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队机关大院营区的一角，有一栋“高干”宿舍楼，这栋楼房上下四层的四十个房间里，住着一百多个“师级干部”。
这是一句玩笑话。
通过停放在楼房前边的车辆数量和车辆档次，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为部队领导机关服务的汽车队，楼房里是司机们住的地方，“师级干部”是机关里有些人戏谑司机们的称呼。
三分队一班的八个人住在四层的两间宿舍里，“大小是个官，睡觉就靠边”，班长杨长林的床铺在东边一间正对着房门口的墙角处，里边是一级士官林风、朱启根和义务兵夏阳的三张床，这间宿舍西边的一间房子里住着班里的另外四个人。
杨长林是三级士官，是车队司机中的“元老”。很多老百姓都知道，以前，入伍几年的战士可以转为志愿兵，志愿兵不管在部队干多少年，终归还是一个“兵”，这士官是怎么回事，有些人就搞不太清楚了。“士官”两个字，有一个战士的“士”字，还有一个军官的“官”字，大概是官与兵之间的一类人吧！志愿兵刚刚改士官那阵子，别说老百姓了，连部队内部的有些人也犯糊涂，说他们是兵吧，却是不领津贴拿工资，说他们是官吧，又不享受军官的一些待遇，更让人弄不明白的是，他们还戴军官一样的帽子，穿士兵一样的衣服。
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别说部队内部的人，连多数老百姓都知道了，“士官”不是官，依然是个兵。
杨长林从车场回来，推开宿舍的门，看到朱启根身体歪倒在床铺上，正和林风说笑，脸上立刻露出不悦的神色。有人说部队的战士是“连队严，机关松，吊儿郎当汽车兵。”你看看，这床铺上边一坐一靠就成乱鸡窝了。朱启根看见班长进屋，连忙从床铺上跳下来，扶正被卷，伸平床单，不好意思地坐到了旁边的椅子上。
“你的车从外边开回来，不擦洗就扔在那里啦？”杨长林不高兴地问朱启根。
“我刚刚从外边回来，有点累，上楼休息一下，一会儿再下去擦车。”朱启根说。
“你要是现在不想去，把车钥匙给我，我去擦！”杨长林说着，把手伸出来，瞪了他一眼。
“我去，我去，那敢劳班长的大驾。”
朱启根去了停车场，杨长林问林风。“小夏出车还没有回来？”
林风回答：“还没有，他刚才从外边往值班室来了个电话，说是可能不回来吃饭了。”
“以后是不是回来吃饭要问清楚，不回来吃饭就算了，回来吃饭又赶不上就餐时间的，要通知炊事班留饭。”
“知道了班长，你是真正地把工作做到‘胃’了。”
杨长林楞了一下，明白了林风的话中话，笑着说：“你们这几个小子，有时候就喜欢取笑我。”
班里边的这几个兵，杨长林最喜欢林风，林风驾驶水平高，服务态度也好，汽车队经常接到机关干部表扬他的电话，车队队长和分队的分队长在大会上经常表扬林风，也让杨长林这个当班长的感到自豪。林风还有个特点，就是爱车如命，他开的车从来没有出现过磕磕碰碰，你如果到停车场去看，他的车什么时候都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杨长林说过，假如汽车有生命，林风的女朋友不是生有两只脚，而是长着四个轱辘。
朱启根出生在江南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落里，一家四口人以前仅靠几亩薄田土里刨食。初中毕业以后，与他一起学习又与高中无缘的孩子陆续出去打工，他揣着一颗不安份的心，和哥哥一样，白天田间劳作，晚上照顾父母，从希望之春到失望之冬，当了一年多的农民，生活上只能是哄住肚子不叫。在一个瑞雪漂零的日子里，哥哥结了婚，嫂子的到来，给家里增添了不少的欢乐，也给朱启根带来了尴尬。家里的三间砖瓦房，原来是父母住东边一间，他和哥哥住西边一间。西屋成了新房以后，他挪到当中的一间房子里住。晚上三个房间三个尿盆，哥哥撒尿如山洪暴发，嫂子小解如小桥流水，都听得一清二楚，还有某种声响能引起他某种本能的冲动，让他觉得，看着别人吃肉比自己单独挨饿更让人难以忍受。
又到了征兵的时候，朱启根找熟人，托关系，多报了一岁的年龄，又花了几百块钱，才当上了兵。
汽车火车来回地倒，折腾了几天几夜，他来到了青藏高原。那是个空气稀薄、地广人少的地方，戈壁滩常年板着灰黄色的面孔，冬天有时下点雪，就像老太太脸上抹了一层霜，让人看了更觉凄凉；远处的高山上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蒙着白纱，只有七八月份才能看到它裸露的石头躯体。那里少绿色，也少女人，“过了不冻泉，母猪赛貂蝉。”年轻人追求异性的欲望都被浓缩成一团，珍藏在内心的一隅，有个战士在高原当了一年兵，领导问他有什么愿望时，他说他就是想到格尔木的驻军医院去看看女兵们长得什么样。
北京的部队领导机关从高原汽车部队选调了一批司机，朱启根也在其中，准备服役几年就回家的他，与战友们一起，坐在火车上，沿着几千公里长的铁路线，像快速攀登一条特长的梯子，直达京城。
北京的楼房是那么的高，高得晚上可以站在顶层上摘星星；北京的姑娘是那样的美，美得个个都和杂志封面上的女郎差不多。到首都来工作，这不是梦想变成现实，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敢做过这样的美梦。
对于朱启根来说，电影和电视中反映的都市生活，与天上的月亮一样神秘和遥远，他入伍前只是去过县城，那是个比乡镇集市好不了多少的地方，尘土飞扬的大街上，拖拉机、三轮车横冲直撞，与汽车争抢道路，挎筐背蒌的老百姓四处转悠，寻觅着嫌钱的机会。但县城毕竟是“城”，它与农村有许多质的区别，城里的街道上有电灯，城里的马路上跑汽车，更重要的是，城里人离开土地也能生存，他们可以每个月领工资或者是做生意赚些钱。如果能像有些复员的老兵一样，在县城里找个雇主，开几年车，挣点钱，成个家，是朱启根在高原当兵时最大的愿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