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卓凡提起笔来，在纸上一一写下：
平捻、靖陕，中国核心区域的变乱已经结束；左宗棠和轩军携手入甘，将回乱从接壤中原的地区一路向西压去，战火逼蹙西北一角。
整体上来说，中国已经拥有了一个较长期的建设、改革、发展所必须的和平内部环境。
再来看看外边的世界。
日本的脊梁骨被打折了。也许，它还会试着重新长起来。不过，关卓凡认为，日本的骨头架子，彻底散开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看情况：如果它试图自我接骨，我会再捶它一拳；如果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有心各行其是，却总是欲断还连的，那么，我送佛送到西——帮它拆骨。
总之，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再也不能够像原时空那样，从外部阻挠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了。
欧美诸强，以现有的历史资料，看不出有足够的破坏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欲望。
何况，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盟国。且征日之后，双方“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进一步加深了。
还有，英国已经开始启动和中国的和解进程。一项极具象征意义的的议案，正在英国下议院激烈辩论。目前，各方面的情况都说明了，大英帝国表现出了和中国全面合作的强烈意愿。
整体上来说，中国建设、改革、发展必须的较长期的外部和平环境，也具备了。
把目光转回国内。
洋务如火如荼，局部的建设、改革已经开始，中国的近代化堪堪上路。
其中，有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之改革，时人以为难行，后人以为不可行，但关卓凡毅然决然行之，居然成功起步，为今后万里征途卸下千斤重担——比如，改革八旗。
结束战乱和启动改革的过程中，关卓凡本人，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初步完成了自己的权力布局。
中央层面，他取得了两宫皇太后的坚定支持，获得了满洲贵族的有条件的拥戴，最终“忝领机枢”，成为政府的最高负责人，拥有了更多的全面推行改革的权力。
中央机枢——军机处内部，他和他的支持者，已占压倒性多数，政策的制定、出台，系于他一人之念，几乎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干不干得成，另说。
设立“顾问委员会”，不仅把铁路这类最重要的新政，直接抓在自己手里；还通过国债这个金融大杀器，捏住了国家的命脉，把中国和工业化、近现代化绑在了一起，将中国推上了改革的不归路。
另外，“顾问委员会”还撕开了旧官制的缺口，为今后全面改革官制，打下了第一根基桩。
地方层面，最重要的沿海诸省，江苏、浙江、广东等财富渊薮，已落入关卓凡的直接掌控；山东、福建和直隶的天津地区，关卓凡也通过其他手段，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
不过，内地的大多数省份，尚在“关系”势力之外，对地方的掌握，还远远不够。不论是为了集中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还是为了巩固个人权力基础，关卓凡都要进一步大力加强对地方的掌控，这是他下个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
初步实现了对言路的控制。
不过，这个“控制”，现阶段只局限在“打压”的层面，也就是说，只勉强做到了对反对改革的言论的压制。下个阶段，要激励和培养支持、鼓吹改革的声音，真正地站在舆论的制高点上。
武装力量的建设、掌控，则是比较成功的。
首先，经过一整年的进一步的改造、训练，轩军成功完成了“升级换代”。
“扫盲工程”成效卓著。太后阅兵的时候，华尔曾经骄傲地对关卓凡说：“轩军一定是全世界识字率最高的军队！”
纪律性和凝聚力都大幅度提升。事实上，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冯姓班长殴伤李姓士兵案、马进忠偷溜出营会亲案，才特别引人瞩目，才引起了“军事委员会”成员的激烈争论，才会惊动关卓凡亲裁。
放在别的军队，这些事儿，屁都不算一个。
文化素质、纪律性、凝聚力的大幅度提高，带来的，是战斗力的显著增长。
加上严格的军事训练，以及轩军自行开发的“三三制”等新型技战术，关卓凡可以这么对自己说了：这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一支军队，在一场持续时间较短的战争中，有把握击败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支军队。
“持续时间较短”？嗯，如果“持续时间较长”呢？
呃，那就不行了——我的后面，还没有一个可以自生的、源源不绝的支撑体系，战争资源很快就会耗尽，最终将无以为继。
所以，得工业化！
其次，通过负责改编绿营，间接地掌握了中国大部分治安部队。
再次，中国的其余的武装力量，主要是湘军和淮军，都在大幅度持续裁撤中，总数量已不足其高峰期的五分之一。
可以说，我已经掌握了中国的大部分武装力量。
还有，民族融合的第一步，虽然还未正式踏出，但大方向、大框架已经确定，并得到了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坚定背书。
总的来说，这一年，我似乎干的不坏啊。
接下来，中国的近现代化建设将全面铺开，部分改革措施会进入“深水区”。嗯，我现在要考虑的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会和中国的保守势力，发生实质性的冲突？甚至，你死我活？
那么，谁是阻碍中国改革的最强大的保守势力？
当然是——“地主阶级”，或者说，“士绅阶级”。
嗯，我首先要确定的是，我是否单枪匹马？我所在的统治集团，到了我和地主士绅阶级发生冲突的时候，是会支持我呢？还是会反对我？或者，我怎么做，到时候，才会让这个集团支持我，而不是反对我？
穿越之后，关卓凡发现，清朝的统治集团——满洲贵族共和，若以“经济成分”划分其阶级属性，会非常为难。他反复斟酌，还是无法把这个集团归入我们通常说的“大地主”或“大士绅”阶级。
可以说，满洲贵族共和，相当程度上依靠“地主阶级”或“士绅阶级”，但绝不能说，他们是“地主阶级”和“士绅阶级”的“代表”或者“代言人”。
因为，满洲贵族共和，对于“地主阶级”和“士绅阶级”，一直抱有高度的警惕，说得难听一点，有清两百年，前者一直把后者紧紧压在身下，曷言“代表”、“代言”？
个中原因并不复杂：“地主阶级”也好，“士绅阶级”也罢，前边儿都得加上“汉族”两个字的定语。
满洲内部，当然有贵贱贫富之分，但至始至终，未真正形成自己的“地主阶级”和“士绅阶级”。
满洲贵族共和，掌握国家政治权力，不过，具体到组成这个集团每个个体，其直接拥有的财富——特别是土地，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满族贵族共和，是以国家的名义，掌握国家的财富。
也就是说，满洲贵族个人，和“地主阶级”、“士绅阶级”之间，发生的直接的关联，是有限的。
世宗的一系列伤筋动骨的重大改革，最终能够成功，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把清朝和明朝拿来做一对比，这个情形就看得更加清楚了。
成祖之后，明朝的亲藩，不但丢掉了政治权力，还被朝廷严防死守。不过，作为一种补偿，皇帝允许、纵容、支持他的亲戚们，获取占比惊人的社会财富，包括土地。于是，宗室们早早地变成了最地道的“大地主”。
后世的论者，常常惊叹明朝文官集团的强大，皇帝受制于文官集团的情形，几乎可以用“奇葩”二字来形容。通常的解释是，明朝抑武重文，文官集团乃得以嚣张。关卓凡以为，这当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但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
最重要的原因是，明朝的皇帝，既不能依靠宗室，孤家寡人一个，为进行有效统治，就不能不依靠士绅地主阶级的代表——文官集团。因此，严格说起来，文官集团不是给皇帝打工的，双方的关系的实质是——联合执政。
这是文官集团何以如此之牛逼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也是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工商税收死活收不上来的根本原因。
土地、工商，都是文官集团的肉啊——你叫他们自己割自己的肉？
只有张居正等极少数的明白人，肯把吃下去的，再吐出来那么一点点儿。
皇帝要收税，要和文官集团争夺治理国家的主导权，就只能出之以太监这种特别工具了。
这是明朝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太监势力最大的王朝之一——皇帝没有其他的选择。
可惜，太监这种工具，副作用太大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且饮鸩止渴，无以为继，什么根本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一方面，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自耕农愈来愈少，人头税愈收愈少；一方面，“资本主义萌芽”坚决不肯贡献新的税源。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却愈来愈大。于是，国家财政愈来愈匮乏，愈来愈无以支撑，最终“忽喇喇”一声大响，整座大厦轰然坍塌。
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不掌握政治权力、却占有愈来愈多社会财富的宗室们，和他们的财富之源兼保护神——皇帝，一直保持着一个有趣的零和关系。当他们把皇帝的血吸干之后，大厦坍塌，这帮吃的太饱的皇亲国戚，合乎逻辑地被压成了农民军锅里的肉羹。
关卓凡得出结论，清朝的统治集团——满洲贵族共和，受国家豢养，从“经济成分”上来说，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也不依附于任何一个阶级，完全可以因为经济利益的驱使，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
就是说，如果国家的财政来源，由地主阶级变为资产阶级，那么，满洲贵族共和，完全可能从依靠和支持地主阶级，转变为依靠和支持资产阶级。
在我手里，国家会控制远较原时空更多的资源和财富，满洲贵族共和既受国家豢养，那么，他们的“经济地位”，就会更加“独立”。如此，当我和地主士绅阶级发生冲突的时候，满洲贵族共和的统治集团，有什么理由不支持我呢？毕竟，那个日薄西山的地主士绅阶级，会愈来愈穷，能够拿出来分润给统治集团的好处，愈来愈少。
来！瞅一瞅，瞧一瞧！看看工业化能够创造多少激动人心的财富吧！
一起发财，宁不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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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卷《无限风光在险峰》完，明天开更第九卷《黄金时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