么认真？他们中的好多人也都是从农村过来的。”
“我是觉得这些人赚钱太容易，他们进城多年，日子过得比有些城里人还舒心，现在已经不属于‘农民’的范畴了。”徐苹说。
郑良玉哈哈大笑：“你可真是阶级阵线分明啊！”
为了这次回老家，徐苹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她先是在旁边的自由市场买了七八身衣服，有老人的，有孩子的，近亲远故的人都想到了。尔后又在附近的超市买了一大袋子食品，说是回到老家孝敬老人和哄孩子。
“猛一看你好像是要回家想开个小卖部！”郑良玉与徐苹开玩笑说，“我弟弟在电话里对我讲了，家里一般的东西都有卖的。其实你回家多带点钱就行了，没必要大包小包地往家里背。”
徐苹对郑良玉说：“这你就不懂了，别人接受你从北京带回的东西与你在老家买的东西是两种心情，有的人千里送鹅毛，是因为礼轻情意重。将礼物和情意一块送人，会让人感到格外高兴。我一会去银行取点钱，明天再到西单商场去一趟。”
“什么？你要买的东西还没有买齐呀！”郑良玉惊讶地问徐苹。
“我想给常浩的女朋友再挑选一件礼物。”
“真是个有心人，这件事我支持！”郑良玉高兴地赞赏徐苹说。“在很多事情上，女人总是比男人想得细，但我并不认为这仅仅是性格问题。”
“你这句话我不太赞同，有时候，性别决定行为，男人看问题多是用眼，女人看问题多是用心。”徐苹说。
郑良玉点了点头，笑笑对徐苹说：“也许是你讲的更有道理。在居家过日子方面，你比我经验多，以后家里再有什么事，我帮你干。”
“你会干什么？”
“不会就学，我可以学习干家务。我相信有人说过的一句话：世上没有不会干家务的男人，只有不愿意干家务的男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