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士兵服役时无论出征还是戍守，口粮均由国家供应，士兵只须负担部分衣服费用。
隋唐时期士兵口粮，衣物需自己负担，国家会发给一些田地作为士兵屯田只用，屯田所得充作士兵平时口粮，另外国家会购买粮食补充屯田缺口，（开元年间屯田收获足够供应41万士兵口粮，能够满足全国士兵七成需要），出征或者国家延长士兵服役期限时会供应士兵口粮。
于是，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往往很少有十万人以上规模的大战，但是在战国未年和秦代，动辄数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捉对厮杀的场景就变得很常见了。因为按照‘总体战’的指导思想：一个国家如果有一百万人口的话，按照当时比较常见的五人一丁的情况，战时动员二十万参战男丁就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这样算起来，对于秦、楚、齐等拥有四五百万人口的大国来说，全国动员后兵力达到六十万甚至上百万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作者曾经考证过，仅秦和关东六国就合计超过了两千万人，如果再加上新征服的南方诸地，估计全国的人口可以达到二千五百万人左右。有这样大的人口基数，完全可以短期内动员数百万大军捉对厮杀。
说到粮食，当时各国的农业生产也是相当发达的，甚至可能超出大部分现代人的想像，这里以秦为例：当时，农民是不允许离开土地的，安心耕种是他们的宿命；秦国所有的耕牛在官府都是登记在案的，农民没有官府的命令，绝对不允许虐待、杀害耕牛，否则可能被重罚，甚至耕牛如果饿瘦了，相关责任人也会遭到十下的鞭打，并且如果耕牛管理不善的话，县令和县丞都可能被朝廷治罪，当然，官吏和农民对耕牛照顾好的话，国家是有奖励的。
秦国非常重视先进农具的普及和保护，在秦国军队还装备大量青铜兵器的时候，秦国农民已经基本都用上了铁制农具，甚至官府为了保证一些贫穷农民的利益，官府会免费借用给这些贫民先进的铁制工具，即使被农民正常使用而搞得磨损了农民也无须负责任何赔偿。
秦国上下对天气的重视也是空前的，天如果下雨的话，各地就要向上准确汇报雨量的大小，雨的范围也要汇报清楚，如果发生旱灾、蝗灾，更要及时汇报，否则国家的处罚会很严厉。
秦国农业部门对农业生产的管理是非常先进、严格且注重实际经验的，比如在关中地区，秦国规定：水稻种子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和麦子用一斗，小豆三分之二斗，大豆半斗，如果土地肥沃，每亩撒的种子可以适当减少一些……相似规定还有很多，就是这些看似严酷无情的规定，保证了当时秦国农业生产的高度发达，为秦军的四处征战提供了充足的粮食。
关东各国虽然与秦的法律有所不同，但能够与秦国争斗一二百年之久，他们的农业管理也有自身的特色，否则根本不可能支撑这么长的时间，各国都建有强大的军工系统，有青壮年工工匠和妇女日夜赶工为军队制造庞大的军需物资，其先进和完善程度可能在现代都让人叹为观止。
当时的百姓经过了春秋以来延续数百年的连绵征战，对贫苦的忍受力极强，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秦王见王翦不肯松口，也只好奉承几句：“非将军善于用兵，不能透彻至此，寡人就依将军矣！”
秦王将王贲调到咸阳控制起来，王翦被任命为大将以后，秦军颁下总动员令，六十万秦军从各地征发，陆续开赴前线。
王翦离开首都咸阳，秦王嬴政亲自送行，一直送到咸阳西郊的灞上，可谓期待殷切，恩宠荣耀之极。就在这对君臣分别之际，王翦出人意料地开口，向秦王嬴政提出了古怪的请求：“臣如今已年老矣，譬如风中之烛，能在世上光耀几时？臣此刻唯有多请美田宅，为子孙留用，世世代代受大王之恩耳。”
王翦毕竟是在秦王身边多年的老臣，对于秦王的心思和个性，揣摸得透彻，他对于秦王的猜忌，自有老到的应对。王翦的行事，更有超出个别事件的道理，这就是说，在集权专制国家，不管什么人，一旦具备了颠覆现状的可能条件，就必然要面临被怀疑的境地。这种事情，古今中外皆然。
明白了王翦的用心，也就明白了嬴政的担心。将全国军队交由一人指挥，可以说是任何君王都放心不下的事情，军队倒戈导致王位更替的事情，历史上屡见不鲜。况且，对秦王嬴政来说，由于自己的失策，大将王翦和丞相昌平君同被罢免迁徙，由于自己用人不当，二十万秦军惨败；如今，楚国反攻秦国，他在此严峻的形势下，不得不请王翦重新出山，万一这第二次伐楚战争再出点什么意外，后果不堪设想。此战的胜败不仅关系到自己王位的安危，更关系到秦国国运的兴亡。
当时的情况下，秦王嬴政的处境，不可不谓艰难险恶；他重新起用王翦，不可不谓是冒着绝大的政治风险做出的重大决断。由于王翦老到周全的应对，秦王嬴政对王翦的戒备之心，不禁缓和下来。不过，秦王嬴政毕竟也是老到的政冶家，在他心里深深明白“形势比人强，意外不可不防“的道理。
王翦复出以后，六十万攻楚秦军如何行动，在何处集结，首先攻击何处，与哪部分楚军交战，史书都没有具体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只有一句笼统的话说，王翦军出动以后，“取陈以南至平舆“。陈就是郢陈；平舆，是郢陈南部的平舆县。前一年李信军统领二十万秦军攻楚，就是由郢陈出发，攻取平舆后突然退回来的。
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王翦统军二次伐楚，走了与李信军完全相同的路线，由郢陈出发，攻取平舆，再东进攻取楚国的首都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