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口决堤，堪称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尽管没有也无法进行确切的统计，但是按最保守估计，至少有上百万人直接被淹死，另有超过一千万人家园被毁，流离失所，因为洪灾造成当年粮食绝收，导致大规模的饥荒，但既便是这样，国民政府却仍旧给河南省下了不亚于往年的征粮指标。
是的，国民政府非但没拨粮赈灾，甚至还给灾区下了征粮指标！
在有些地区，极个别国民军的高级将领甚至暗中高价倒卖军粮！趁机大发国难财！
灾民们饥饿、失望，最终转化为出离的愤怒，在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配合日军攻击国民军的不理智行为。
但这只是个别现象。
大多数饥民选择了逃荒。
然而，对于黄泛区的老百姓而言，这才仅仅只是开始。
这之后三年，因为黄河改道，整个黄泛区连续遭受大旱大涝以及蝗灾，迫于饥荒，更多的百姓被迫踏上了逃荒路，按最保守估计，四出逃荒的黄淮百姓足足有超过三千万人，冯大导演的温故一九四二，真实的还原了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
蒋委员长之所以下令炸开花园口，初衷是为了阻止日军进攻武汉。
那么，效果如何呢？应该说，黄河决堤还是给日军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至少南北合流的日军第9、第13、第14、第16师团遭到了洪水的围困，被迫中止了追击，这也帮助北线的国民军得以从容的撤离。
被困于淮南、蚌埠附近的熊本师团、菊地旅团则更惨，洪水下来之后，熊本师团以及菊地旅团很快就被滔滔洪水分割包围于上百个的小高地之上，粮食很快耗尽，之后就只能依靠航空兵空投补给，勉强维持生计。
然而，黄河决堤的作用也就这些了。
要说给日军造成多大的人员、物资损失，还真是没有。
相信黄河决堤可以迫使日本政府放弃进攻武汉的计划，更是战略上的幼稚。
就在黄河决堤的第二天，日军大本营就已经基本确定，在徐州战场聚歼国民军主力的战略目标已经落空，武汉会战已经是不可避免，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日军大本营就立刻向日本政府申请了20亿日元的经费，用于武汉会战的战争筹备。
与此同时，日军大本营也对华北、华中方面军进行了重新编组。
撤销华中方面军以及上海派谴军的序列，组建新的华中派谴军，原华中方面军兼上海派谴军司令官畑俊六转任华中派谴军的司令官，原本隶属于华北方面军的第2军转隶华中派谴军序列，同时撤销了第10军的编制，重新编成了第11军。
整编后的华中派谴军所统辖的兵力达到了14个师团另一个支队，外加一个航空兵团。
这其中，华中派谴军司令部直辖第3、第9、第15、第17、第18、第22、第116师团加航空兵团，第2军下辖第10、第13、第16师团，第2军的司令官东久迩宫捻彦，也是位亲王殿下，而且还是伏见宫俊彦的弟弟。
说起这个东久迩宫捻彦，可以说是日本皇室有名的浪荡子。
早年间，从陆大毕业后，东久迩宫捻彦便跟着他的哥哥伏见宫俊彦一起前往法国陆军大学留学深造，不过跟好学向上的伏见宫俊彦不同，东久迩宫捻彦虽然天资聪颖，却全无半点上进心，在留学期间，成天只知道追逐漂亮女人。
中日战争爆发后，伏见宫俊彦很快就回了国，可是东久迩宫捻彦却沉迷于法国女人的温柔乡里，死活就是不肯回国！他的皇侄裕仁拿削了他的皇藉相威胁，东久迩宫捻念竟也是毫不理会，因为他根本不在乎这个皇室身份。
不过，在接到他的兄长，伏见宫俊彦的死讯之后，东久迩宫捻彦却终于回国了。
而且，不用皇室来催请，东久迩宫捻彦就主动前来请战，提出来要担任上海派谴军的司令官职务，显然，东久迩宫捻彦是憋了口气想要找徐锐晦气，替他的兄长报仇，不过他的叔叔，陆军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却没有答应。
闲院宫载仁这老鬼子在军事上虽然能力平平，但基本的人性却还是谙熟的，以当时东久迩宫捻彦的心态，真要让他接任上海派谴军司令，他一定会向徐锐疯狂的报复，那么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仇没能报成，反而搭上自己的小命。
所以，闲院宫载仁把东久迩宫捻彦调到了相对安全的山东战场，让他接替香月清司担任第2军的司令官，准备先让他在山东战场适应一下战场气氛，然后再委以重任，而东久迩宫捻彦到了山东后，也果然没有让闲院宫载仁失望，兵不血刃占领济南，奇兵突出占领青岛都堪称是经典之作。
经过半年沉淀，闲院宫载仁觉得东久迩宫捻彦已经完全适应了战场的氛围，同时也相信他已经从急于替兄长报仇的心态中走出来，终于决定把东久迩宫捻彦派到华中，参与决定帝国国运的武汉会战。
除了东久迩宫的第2军，华中派谴军的序列中还有新编成的第11军。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更是个凶名昭著的人物，在日本军国化的道路上，以冈村宁次为首的所谓的“昭和三羽乌”可以说发挥了关键作用。
所谓的三羽乌，其实就是三杰的意思，比如汉初三杰。
昭和三羽乌中，除了冈村宁次，还有永田铁山以及小畑敏四郎，正是这仨老鬼子缔造了巴登巴登同盟，推翻了自明治维新以后所产生的旧有政治秩序，真正使日本天皇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军权力，从此日本才真正走向军国主义。
需要说明的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搭上了资本主义的末班车，并在短短三十年之内迅速成为了列强之一，但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天皇其实并无军权，当时日本的军权把持在以明治三羽乌为首的萨摩、长州两藩的官僚武士集团手里。
明治三羽乌中，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是萨摩藩出身，木户孝允是长州藩出身，在明治维新之后，这两个藩的官僚武士集团牢牢的把持住了军权，如果你不是萨摩藩出身，根本别想进入到海军高层，而如果不长州藩出身，则不可能进入陆军高层。
统治阶级固化，就必然导致腐败丛生，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海军、陆军界的腐败已经十分的严重，一二八上海抗战，长城抗战，当时虚弱到极点的中国、军队之所以还能够顶住日军的进攻，日军内部的腐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军权长期由萨摩、长州两藩的武士阶层把持，当然会引起皇室的不满。
裕仁当时还是皇子，却对这种现状十分不满，于是在裕仁毕生中仅有的一次出使欧洲的过程中，在撇开了萨摩、长州两个藩的眼线之后，秘密将冈村宁次召到了御前，嘱意冈村宁次去替他搜罗羽翼，组建以裕仁为效忠对象的少壮军官团！
于是冈村宁次找来了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组建起了巴登巴登同盟，事实上东条英机也参与了这次秘密集会，遗憾的是，当时东条英机只是负责放哨的小喽罗，这个巴登巴登同盟也就是后来昭和军阀集团的前身。
巴登集会之后，冈村宁次三人又相继将梅津美治郎、山下奉文、中村小太郎、中岛今朝吾、下村定、松井石根、矶谷廉介等七入引入巴登同盟，这十一人，共同组成了昭和军阀集团的核心骨干成员，这个也是日军赖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石。
冈村宁次在调任第11军司令官之前，原本担任驻东北的第2师团的师团长。
在第2师团的师团长任上，冈村宁次在围剿东北抗联的战事中，初次试行了他的囚笼堡垒政策，就是将东四省的老百姓圈禁在一个个的大村子里，每个村子都由军警把守，这样东北抗联的部队得不到给养，很快就因为饥寒交迫衰败下来。
东北抗联兵力最多时，曾经发展到三万多人，可在冈村宁次的囚笼绞杀下，很快就被打得只剩下不足千人，并且还失去了固定的根据地，只能四处打游击，从军事意义上讲，东北抗联已不可能再对关东军构成任何威胁。
正是因为在第二师团任上表现优异，冈村宁次才得以重用，被越级提拔为第11军的司令官，此举引发了华中派谴军司令官畑俊六的极大不满，因为在畑俊六看来冈村宁次属于小字辈，根本就没资格担任集团军司令官。
这也为后面冈村次次面对薛岳时的苦战埋下了伏笔，因为他无法得到来自上海派谴军司令官畑俊六的全力支持，不过冈村宁次这老鬼子也确实是厉害，既便有畑俊六的擎肘，既便在南浔路上遭到了失败，也仍然从中路突破，打赢了武汉会战。
在这个时空，因为徐锐的出现，武汉会战的战前态势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基本上，却还是与历史上的出入不大，徐锐这只穿越而来的小蝴蝶虽然在玩命的扑腾，却终究还是没能够引发一场大风暴，还是不足以改变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