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可没有温顺天真的印第安人把他们价值连城的货物卖掉，然后换来你们手中那一钱不值的货物。”河西县最大的旅馆国营东方宾馆的马厩内，一名戴着眼镜的经理看着正大包小包地卸货的几人，用略带揶揄的语气说道。
说实话，经理很烦眼前这帮人。开着介绍信来的他们，非但不付钱免费住宿，宾馆还得帮他们照料马匹，有时候晚上还得送些水果点心什么的，说起来都是成本，让习惯于精打细算的经理很不爽。不过他也没办法拒绝他们，拿着总部开的介绍信（他也拍电报核实了）就必须接待，这是铁律，无法违背，但这并不妨碍他不给他们好脸色。
带队的那位名叫黎鹏的年轻人腼腆地笑了笑，然后说道：“陈经理费心了，我们带来的货物并不是拿来卖的，而是送人的。都是些家乡的土特产，不值几个钱，再说附近仿佛几十公里内，难道还有印第安人在生活吗？即便有，经过这么多年生活的熏陶，还有谁能骗他们呢？呵呵，这可不是北方新大陆那些傻里傻气的印第安人。”
“你们知道就好。”经理碰了个不轻不重的软钉子，只能悻悻地说道：“有什么需要直接叫服务员，住宿不要钱，点心茶水也是免费的，但如果想在宾馆里吃一日三餐，需要按价目表付钱。”
说完，这位有些刻薄的经理便离开了马厩，几位正在卸货的年轻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都无奈地摇头笑笑，继续搬卸货物。他们长途跋涉而来，实在是有些累了，打算赶紧办完事就回房间休息。
一个小时后，黎鹏等人将货物都搬回了房间，然后到宾馆厨房借了锅灶，将带来的干粮（主要是面饼、咸鱼、牛肉干等）和水煮了煮吃下，便各回各房休息了。
黎鹏躺在散发着松木清香的木板床上，听着窗外的呼呼风声，一时间竟然有些睡不着了。他披了件外套，打开后窗窗户，因为是在三楼的缘故，入眼便是一处空旷的原野。
今晚的月色很好，照得原野上一片银白。黎鹏看着那些在夜风中随风摇摆的蓟草，以及不远处一条波光粼粼的小河，只觉这夜色真是太宁静了，太美好了，一时间竟然有些想放声歌唱的感觉。
不用怀疑，黎鹏真的系统学习过怎么唱歌。身为原《真理报》主编黎达彦的孙子，从小生活优渥，有专人教导各种学识，不知道比普通人家孩子起点高了多少。在黎鹏表达了对艺术的兴趣后，他们家立刻花钱请了音乐家、画家来当教师，生生将他培养了出来。
黎鹏现在没什么职业，说好听点是自由职业者，说难听点就是无业游民，四处晃荡。不过他最近申请创办了个音乐杂志，准备做点自己的事业了。因此，在经过一番前期筹备后，他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长途跋涉来到查科平原上寻找“灵感”。
在这一路上，他们不坐船、不乘车，坚持靠自己走遍每一座城市、每一个乡村。每至一地，他们都会寻找各地可能会存在的乡村艺人，搜罗各种歌曲。要知道，东岸有着诸多的外国移民，文化即便是以东方为主，但外国元素相当不少——这从东岸舞蹈与中国传统舞蹈的区别就能看得出来——因此，各种歌曲尤其是民歌相当不少，这让黎鹏等人惊喜不已。
黎鹏本人对各种民歌尤其喜爱。因为从小接触的老师的关系，他具有较为强烈的人文主义思想，认为诗是从人类灵魂中涌现而出的精华，而民歌则是最为自然的精神产物。他曾经也创作过一些诗歌，并投稿到各个杂志，在文坛上也拥有一些粉丝。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对黎鹏喜爱有加的。不少文化界人士就对黎鹏写的诗歌大家抨击，认为其既不是律诗绝句，也不是传统词曲，所谓的“新诗”完全就是狗屁！有些人甚至狂言，如果那种东西也叫诗的话，那简直是玷污了诗的神圣性。
这些人的势力很庞大，支持者也众多，黎鹏有些招架不住，因此便打着体验生活的接口，带着几个好友来到了这查科草原避避风头。不过即便到了这里，黎鹏依然不打算认输，这不，路上他就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打算寄给《民生》杂志的副刊，让他们帮忙刊登。在这篇文章中，黎鹏极力批判了很多人写文章囿于中国传统，自我设置了太多条条框框，导致写出来的东西“呆板无趣”、“价值不高”。黎鹏认为，他们需要打破文学中的旧形式以适应自由表达感情的需要。他更是明言，中华传统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是人们宝贵的精神食粮和创作源泉，但如果你不能在这些基础上进行突破，并走出一条新的路子的话，那么你的创作生涯就只是在不断重复，毫无意义。东岸文学的母体是中国古代文学，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等号，东岸文学应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应该“精神独立”，应该展开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此东岸文学才可以获得提升，获得“重生”。
黎鹏手头有一篇写了一半的小说，名字叫《我这样的人》，以一名俄罗斯裔转正非国民劳务工鲍里斯为第一视角，讲述了他来到东岸后二十多年的人生变迁。小人物的命运与东岸高速发展的大背景相契合，间接穿插了大量鲍里斯亲族在俄罗斯的生活对比，表达了反封建、反专制和反宗教的时代意义。
这篇小说，毫无疑问非常符合黎鹏一直以来提倡的“东岸文学应该从本民族人民的生活中去寻找灵感，而不是盲目模仿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宗旨。正所谓要建立民族文学，就必须对本民族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在此基础上再去寻找相应的文化形式和内容，而民间俗文学和民歌则是培养民族感情的好手段。
因此，黎鹏等人这次长途旅行采风，对各种民间文学——不论什么形式，粗俗或高雅，当然后者是不可能的——以及民歌的采集非常热衷。他甚至准备回去后就整理校对，争取这几年就出版一本《民歌集》，东岸本地的、外国的、甚至就连印第安人的都可以，全部收集出版，让大家开开眼。黎鹏寄希望以此来摆脱文学界狭窄沉闷的创作气氛，给东岸民族文学带来清新的空气和养料，并加速其成型。
应该说，东岸政府对黎鹏这种人应该是持支持态度的，因为其本人具有很强烈的东岸主义思想，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毋庸置疑。而且他一直以来鼓吹的东西，也正是政府所提倡的方向，因此双方之间的共同点其实非常多。只不过呢，黎鹏这人也经常写一些讽刺政府的小说，让不少人很是难堪，因此本该有的褒奖要么消失于无形，要么大大降低了等级，实在很是遗憾。好在黎鹏对这些也不是很看重，他更关心的是东岸自己的文学何时能浴火重生，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此美景，要是能够谱上一曲，写上一首诗，就再好不过了。”看着窗外的景色，黎鹏突然间感慨道。与文学一样，黎某人对东岸音乐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坚持认为，中国传统音乐中的许多（不是全部）与文学作品一样，过于斯文高雅、晦涩难明，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处于对旧秩序、旧制度的巩固而导致的。但东岸如今出现了许多新的阶级，如工人阶级、资产阶级，这都是新兴阶级，他们也有对音乐的追求，即听众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传统的士大夫和贵族。因此，创作一种清晰、简洁的全新音乐，也就成了必然之事。而这，似乎就是东岸本土音乐诞生的土壤，非常值得音乐家们去创作、去挖掘。
只可惜，目前东岸的音乐家们至多只是对传统古典音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以使其更适合东岸的社会发展情况，但机械照搬古代音乐形式的人仍然很多，这些人都是黎鹏非常鄙视的。他也学过音乐，但天赋不是很出色，没有什么出彩的作品，因此他是真的非常希望有人能在音乐领域扛起创新的大旗，发展出独属于东岸的音乐形式和作品。特别是如今东岸有很多古代不具备的乐器，这更是让人突破旧束缚、旧窠臼的利器，如果再不能在这上面有所突破的话，那可真的是有问题了，值得所有人深思——文学和艺术表现形式千百年来没有大的变化，这无论怎样粉饰，都是很可怕的，因为这意味着文化失去了自我更新、自我创新的能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独属于东岸民族的艺术，目前看来还仅仅只是有了个萌芽，何时才能够长成参天大树呢？”感慨了一番后，黎鹏又叹了口气，想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