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卓凡微微一愕，说道：“请教。”
阎敬铭慢吞吞地说道：“户部积弊如山，清理账目，斥退佞员，不过拂去灰尘罢了，下边不晓得还有多少烂泥浆？再向下查，就是大小弊案，就不是户部一家子的事情了。”
关卓凡含笑不语。
阎敬铭继续说道：“我听人说，贝勒爷整顿八旗，抱了个‘粉身碎骨’的宗旨；敬铭追踪贝勒爷步武，整顿户部，秉持的也是‘粉身碎骨’这四个字。”
顿了一顿，说道：“只要贝勒爷应承我，户部的案子，不论查到哪个衙门，不论查到谁的头上，都不加干涉，那么，恢复京官原俸，我就掏钱。不然，贝勒爷只好换个人来做户部尚书了。”
阎敬铭的声音非常平静，关卓凡微笑着看着他，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关卓凡突然叹了口气，说道：“让我猜一猜，户部的‘弊案’，首当其冲的，大约是军费报销。”
阎敬铭眼中波光一闪，说道：“贝勒爷明鉴，敬铭佩服。”
关卓凡又叹了口气，说道：“这个军费嘛，我也是报销过的。”
阎敬铭“哼”了一声，说道：“如果查到贝勒爷办理军费报销，有什么不法情弊，敬铭照样一体办理。贝勒爷如果不想引火烧身，还是刚刚那句话，换个人来做户部尚书。”
关卓凡静默片刻，突然放声大笑：“好，好，阎丹初果然是真汉子！”
顿了一顿，说道：“丹翁，我答应你——户部的案子，不论查到哪个衙门，不论查到谁的头上，我都不加干涉！”
阎敬铭眼中精光大盛，说道：“君子一言！”
关卓凡举起手来，一字一句：“快马一鞭！”
两人手掌轻轻一击，同时哈哈大笑。
关卓凡微笑说道：“我再加上一个小小条件，不然就太吃亏了——丹翁，你替我唱一小出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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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朝野鼎沸。
首先是“奉恩基金”正式发放，低阶宗室和闲散宗室兴高采烈，犹如过年。
其他的旗员和汉员正在不忿，关贝勒上了个折子，“为恩复在京员吏原俸事”。
举朝轰动。
翰詹科道更加乱了套。
洪杨乱起，京官们就开始紧巴巴地过日子，尤其是冷曹衙门。翰詹科道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冷曹衙门”，可是，“清贵”的身份只是虚光鲜，他们的手上是从不过钱的，几乎没有任何中饱私囊的机会；应酬又多，如果没有外官的“冰敬”、“炭敬”接济，日子是过不下去的。
不过，除了当红的言官，其他的人，拿到手的“冰敬”、“炭敬”，其实相当有限。为维持必要的排场，言官们借债度日是普遍现象。如果这一年中没有外放一两次“学差”，到了年底，如何还债，便是最叫人头大的问题。
而现在，离年关也不太远了。
关贝勒“为恩复在京员吏原俸事”的折子一上，言官们不由打心底哀叹了一声：好人呐！
关卓凡的这个折子，于翰詹科道们，是真正的“德政”，言官们不但“久旱逢甘露”；而且，这不是一锤子买卖，这是一张长期饭票！
翰詹科道对关卓凡的心态是复杂的，原先普遍认为他“打压言路”，但自从张之洞授了福建船政大臣，这个观点开始改变。不少人认为关某人虽然不无霸道，但确实任人唯贤，对言路并没有什么歧视。言路本身和关卓凡并没有真正利害冲突，部分言官被人当枪使，推到前边和关某人作对，累及整个言路，划不来。
这次铁路的事情，不少事不关己的言官秉持的就是这样一种态度。“京沪线”没有行经的省份，省籍言官就不大肯说话；就算“京沪线”行经的省份，如果自己的老家离线路较远，固然不能不敷衍本省同乡，但也并不如何起劲。
关卓凡上折的消息传出后，翰詹科道对关某人的观感有了彻底的变化：真正是体贴下情的好领导！主政者行此“德政”，不支持他还能支持谁呢？
言官们手忙脚乱了一番之后，达成了以下的默契：
一，“恢复原俸”这件天大的好事，无论如何不能搅黄了！
二，铁路的事儿，各省说各话，不再联署。
三，攻讦铁路的折子，注意措辞，只言铁路之害，行文之中，绝不可涉及关某人。
大伙儿心照不宣：不联署上折，就形不成足够的声势，则对铁路的攻讦威力大减；各说各话，有的人就不肯说硬话，甚至不说话了也不定。可是，铁路是人家的事情，加薪是自己的事情，这个，孰轻孰重啊？
一个个的心思，正跟火炭似的，一盆冷水兜头浇了下来：阎敬铭放出话来——户部没钱！
言官们登时如坠冰窖中，台面上不好说什么，私下底群情激愤：怎么会没钱？也不打大仗了，又办了那么多洋务，多了那么些的生发！再者说了，如果没钱，“奉恩基金”的钱打哪来的？
有人冷冷地说：“奉恩基金”的钱，是人家关贝勒自个儿想法子找来的，可不是户部掏的银子。
有人犹豫着说：京官的俸禄，呃，我是说，加回来的这部分，能不能也走“奉恩基金”的路子啊？
有人嗤之以鼻：老兄太异想天开了吧？“奉恩基金”的钱，是洋务上面凑出来的——嗯，请问铁路算不算洋务啊？
有人嘟囔着说：唉，攻什么洋务啊铁路啊，把自己的手脚都绑死了！
最后只好同声大骂：阎老西儿他妈的太抠了！
正在悲愤不已，一个消息从军机处传了出来：第二天上头“叫起”里边，有阎敬铭的一“起”；而且，带班的御前大臣临时换了人，由醇王改成了关贝勒。
呦，这明摆着是关贝勒要和两宫皇太后一块儿，“劝逼”阎敬铭“就范”嘛！
大伙儿希望重燃：阎敬铭再倔，也架不住“上头”这么“用劲儿”吧？
但也有人认为，阎敬铭的狗熊脾气，一旦真正发作起来，“上头”也未必劝得服他；逼得急了，大不了“挂冠求去”——这种事，阎丹初干的出来！
有人说：好啊，他不干户部尚书，自然有人来干！换个听话的，这事儿不就成了吗？
有人苦笑：阎丹初在户部才干了多久？他是关贝勒力保的人，干了半年就不干了，那不是打关贝勒的脸吗？关贝勒未必肯“打倒昨日之我”吧！我看，阎老西儿如果倔到底，关贝勒也不见得拗得过他！
于是乎患得患失，这个晚上，许多人都没有睡好觉。
第二天，大伙儿瞪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全神贯注地留意养心殿方面的消息。
偏偏阎敬铭这一“起”排得比较晚，一直到巳末了，才轮到阎敬铭“叫起”。
这一“起”又拖得特别的长，差不多过了半个时辰，关贝勒才带着阎敬铭从养心殿东暖阁出来。
许多人整个上午都无心办公，有人熬得难受，莫名其妙地吼了一嗓子，同僚怪而目之，只好说自己的脚突然抽筋了。
但好消息终于传了出来：阎敬铭表示，“恩复在京员吏原俸，户部承旨，勉力而为”。
欢声鼎沸，普天同庆。
有人激动地眼泪都出来了。
当天下午，银碗胡同“顾问委员会”那儿，也传出了消息：关贝勒已为开建“京沪线”“画行”了。
几个反对修建铁路的折子，稀稀拉拉地递了上来。
很快，一道上谕发了下来：王大臣、内阁、军机、六部、翰詹科道，齐聚总理事务衙门会议。
会议的主要内容，事先已经预告了：铁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