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卓凡放缓了语气，说道：“这件事情，不是你们想象得那么难。办这件‘工程’，关键不在‘有力’，而在‘有心’。除了留出专门的时段，请专人教授，有许多法子，可以学习识字，甚至，行军的时候，也是可以的。”
他轻啜了一口茶，说道：“比如，走在前面的士兵，在背囊上贴一张大字，后面的士兵不就可以‘念书’了吗？”
爵帅此议，大伙儿颇觉匪夷所思，可是……似乎也是可行的。
关卓凡说道：“我举这个例子，是要告诉各位，还是刚刚那句话——办这件‘工程’，关键不在‘有力’，而在‘有心’。只要‘有心’，自然可以生发出许多有用的点子。”
他顿了一顿，说道：“这是‘善政”，说句俗气点的话，是‘积功德’的事情。你们想想，士兵们学会了识字，他们和他们家里的人，不都要感激你们一辈子？”
这倒是实在话，将领们听得心里面暖烘烘的。
关卓凡说道：“这件‘工程’，要由军团长主办——华远诚，我不是叫你做师傅，是叫你‘办工程’。还有，我相信，你会成为士兵们的最好的表率。”
将领们都笑了起来。
关卓凡郑重说道：“这个‘课本’，我会亲自参与编写。”
将领们都微微动容，爵帅是真的重视这件“工程”，大伙儿真正要拿出吃奶的力气了！
关卓凡确实是重视“扫盲工程”，但他亲自参与编写教材，却另有不能宣之于口的深意。
关卓凡要借助“扫盲工程”，完成对轩军的“再教育”，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洗脑”——要叫轩军上下，以关卓凡所思、所想，去思、去想，最终使他对轩军的控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移替。
大多数的文盲，对文字和书籍，有天然的敬畏。他们的潜意识中，多认为油印在纸面上的文字，就是“道理”，就是对的。因此，在学习识字的过程中，“学生”们自然而然，会接受教材所扬，反对教材所弃。
这是一个向士兵们灌输“正确思想”的绝好机会。
这些“正确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培养基本的国家、民族意识，树立为国家、民族战斗的觉悟。
这个“国家”，是“中国”。
教材中少不了的五个字：
“我是中国人”。
当然，还得加一句，“我是大清人”。然后要解释，咱们中国，好几千年了，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国号，生在大唐，即是“我是大唐人”，生在大清，即是“我是大清人”。
这样，这个教材，既奉“大清”为正朔，就不致有什么大的关碍。
这个“民族”，是“华夏族”。
汉人、满人，都是“华夏族”。
这个话，相信朝廷也是爱听的。
第二，淡化“忠君”概念，培养公民意识。
切入点是，“我等军饷子药吃用，皆是老百姓的血汗钱”。
就是说，拿了老百姓的钱，就要替老百姓做事；如果拿了人家的钱，不替人家做事，反过来还骚扰掳掠人家，那还能叫人吗？
第三，灌输“革新”意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还有，“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动跑掉”。
第四，开眼看世界。“人家的东西，只要是好的，咱们就要用。”
第五，“新政好”。没有新政，中国就不能富强；没有新政，就没有轩军远高同侪的军饷，甚至就没有轩军。所以，凡我轩军，皆要为新政“保驾护航”。
第六，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第七，培养对关卓凡个人的忠诚。
其实，关卓凡兜来转去，根本上，就是为了这最后一条。
如果只是走传统的拉同乡、喂银子、用私人的路子，也许也能把这支军队拢成自己的“私兵”，但这一定是一只没有什么战斗力的“私兵”，摇摇晃晃，说塌就塌。
这样的一支的军队，勉强拢在手中，又有什么大用？
如果经过了前面的一系列思想观念的改造，这支军队，就是支准现代化的军队，即便关卓凡不采取任何的“非常手段”，除了他这个“缔造者”，在本时空，也没有任何一个旧官僚、旧君主可以指挥的了。
这才是保证对轩军绝对控制权的“正途”。
何况，关卓凡还有一大把的“非常手段”。
这个“非常手段”，当然不是摆明军马，要求“忠诚领袖”，那未免太刺激朝廷的眼球了。
而是“迂回攻击”，“曲线救国”。
比如，这个“课本”，分成多章，每一章都会有一段“爵帅的话”，或者叫“爵帅讲话”——都行，叫什么名字，关卓凡还没想好。
这“爵帅的话”，自然都是好话，讲大道理的话。只是全书没有一句“皇上的话”，“太后的话”，通通都是“爵帅的话”，这本书念完了，在“学生”的潜意识中，“金口玉言”的那位，自然就变成了“爵帅”。
在书里，关卓凡戴了一位老师的面具，话说的再多，也算导人以善，对此，不会有谁有意见吧？
而且，中国的政治传统中，皇帝也不能随便说话，因为开口就是“君无戏言”，变不了现的话就尴尬了；另外，皇帝高高在上，底层的子民，平民也罢，士兵也好，是“没有资格”直接聆听“纶音”的。
到了近现代，周边工业化大潮浪涛汹涌，还玩这种农业社会的装逼路数，关卓凡以为，属于自动放弃话语权，须怪俺不得。
还有，轩军的文书布告，打头的四个字，一定是“奉爵帅令”，全文极少出现“朝廷”或“圣谕”这种字眼。
“奉爵帅令”和“爵帅的话”，起到的是相同的作用。时间长了，轩军上下，自然而然就认为，有权力对自己下命令的，就是“爵帅”了。
而“奉爵帅令”，在台面上，有非常合理的解释。
轩军“奉旨以西法练兵”，其兵制非朝廷经制。因此，在体制上，朝廷给轩军的任何敕诰，都是给关卓凡一个人的，然后由他“代表朝廷”实施。
轩军的将领，在朝廷经制中有具体职务的，其职务和轩军并不发生直接关联。因此，轩军任何一位将领，都无法单独接受朝廷的敕诰。
如姜德的“狼山镇总兵”，和他的“松江军团第四师师官”没有任何关系。只有事关“狼山镇”的军务，才能发给姜德本人。呃，江苏的“狼山镇”，已经裁得差不多了，能有什么军务，非得远在天津的姜总兵本人来办呢？
松江军团军团长华尔，“三等子爵，赏戴头品顶戴，提督衔”，更是只有爵位、荣誉和级别，在朝廷经制中，没有任何具体职务。
轩军种种事务，不仅管理建设完全自主，将领任免和部队调动，亦百分百操于关卓凡一人之手。朝廷在事实上固然干涉不了，即便在体制上，也很难干预——什么“师官”、“团官”，根本就不是朝廷的官。
这就是关卓凡要采取新建制的第二个原因：将轩军和朝廷彻底区隔开来。
新军装，新仪注，新建制，新思想，通通都是为了这个目标。
既为保证轩军的战斗力不下降，也为保证自己对轩军的绝对控制。
这个时候，相对于中国其他军队，这支军队的战力，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只要轩军在手，通向大目标的路上，不论有什么蹉跎起伏，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自己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