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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途中(下)

    张部长笑了笑对王相军说:“只能说金矿里的人一少部分很有钱,比如说矿区的管理者和老板、工头,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城里有房子,住在这里的大部分是打工的工人和做小生意的人。”

    “这里的金子一定很便宜吧?”王相军接着问。

    张部长还没有回答王相军的问话,郑少伟就回头看了王相军一眼,好像是责怪他不该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

    矿区生活区上边的山腰处,有几个矿井的口部清晰可见,它像一个巨兽的大嘴,把精力充沛的工人吃进去,又把疲惫不堪的工人吐出来。

    这里的女人多,大部分是打工人员的家属,她们整天无所事事,早看红日东升,晚瞅夕阳西坠,用渺茫的希望喂养无聊的日子。这里的孩子更多,有的女人怀里抱一个,手里牵一个,后边还跟着一个,她们似乎是存心是要为拥挤的世界再添一些乱。或许她们并不是这样认为,男人在上边生产矿石,女人在下边生产孩子,夫妻间是在开展正常的劳动竞赛。

    郑少伟一行人在生活区房屋中间的小巷中穿行,成堆的妇人盯着他们看,指指点点的,个个都是天才的评论家。几个半大孩子跟在这些穿便衣的军人屁股后边看热闹。孩子们应该是正在放暑假,他们赤裸的身体被太阳镀成巧克力色,这个地方好像并不缺水,但他们身上厚厚的泥土,似乎是可以在上边播上种子长庄稼。

    几个休班的工人嘴里叼着烟卷,也站在一旁看稀罕,一个人猜测说:“这帮人是坐军车来的,可能都是军官。”

    “那当然,而且还是大官,我看至少都是连长。”另一个人故作内行地接着说。

    拥挤的住房外边一片一片的掠晒着的各式各样的衣服,花花绿绿的,像是联合国开大会会场外边的万国旗。靠路边房子的门窗玻璃上,不断出现“美发”“洗头”的字样,倚门的女子红嘴唇抹得像鸡***对着认识和不认识的路人在乐,让人不得不可悲地把她们与“卖笑”这个词联系起来。

    在这片平房的中间,有一个漂亮的小院,院子里有几栋整齐的建筑物,张部长说这是金矿管理处的办公场所。从小院里飘出来浓烈的酒味,房子山墙的荫影处,几个人光着膀子的人正蹲在椅子上猜拳行令,院子外边几个工人挥舞着铁锹,正在用碎石填充路边的坑洼。一边是满头大汗,一边是大汗满头,炎热的天气让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一样的。

    穿过人们用奇异的目光织成的网,郑少伟一行人来到山坡上,正晌午无遮拦的阳光像火苗一样烘烤着大地上的一切。

    张部长把大伙带到一颗老桑树下边,阳光立刻透过树的枝叶向人们的身上射出无数支金箭,虽然是在阴影中,树下的人并没有感到有多少凉意。

    王相军挺着肚子最后一个走过来,范君看他衣冠不整、满头汗水的狼狈样子,将嘴巴凑在他耳边小声说:“奶油冰棍开始溶化了!”

    王相军不高兴地看了范君一眼,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说:“这阳光像火苗一样,怎么没------没有把你身上这把干柴点------点着。”

    登高俯视,三条山沟的沟口部分尽收眼底,郑少伟觉得军区的地形选得很好,虽然没有进到沟里边去细看,但是视力所及的地方,已经能够满足基地规划面积的地幅需要。他回头看看金矿矿区,内心不安的情绪轻轻地牵动了眉梢。

    “这个点我们还没有祥细察看,你们先谈谈初步印象。”郑少伟对一同来的其他几个人说。

    “我是搞业务工作的,看法可能片面。”范君首先发言,“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是新建工程要考虑的重要条件,军区的同志选的这个点在这些方面都无可挑剔。但是社会情况也是选点新建工程不能忽视的因素,矿区的存在,应该会成为影响我们定下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

    王相军已经缓过劲来,接着范君的话题说:“社会情况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我不否认,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它的作用。我原来工作过的部队里曾经有一个战备工程,地处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这个工程下马之后,部队留守人员将空余房屋租了出去,,由于管理不严,结果那里成了社会上不法分子造假售假的窝点。而在大上海花花绿绿的南京路上,却出了一个‘好八连’。”

    “我们现在不是要有意去考验部队,而是应该尽量减少不良风气对部队的影响,不能小视环境的作用,有些人可能会经受不住诱惑,军人也是一样,中国古时候不是还有个孟母三迁吗!总体上考虑,我觉得这个点并不理想。”范君的情绪有些激动,说话的节奏也比平时快了一些。

    “我们之所以准备了一个第二方案,也是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假如新建基地的地点选在这里,将来部队管理的难度可能会大一些。”张部长表示赞同范君说的话。

    小钱看着别人发言,自己没有吭气,他在军校学习军事地形课的时候,能够准确的按方位角行进,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还没有学会怎么样绕过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郑少伟和张部长商定,时间不早了,先去部队吃饭,下午再去看军区预选的第二个点,如果第二个点不理想,再回过头来从另外一个方向,对上午看的这个点进行进一步的现地踏勘。

    在去往部队营区的路上,郑少伟思绪起伏。

    他想起来二十多年前自己在一个基地勤务连当连长时候的一件事情。

    他所在的勤务连当时负责七个哨位的执勤任务,其中一个哨位正好处在工作区西北部的风口上,每年都有几个战士在这里冻伤。

    有一天,他找到基地的主任,请求将这个哨位下移十五米,改设在一个稍微避风的地方。

    “什么?”基地主任听了他的话,瞪大眼睛,喉咙里像是安了一个扩音器,“挪位置?你以为你是在为民请命,你以为只有你才关心战士!”

    主任吼过一阵子之后,看着惊恐的连长,放缓了声调说:“当年我在这个基地当勤务连连长的时候,连部有一个很讨人喜欢的通讯员,在他下到班里执勤的第二天,就冻掉了一只耳朵。有经验的老兵都知道,风雪天从哨位上下来,要先用积雪把冻僵的耳朵搓红了再进屋,通讯员不懂这些,从哨位上下来以后直接就进了生着煤火炉子的宿舍,结果------”

    主任说到这里,哽咽了。

    “因此,我比你更清楚那个哨位每年能冻伤多少战士。”主任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也知道,这个哨位多少往下移动一点,就可以减少很多冻伤,但是,我没有权力这样做,因为只有这个位置才能避免出现观察中的盲区,这是一个要求我们冻死也要迎风站的位置!”

    那么现在呢?郑少伟坐在汽车上,心里在想,如果战时需要,仍然可以让干部战士们去炸碉堡、堵枪眼,面对生死存亡的挑战;当然,和平时期也可以让他们居闹市、顶香风,接受灯红酒绿的考验。要是这两种情况都能够避免,就应该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正常的训练工作和文化学习中去。现在真枪实弹的斗争确实是很少了,但是社会上的诱惑和陷阱又确实是太多了。

    他准备否定上午看过的这个军区预选的基地位置,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他们预选的第二个点上。

    (本篇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