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第三年，中央大学堂第二期的一千多师范生毕业以后，便开始在各个亭的邬堡分设小学堂，在县里或大的乡镇里设置中学堂。中学堂面向所有十岁到十五岁的稍微有些基础的孩子，当然这些孩子要通过五选一的择优录取的选拔考试才能获取进入中学堂的机会。
之所以设置这个选拔考试，金良觉得大部分天资鲁钝的孩子还是只接受一定的启蒙教育就够了，只要他们能看懂中央官府发放的中央日报，能看懂中央军的告示，能有意识反抗世家大族的统治，能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孩子，就够了。
毕竟这个时代还是须要大量的自耕农、商贩、奴仆、佃农，若是让他们轻易上了中学堂，再轻易上了大学堂，只会让他们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以为自己能做文臣武将，便不屑于做普通的工作。
在原来的时空，他看到太多这种情况了，大学一开始扩招，很多原本考不上的大学生都能挤进大学校门，他们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殊不知，在当局的眼里却成了有文凭的民工，他们被生生拔高了，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初入社会的头几年很是痛苦，直到放弃了天之骄子的架子，适应了社会，才逐渐快乐起来。
金良不能坐看凭投胎好坏来选择人才，只能给大家一个平等的机会，谁的天资好又肯努力，谁就有进一步的机会。
金良掌控的司隶地区有六百万人口，六百万人口里十岁到十五岁的男女少年加起来，总共有五十多万，五选一的择优录取考试以后，升入中学堂的只有十万人左右。金良便在每个县城设置一个中学堂，一百个县城，便有一百个中学堂，每个中学堂大概有一千名学生，每个中学堂一开始只有五个老师，这一千个学生刚升入中学堂自然是中学堂一年级，按照金良的十年教育编制来说，他们算是五年级的学生，中央大学堂毕业算是十年级。
第一批学员大概有在第一期拨给中学堂五百名教师，平均二百个学生才能摊到一个教师，而且还有那么多科目需要教授，一开始也只能采用优秀学生助教的方式，即便是后来师资力量雄厚了，优秀学生助教的传统还是延续了下来。
中学堂只设置三年，不分初中学堂和高中学堂，学习的课程基堂的升级版，比小学堂稍有不同的是中学堂的学生在每个学年里的寒暑假里，都要去中央军军营里做军事训练。
金良想让整个汉民族强盛起来，全民皆兵跟全民教育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的是军国主义教育，所以学生时期的军训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战乱年代，更要加强，最起码要让他们面对敌人有自保之力。
金良发现，人跟人的天资相差就是很大，有些孩子天生聪颖，能够在半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学完其他孩子要一年才能学完的内容，按照金良颁布的教育制度，这些孩子可以跳级，只要通过跳级考试，就可以接连越级，以至于有的愚钝孩子十五岁还在小学堂读一年级，有的孩子十岁就越级到了中学堂读七年级。
当然，天资并不是最重要的，后天的勤奋刻苦程度才是决定因素，许多孩子天资过人，但他们生性懒惰不求上进，便逐渐地泯然众人，真正笑到最后的有两种人，天资过人且勤奋刻苦的，天资一般非常勤奋刻苦的，反观那些天资过人却生性懒惰的、天资一般却生性懒惰、天资实在太差的都陆续被淘汰了。
中学堂学生的教材亦是金良召集襄阳内所有文士，包括卢植、蔡邕等海内大儒文宗一起编纂的。
中学堂所学的礼，便《礼记》里面有些荒谬不合时宜的都被金良大刀阔斧地删减了，尤其是诸多学者如董仲舒等人对礼记的注解，简直是糟粕之至。当然更重要的是练习礼仪，有些不适合这个时代的礼仪也被金良删去，添加了握手礼、拥抱礼、亲吻礼、军礼等新式礼仪。
中学堂所学的乐，在小学堂的基础上，更富有实践意义，有这些学生组成的乐团、舞团、唱诗团，已经成了中学堂所在的乡镇、县城等地方上每次庆典的主要表演团队，而且不像后世那些可怜的孩子站在寒风中冒着大雨去给那些有人撑伞的混蛋们免费表演，他们都是有报酬的，全部由这些乐团、舞团、唱诗团留作运营经费，吕布要让他们在小小年纪就要学会独立、学会经营。
中学堂所学的射箭，亦有实践意义，每个月他们都有射箭比赛，都有打猎比赛。从太仆丞田畴的牧马场里拨给中学堂的马匹比拨给小学堂的多出一倍，基本上每五个孩子能轮到一匹马，他们可以轮番骑乘，锻炼马术，在中学堂里已经开始教授马球课程，每周都有赛马、马球比赛。
中学堂的学员同样也编入童子军，辅助地方郡县乡兵做好警戒，在战争状况稳定的情况下，中学堂的部分射箭高手还会登上城楼，在郡县乡兵的保护下，向来犯的敌军射箭。金良一直坚信，学到的东西如果不能迅速转化成生产力战斗力，就白学了，纯粹浪费时间。
因为这个时代的字体都是繁体，很多字有超多笔画，很难记忆，所以到了中学堂还是有识字课和书法课程，书法写得好的中学堂学生们都有机会参与到中央军的布告宣传队伍，
中学堂的学生已经开始学习均田、栗布、差分、少广、商功、均输、盈朒、方程、勾股等复杂的数艺，并且利用所学的算术参与到具体的劳动生产上来，为他们各自的家庭算账，去辅助乡镇、亭堡的税吏。
此外，金良根据后世的初中高中物理、化学、生物课本，再参考现在的《墨子》、《吕氏春秋》等著作，绞尽脑汁，编纂出一本《格物》供中学生们学习，《格物》里面的内容大多数都是非常基础的知识，只不过改头换面，全部由金良口述出来，像什么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在这个时代，也是金良发现的。
金良在闲暇时候在中央大学堂师范学院登台传授《格物》，台下座无虚席，旁听者把教室内外挤得水泄不通，因为金良的讲述深入浅出，用东汉末年的语言讲述一个个非常简单而又不被东汉人发现的世界奥秘，让他们大开眼界。那些师范学院学员们学好了，便传授给中学堂的学员们。《历史》、已经用不着编纂，金良也懒得像后世某些历史学家那样歪曲历史故意淡化异族对华夏的荼毒，便定下《史记》、《水经注》为《历史》、的通读教材。当然《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后面的历史则以《汉书》为参考书籍。
班固之后未写的历史，金良、卢植则属意让蔡邕主修国史，一直写到蔡邕逝世为止，在蔡邕编纂国史的过程中，金良没有做任何干扰，他不学李世民，更不学后世的某些人，动不动就篡改历史，把历史当成任由权力打扮的婊子，金良因历史而生，所以在尊重历史这一点儿，任何帝王都比不上他。即便蔡邕笔下把他曾经满手的血腥罪恶写得入木三分，金良也只是一笑置之。
金良又联合司马徽、胡昭、卢植、蔡邕、杨彪、黄琬、陈琳等人又从《论语》《孟荀子》等儒家典籍和《道德经》、《庄子》、《墨子》、《孙子》、《吕氏春秋》等诸子百家典籍里选择更复杂一些的章节，以儒家为主，其他诸家为辅，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编成三本书，供给中学堂五年级到七年级作为最基本的课程，名字便称做《中学》，跟那个儒家典籍《大学》相区别开。
在中学堂毕业以后，又要经过一次残酷的淘汰考试，这次淘汰率更高，十比一，是因为中学堂之后，目前能够上的大学堂，只有一个中央大学堂，在中央大学堂课程学完以后，又通过毕业淘汰考试的都能有一个很光明的前景。从中央大学堂师范学院毕业的就可以去做教师，教师通常兼任亭傅、乡傅、县傅，主管地方教化，很受人尊重，不比当其他官吏差，在待遇福利这一块更有超过。
从军事学院毕业的，通常都可以去中央军做一个两长、副队长或队参，直接就是中武士以上的军衔，在同样功劳下，军事学院的学生获得提升的可能性更大，若是想留在地方，也可以去亭堡做亭尉或副乡尉，上升的空间比通过其他途径进入行伍的军官更大，因为他们是金良的学生。
从政治学院毕业的，通常都可以去地方的亭里做亭长、亭丞，少数优秀一点儿可以去做乡丞，他们获得上升的空间比通过其他途径进来的文官更大，因为他们是金良的学生。
从技术学院毕业的，通常都可以去工部任职，或者在中央军总装备部任职。
从文艺学院毕业的，通常都可以去礼部任职，或者在中央军文艺兵团任职。
女子学院毕业的，可以去皇宫做女官，可以去中央军文艺兵团任职，亦可以去小学堂或中学堂做教师负责乐艺的教学，当然更多的女子学院学生都选择回家相夫教子，金良对此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
至于那些世家子弟，多仰仗家世，多是去襄阳新办的太学就学，或者前去追随郑玄、管宁等私学，不屑于进入中央大学堂。
等到他们意识到中央系的强大，意识到中央大学堂学生乃是金良门生之后，中央大学堂已经对这些世家子弟关闭了进入的通道，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世家子弟应该入太学，中央大学堂是贫贱子弟的，世家子弟入了大学堂会辱没他们的身份。”
当然，才能优秀、品德高洁、与众不同的世家子弟，金良还是会给他们打开方便之门的，当然这样的世家子弟是凤毛麟角了，且多跟家主的品行教育有关，像田丰、沮授他们两家这样的子弟就多些，董昭、陈琳家族这样的子弟就少些，当然其他大部分世家里面更少见这样的子弟。
在搞中央大学堂的同时，金良不想引起世家大族的反弹，便安排了一些自己能够接受、才能品德都比较突出的做了县令、乡令，某些世家子弟甚至做了郡太守和郡丞，比如河内脩武人张范。
张范的祖父张歆曾经担任过司徒，父亲张延曾经担任过太尉，颇有名望，太傅袁隗本想将其女嫁给张范，但张范坚辞不受。张范性格恬静乐道，不爱荣华、名利，不追求官职，喜欢帮助穷人，家无余财，内外的穷人、孤寡都十分敬重。金良对这样的世家子弟是很敬仰的，便以天子诏令，招他入朝，委任他为渤海郡太守，取代了袁绍未曾担当过的位置，袁绍对张范做渤海太守无话可说。
广平邯郸人刘邵，是广平大族刘家的子弟，金良从广平人沮授那里得知刘邵学问详博，通览群书，便招他做了内阁篆，负责搜集五经群书，分门别类，纂为《皇览》，又与议郎庚嶷等人共同制订律令。
中央大学堂各个学院的学制均是三年，入学的学员不限制年龄，只要能够通过入学考试，不论是十岁的还是五十岁的都可以入学，当然录取的名额都有限定，因为中央军政系统能够提供给中央大学堂毕业生的职位是有限的。
大学堂的大部分学员，他们都是五岁堂，十岁入中学堂，十三岁入大学堂，十六岁就学成，通过毕业考试以后，就可以安排基层岗位，开始做没有官阶的小吏，再过两年，到了十八岁就可以授予官职。
金良觉得后世上的小学、中学、大学学制拉的那么长，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教育制度的不合理，学生们浪费了太多时间学没用的东西。
金良确保的是中央系统下面的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所学的东西都是能够用得到实处的，那些暂时用不到实处也是基础学科，不像某些国家的政权为了粉饰太平，让学生多学一些没用的甚至是错误的东西。
金良从后世来，非常了解后世的教育之所以被人诟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填鸭的课堂教学过多，而学生的动手实践太少。
金良从一开始就着力让所有学员的更多学习时间放在实践上，凡是在实践中检验有错或不实用的理论全部从教材里删除，到了最后，从小学堂、中学堂到大学堂，他们在课堂上每天严格控制在两个时辰以内，课外的实践活动则控制在一个时辰以上。
金良实践活动有一半都是跟军事运动相关联的，这些实践活动都有相应的教官带领，小学堂的教官是乡兵的精锐，中学堂的教官是郡县兵的精锐，大学堂的教官则是中央军的精锐，举凡骑马、射箭、打猎、马球、赛马、武术格斗等活动，也有教官负责，大学堂师范学院毕业的教师负责整体管理和文化课。
在原来时空，华夏国实行大国金牌战略，刻意培养出来的职业运动员横扫奥林匹克，可全国国民的整体身体素质却每况愈下，到了和谐年间，同一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不论从身高、体力都比不上倭国和棒子国。
金良可不想让自己的门生们变成后世那些孱弱得连倭国学生都比不上的和谐学生，便下令，在小学堂入中学堂和中学堂入大学堂的升级淘汰考试里，把骑马、射箭、长跑等一系列的武科成绩列为总成绩的一半，文化课书面考试成绩，又名文科成绩，列为入学总成绩的一半，如此一来，就从最基础的教育制度上杜绝了大汉子民沦为后世的“东亚病夫”的可能性。
在打基础的小学堂、中学堂阶段，金良没有参照后世愚蠢的分文举武举或文理科，他让所有的学员都要文武齐备，不仅因为现在是乱世，每个人都应该有自保之力，更因为未来是征伐世界搞大中华共荣圈的民族狂飙飞扬的阶段，没有足够强健的体魄，文官们承受不起那么繁重的工作。
在升学考试上，金良没有搞变态愚蠢的标准分制度，那标准分制度要求每个学生的每科成绩都平均，这样的分数制度扼杀了许多偏才，造就了许多庸才。金良用的是总分，只要某一科成绩特别好，就可以稍微抵消其他学科的平庸，当然文武两大科的成绩都必须及格，有不及格的要复读，但复读的机会只给两次，他不希望再来什么范进中举的闹剧出现。??中央大学堂各个学院的课程均有金良敲定，跟中小学堂相比，中央大学堂的实践活动更多，几乎占据了二分之一的时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