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厨正文卷第九百六十章改制第九百六十章改制
但是百年以来，制度繁复，机构重叠，很多不适合的旧政没有取消，而新制度又不断地出现，新法推行之后，此等现象更加突出。
祖宗解除了藩镇的势力，却允许开国功臣的子孙以“恩荫”世代做官，导致国家机构，既无定员、也无专职。
许多徒有其名而无所事事的冗闲机构和官员，充斥在政体当中，如同黄金当中杂进了土石，让官制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其二则是莅其官而不任其职，官职在名实之间悖离、混乱。
大宋官制，源于割据时期，带有浓烈的小朝廷色彩。
那时候的知州多带军职，授进的时候或文或武，其实还是属于藩镇的格局。
官、职、差遣，俱用官名，再加上勋号，荣赏，内殿横行封官，使官制更加混乱。
而之后国家一直沿用，没有腾出手来梳理。等到空有其名的三省制度加入之后，官制不但没有厘清，反而更加混乱。
王相公主政期间，主张只要各个机构能恢复职能和作用，就算达到了改革的目的。
如司农寺、都水监等，已对革新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到“董正官制之实”。
但是其实，还是“名不正，言不顺”。
以自己为例，在南海时的官职，全称应该是——崇仁保顺佐运宣德功臣，上柱国，苍梧郡开国公，保和殿大学士，特进，太子少保，知交州军州事，权南海四路转运使。
这么大一堆的称呼里边，其实只有最后两个才是正经的官职。
而且在大宋，这样的情况是普遍现象。
比如苏元贞的本官是殿中侍御史，差遣是郑州知州，结果他拿着自己定工资级别的本官，把人家真正负责弹劾工作的御史蔡确弹劾了一次，这就是职务不明造成的混乱。
因为殿中侍御史这个官职除了可以做本官，还能做差遣，朝中另有真正干这个差遣的人存在。
比如当年赵公大展雄风，弹劾陈执中去职，就是在这个差遣上。
而赵抃当时的本官，却又是翰林学士。
这就大宋冗官现象的存在现实，大量职务虚实间杂，给了很多人偷懒的空间，造成官员在其位不谋其政，互相推诿、扯皮的情况非常普遍。
而且官职不但名不副实，且官职之间的进阶，还达到惊人的三十七阶之多。
所有这些，导致一个下级部门，同时有几个上级管理部门存在，下头常常都不知道，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管理者。
甚至真正能有效管理的，一个都没有，有些下属工作多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上级是谁！
因此减少冗官冗政的弊端，提高朝廷的办事效率，这一场官制改革，必须进行。
怎么进行呢？其实也不难，将政令归还给相应的部门，恢复唐代三省制度，基本便可以将官制理顺。
大宋如今已经存在门下省，中书省和尚书省，但是都是寄托虚衔，安养元戎的地方，称谓“寄禄官”。
而真正的中枢政务，却另设了一个名目，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代替三省行使职权。
这依旧是小朝廷混乱的格局，已经不符合大宋如今的勃勃气象。
因此臣请改革官制，校勘《唐六典》，将之与如今大宋机构的职能进行参照划分，还政三省，恢复大朝廷的制度规模。
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借以发挥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的职能，实际上权归于上；
同时，参知政事改称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
凡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使各机构有定编、定员和固定的职责；
许多机构或省或并，如三司，可以解构，归户部和工部；
审官院，可并于吏部；
审刑院，可划归刑部。
过去的“官”，仅用以定禄秩、序位著，与差遣发生很大的混淆。
此次改革，“还政于官”的同时，还可以“以阶易官”，将散官正名为本官，而原来的本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三十七级，整理合并成工资等级名称，作为“寄禄”之用。
两者互换之后，至少在名义上，大宋朝廷便恢复了汉唐之制。
这些大概就是历史上赵顼元丰改制的全部内容，换汤不换药，导致行政效率没有提高，比过去还显得拖沓。
所得的好处，仅仅是节省了两万缗的行政开支而已，但却是以行政效率更加底下为代价，因为其本质没有得到改变。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苏油在奏表中写明，其一，唐朝至今已然数百年，即便是最强盛的开元时期，人口，经济规模，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今日与之相比，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改制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恢复旧制而恢复旧制，而是要更好地为新朝服务。
因此在校勘《唐六典》的同时，还需要将大宋如今的官制进行同步梳理，厘清两者间的关系，能平移的最好办，直接平移，其余的必须或增或减，保证满足一个前提的需要，那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有人做。
第二就是事有大小经权，不能搞一刀切，比如中书的部门职能需要制衡监督，但是到了基层还这么搞，除了降低效率提高行政成本以外，一点好处都没有。
另外就是手续流程，比如五十万贯的河工经费，重大杀人案件，造反谋逆的罪行，与一两贯的差旅费报销，偷鸡摸狗的社会治安事件，其手续流程当然是不一样的，这就还需要具体职务具体分析。
不能小瞧这一点，历史上元丰改制的巨大失败，就是小事流转审批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造成政务停滞，最终名存实亡，到徽宗朝又基本换汤不换药的改了回去。
制度问题梳理清晰之后，还有人员问题。
人员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人员的退出机制，一是吏员和底层公务员薪酬机制。
历史上官员一旦退出政府，收入就彻底没有了，宋代做了一些改革，但是成效不明显，对于退休的大臣，多加以宫观之职，作为养老之用，导致冗官更盛。
公务员没有了职业保障，就不能指望他有职业素养。如今财政好转，每年南海收入多了数千万贯，纳入国家赋税收入的，也有千万贯之多，加上京师冗军问题的解决，又节省出数百万贯，这部分财政盈余每年高达两千万贯，已经可以使用其中的一部分，来着手解决公务员的养老以及吏员的收入发放问题。
就跟做生意一个道理，要得回报，首先就得先有付出。
官吏的养老金，得在官吏退休之后开始发放，如果官吏因贪腐，犯罪等原因被提前剔除出了官僚体系，那他一文钱都得不到。
同样的，中下层小吏的薪水提升，也要克扣一部分下来，视一年绩效在年终发放。
这样就能保证他们能够积极做事，还能让一大部分出身寒微的人，有兴趣投身到基层政府的运转当中来，而地方官员，将不再是只有当地豪强可以依靠。
这会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有了这个，封建社会才有可能实现政权下乡，被乡老，族长，豪绅们一直以来把持的社会基层政权，会被这项制度撕开一条缝，而普通民众，也能得到更大的喘息机会。
这部分人的薪水捏在政府的手里，知县知州的手里，这样即便是流官，哪怕新到一地，也将天然获得与乡老豪绅们对抗的力量，站在政府一边的力量。
所以苏油规划里的元丰改制，已经不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官制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