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的大丝商，并没有都走去办新式缫丝厂，很快，大小丝商们就分成了“洋丝”、“土丝”两派，“洋丝派”以胡雪岩为马首，支持开办新式缫丝厂；“土丝派”则视新式缫丝厂为洪水猛兽，代表人物是湖州一个姓翁的大丝商，行二，人称“翁二先生”。于是，一边儿由“胡大先生”领着，一边儿由“翁二先生”带着，两边儿你来我往，打起了擂台。
“土丝派”以中、小丝商为主，兼挟广大养蚕人家之“民意”，可是，人多势不众，禀帖递进了府、县衙门，“户房”的师爷很明白的“暗示”说，建新式缫丝厂，其实是“省里的意思”，根本轮不到府、县说话的。
啊？省里的意思？您是说，赵制台、刘抚台？
是啊，是啊！
呃
地方上的路子走不通，那就“京控”吧！
江、浙籍的京官众多，尽有位高权重的，譬如，三大汉军机，排名较前的两位，就是江、浙籍的——曹琢如是江苏江阴人，许星叔是浙江杭州人。
可是，奇怪的很，在新式缫丝厂一事上，江、浙籍的京官，上自大军机，下至翰詹科道，态度都很暧昧，普遍的一个说法是，“洋丝”也好，“土丝”也好，都是乡里乡亲，你叫我们站在哪一边好呢？
“京控”的路子，走的磕磕绊绊，有人说，干脆，直接给轩亲王上书！你们看，轩亲王其实是半个“江浙女婿”——扈侧福晋是杭州人，杨侧福晋是江阴人，江浙的事情，他不能不管！
是啊是啊！还真是巧——曹大军机和杨侧福晋是同乡，许大军机和扈侧福晋是同乡，轩亲王的“左右手”和“身边人”，都是江浙人，江浙的事情，他真不能不管！
嗐！你们都什么脑子？轩亲王能帮咱们？他不拉偏架，就谢天谢地了！你们也不想想，扈侧福晋和罗四太太是什么关系？结拜姐妹！当年，扈侧福晋出嫁，轿子可是从元宝街抬出来的！认真说起来，胡家算是她半个娘家，胡大先生算是她干姐夫！
呃
这个时候，“土丝”们还不晓得，就算没有扈侧福晋和罗四太太的这一层关系，上书轩亲王，也是与虎谋皮——新式缫丝厂，根本就是轩亲王本人的首尾，没有他的威逼利诱，胡大先生根本就不会去做这个“洋丝”。
又有人说，既然“土丝”、“洋丝”之争，是江浙人“闹家务”——江浙籍的京官，不就是因为这个，不晓得“站在哪一边”吗？那么，咱们就去找一个既同江浙渊源深厚、又有足够分量的“外人”来评理，如是，就理直气壮了！
有道理，有道理！
所谓“既同江浙渊源深厚、又有足够分量的‘外人’”，扒拉来、扒拉去，轩亲王之外，大约有这么三位——曾涤生、李少荃、左季高。
江苏，一半是湘军光复的，一半是轩军和淮军光复的；浙江，则是左季高的楚军光复的。
左季高正在万里之外的新疆啃沙子，不可能有多余的精神头儿来管“土丝”、“洋丝”的纷争，不必提了。
曾李师弟呢？
李少荃，观其为人，察其政见，实在不像是会支持“土丝”的，他就算发声，十有八九，也是替“洋丝”发声，因此，还是不要去招惹此君了吧。
曾涤生
嗯，这位靠谱！
有人翻出了“铁路大辩论”时曾国藩上的一篇奏折，其中说道，“沿线水路则操舟、陆路则驱车，以及村酤、旅店、负贩为活者，不知凡几？铁路一开，沿途之旅店，服贾之民车，驮载之骡马，皆歇业矣！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其不流而为盗者几希！铁路者，是括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也！”
曾涤生是明确反对修筑铁路的，而且，所持理由，同咱们反对开办新式缫丝厂的说头，几乎一模一样——不找他找谁？
曾涤生是首辅，是“天下第一总督”，是有大勋劳的人，他如果肯出面，替“土丝”说话，“上头”无论如何不能当做听不见！
呃，曾涤生有用吗？想那修铁路，曾涤生也是反对过的，可是，最终还是修了起来
嗐，那不同！铁路是“上头”要修！是朝廷的事情！是“国之重器”！——修铁路，关三、恭六是一气儿的，两宫皇太后又都一边儿倒的支持他们，曾涤生自然胳膊拧不过大腿！“洋丝”不同——区区几间缫丝厂，怎么能够同铁路相提并论？那不过是胡光墉他们几个折腾出来的花样罢了！“世昌隆”也好，“继昌纶”也好，里头都没有官股！
呃，江苏也好，浙江也好，“省里”可都是支持姓胡的
又如何？左不过是胡光墉他们使了钱罢了！
使了钱？呃，赵制台、刘抚台两位，倒不像是收钱的人
他们收不收钱，你怎么晓得？你查过两江总督和浙江巡抚的账？再者说了，就算赵制台、刘抚台不收钱，下头的人呢？幕僚呢？嗐，不管他们收不收钱，跟曾中堂比起来，他们两位，又只好算是“胳膊”了！曾中堂如果替“土丝”出声，“洋丝”的气焰，无论如何，都要大大的煞上一煞了！
也是那就试试吧！
曾国藩在两江故旧无数，浙江不去说了，江苏这头儿，找到能够和曾中堂说的上话的，并不困难，“土丝派”凑了一笔极丰厚的“公费”，曾国藩便接二连三的收到了两江故旧的信件，都是指斥新式缫丝厂的，委婉点儿的，指新式缫丝厂“与民争利”，激切点儿的，斥新式缫丝厂“迫民倒悬”，危言耸听的，就说“长将以往，恐有不忍言之事”——这些，前文已经交代过了。
可是，这些信，有的曾国藩没有回；回了信的，也是言不及义，一句关于“土丝”、“洋丝”之争的明确表示也没有。对于故旧们的请托，曾中堂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大伙儿都颇为困惑。
另外，“京控”的路子，走的虽然不顺，可是也没有停下来，同情“土丝派”的江浙籍的京官，其实不在少数，一轮又一轮的“冰敬”、“炭敬”送下来，终于有几个表示，愿意为“调和土、洋之争，说上几句公道话”。
同时，曾国藩那里，除了写信，“土丝派”希望，能够有人当面“给中堂请安”，“面陈所请”——至少，得搞清楚曾涤生肯不肯帮这个忙啊？
曾国藩奉诏入京，“土丝派”认为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如果能够说动曾中堂，陛见的时候，有意无意，对“洋丝”扔出那么一句半句不以为然的话，即便不能马上“动摇天听”，“土丝派”也可拿来大做文章，“洋丝派”的压力，就会倏然大大增加！
这就是为什么不断有两江籍贯的京官，造访贤良寺，说什么“两江受惠中堂至深，受乡梓士绅之托，前来问候起居”，云云。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不论什么人求见，贤良寺的门上，一律挡驾；对“前来问候起居”的两江籍的官员，尤其不客气，说什么，“爵相督直，如果是直隶士绅有所陈请，登基大典之后，或许不能不见，可是，两江关爵相什么事儿？大人请回，就是登基大典之后，也不必再劳步了——爵相是不会见的。”
“土丝派”灰溜溜的，他们没有想到，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不是“铁路大辩论”那个时候的曾国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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