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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五七节 一条白绫了断

    崇祯二年十二月京师一战之后,虽然大明朝廷元气大伤,不过满洲八旗也是损失惨重,双方都无力继续发动攻势,反倒形成了一段时间以来的太平局面。

    趁着这段太平时光,崇祯皇帝抖擞起精神,又是重建山海关防线、又是组织赈济春荒、又是更换朝廷庸懦官员,天天忙得不亦乐乎。

    虽然崇祯皇帝因为年纪尚轻、经验尚浅,有些措施急功近利了一些,故而未必面面俱到。可皇帝表现出来的,毕竟是一副锐意进取的形象,比起前任的万历、天启两位皇帝,可谓是云泥之别了。

    看到崇祯皇帝忙得不亦乐乎,内阁首辅周延儒也总要勉励几句,行过大礼之后,便说道“皇上励精图治,一扫数代之阴霾,这是好的,却也要注意节劳啊”

    崇祯皇帝一面在奏章之上批阅文字,一面头也不抬地说道“朕知道爱卿也是一番好意,可朕现在年纪还轻,若不乘着年纪办一点事情,等到了老了之后,又哪有精力呢”

    周延儒手里还揣着一份重要的奏章,却不知应当如何同皇帝提起,只能又接着敷衍客气两句。

    温体仁入阁之后,便处心积虑要将周延儒从内阁首辅的宝座上拉下来,见这是一个让他在皇帝面前出丑的好机会,便上前半步禀告道“看到万岁这般劳神,臣等实在是不愿意来搅扰圣上。可臣等无能,周首辅手里正有一件大事,臣等不能自专,只能请皇上定夺。”

    温体仁这句话似乎是在说内阁三位大臣不中用,实际上却是但指周延儒这个内阁首辅没本事,结结实实给他上了一通眼药。

    周延儒不是笨人,却也一时半刻说不出什么应对之辞,只能老老实实将姬庆文的奏章拿了出来,递到崇祯皇帝面前,说道“皇上,臣等深负圣望,南京城中竟发生了白莲教作乱这种骇人听闻的惨案。”

    崇祯皇帝一听到“南京”、“白莲教”、“作乱”这几个关键词,顿觉事情不妙,立即抢过周延儒手中的奏章,不耐烦地阅读起来。

    崇祯皇帝越看脸色越是难看,不过片刻功夫便已绷不住情绪,大骂道“好个熊明遇,居然这样玩忽职守,弄出这种不体面的事情来,搞得中外震动,该杀、该杀”

    徐光启同姬庆文关系密切,遇到这种事情,反而要从反方面说上几句“皇上,现在内阁收到的只有姬庆文一个人的奏章,不能仅凭他的一面之词,便判断是非曲直。”

    崇祯皇帝却道“万余白莲教匪在南京城中作乱是真的。官军被杀了个一败涂地也是真的。输了之后不想到怎么补救,反而寻人抵罪,这也是真的。是熊明遇这厮再怎么样掩饰也无法否认的。”

    其实这也是周延儒、温体仁、徐光启三位内阁大臣的意见,只是他们碍于身份,没法当着另外两人的面说出来而已。

    于是首辅周延儒拱手道“皇上,出了这等大事,除了亡羊补牢之外,责罚相应的官员也是惯例。只是熊明遇,还有韩赞周、刘孔昭都是资历深厚的大臣,怎样处置,臣等不能自专。不过臣建议,可以先等一等、瞧一瞧,看看熊明遇的奏章上来,再作论处不迟。”

    熊明遇乃是东林党人,而首辅周延儒虽也同东林党关系密切,却不是同党,在熊明遇已犯了圣怒的前提下,周延儒能替他说上这几句好话,已是十分难得的了。

    崇祯皇帝听了这句话,思考了一下,说道“熊明遇这厮,难道还有脸上什么奏章么”

    温体仁已然揣摩出了崇祯皇帝的心意,再加上他素来被东林党人排斥,便说道“皇上,姬庆文大人的奏章之中写得已是十分明确了,他既然已经做了嫁祸给杨展的准备,那他所上的奏章,也不过是避重就轻、推卸责任而已,其实并不值得信赖。”

    崇祯皇帝听温体仁也支持自己的意见,便不再犹豫,说道“看来熊明遇的奏章也不用再看了,像这等昏官,朕看留着也没有什么用,索性杀了算了。”

    周延儒听崇祯皇帝态度坚决,便也不敢再出言顶撞,只能诺诺连声表示同意。

    倒是徐光启老成了许多,又同时同姬庆文和东林党友善,说话便也中立客观了不少,说道“圣上,白莲教自古以来就屡次作乱,事情虽大却并不足为奇。可是白莲教起事多在穷乡僻壤之中,这次选在南京城内,倒也确实少见。因此这件事情颇为诡异,恐怕另有隐情,老臣劝皇上暂且留下熊明遇一条性命,待事情查明真相之时,再另行处置不迟。”

    徐光启这话说得算是很厚道了,也确实被崇祯皇帝听到了心里。

    于是崇祯帝又思索了一下,说道“无论其中有何蹊跷,反正熊明遇的官位是保不住了。这样,立即革除熊明遇一切本兼官职,立即锁拿进京,听候勘问。”

    替皇帝拟旨是内阁的本分,听了皇帝的意思,自然由周延儒执笔,写好了诏书,又让在一旁伺候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盖上了玉玺,便派人送到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那里,让他再派得力的锦衣卫,立即出发去南京抓人。

    骆养性不敢怠慢,得了圣旨之后,便点起十个得力的锦衣卫,凭旨意去南京捉拿熊明遇这位兵部尚书。

    熊明遇似乎早有准备,锦衣卫过来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慌张的情绪,反而十分淡定地收拾起行李,又同家人属下告别,这才跟着几个锦衣卫启程北上。

    这几个锦衣卫看在熊明遇品级不低、年纪又大的份上,倒也还算客气,既没有动刑、也没有上枷,只让他自己走路也就是了。

    没料到熊明遇从南京出发,只走到山东地界,便又接到了皇帝的旨意。

    崇祯的新旨意十分简单,立即赐死熊明遇。

    原来是熊明遇写的那道奏章被崇祯皇帝看到之后,非但没有开脱半点责任,反而起到了反作用。

    让崇祯皇帝只留下了一句“胡言乱语,妄图蒙蔽圣听”的评语,便问了个“欺君之罪”。

    熊明遇犯了钦定的欺君之罪,那就自然再也没有多少可以保奏和挽救的余地,只由东林党中几个有头脸的官员出面,给熊明遇留下最后一丝的尊严和体面,求皇帝只用一条白绫便结果了熊明遇的性命。

    处置了熊明遇之后,崇祯皇帝余怒未消,又接连下了好几道旨意。

    首先发落的就是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南京守备提督勋贵刘孔昭两个军事主官。原本按照崇祯皇帝的刻薄性格,这两位仁兄也至少是要罢官免职的,然而看在他们两个人一个是信王潜邸故人、一个是开国元勋之后的份上,崇祯皇帝只罚了他们两个各两年的俸禄,并戴罪立功。

    其次南京一切有司官员全部降级罚俸,留原职继续处置白莲教逆案,若再发生什么不体面的事情,便要新账老账一起清算。

    最倒霉的还是司礼监提督太监沈良佐,他原不过是路过南京城而已,却只因带领这两千京营官军在身边,而处置突发的白莲教叛乱并不得利,也跟着被罚了一年的俸禄。

    比沈良佐更加倒霉的,则是京师营的几位负责练兵的军官,这几人被崇祯皇帝以京师营面对乌合之众的白莲教匪便败下阵来,显然是日常训练不利为由,全部罚俸一年、廷杖二十不但赔了钱,就连白白嫩嫩的屁股都被打了个皮开肉绽。

    只有被熊明遇陷害的杨展,崇祯皇帝是只字未提,就仿佛这个人压根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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