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崇祯帝不仅在朝堂上宣布给官员涨薪，而且还向天下富人借钱给老百姓赎身，并激励将士。
一顿操作猛如虎，原因就在底气足。按照原本的历史发展规律，此时的晚明朝廷早已被财政危机折腾得体无完肤，不仅皇帝老子焦头烂额，“九边守军”也很久没法粮饷了，饿的前心贴后背，根本就无斗志。
想当初在“郑和下西洋”时，朝廷每年通过外贸和各地上交赋税就多达七千多万两银子，如今恐怕连七十万两银子也未必能凑得出来，否则也不会在李自成要求给100万两银子加陕甘独立就愿意去帮打后金。
然而，在把持朝政的“东林党”籍众朝臣干预下，崇祯帝朱由检既没能在李自成的农民军打到北京前成功迁都南京，也没能从列位朝臣手中借到百万两银子兑现（实际只获得捐款20万两左右），这才被逼死！
崇祯初年，御史陕嗣宗曾上了一副奏折给皇帝老子，评价崇祯皇帝乃“三不可及，五不自知”。“三不可及”的意思崇祯皇帝严格自律，不好财色，也不像其他皇帝那般有一些沉迷偏门的特殊爱好，这算是褒。
而“五不自知”，就是对“皇帝老子”朱由检缺点不足的提醒，比如他疑心很重，管得太多，太过自信等等。这些从后来崇祯皇帝的种种表现中来看，真可谓是一针见血，直指朱由检核心痛处，让他恼恨不已。
作为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帝朱由检对于明朝亡国之大祸来说，自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虽说和爷爷万历数十年不上朝、父亲光宗整理陶醉于男欢女乐、哥哥天启终日沉迷于木工活相比，自己对于皇帝的责任也还算是尽职尽责的。但他作为一国之君，朱由检自己的缺点无限放大后，再遇到当时离乱局面，就变得更加不可收拾，那么切中肯綮的“五不自知”，到底哪一个才是崇祯帝最核心的问题呢？
陕嗣宗所说的其中一个不自知为“非可旦夕责效”，才是真正道出了崇祯的核心问题所在，用后世的大白话来说，就是崇祯皇帝由于太急于求成了，以致于不懂得授权，想法太多，胡乱领导，疑心太重，其实都是因为他内心太急于求成所致。这也不能怪他，毕竟他刚登基时年少气盛，志存高远，故在所难免。
然而，大明朝积弊已久，从嘉靖朝后期就已经隐隐露出了衰败的端倪。后来，好在陆续出了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位励精图治的内阁首辅，才稍稍挽大厦于将倾。不过，万历皇帝将近三十年不上朝，使得整个大明的局面再次急转直下。此刻的大明王朝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不能与明初相比，尤其是财政糟糕！
哥哥朱由校做了七年木匠活之后，待江山传到了崇祯手上时，明朝已经是内忧外患，千疮百孔，叠加上“小冰河期”导致农业歉收的厄运。而崇祯临朝第一天，还要面对魏忠贤可能的陷害，可谓是如履薄冰。
崇祯皇帝急于求成的心情可以理解，甚至表现得连大臣都能感知出来，这才有了袁崇焕聊慰圣意的五年平辽方略。但问题是很多事情欲速则不达，过犹不及，越是急于达成目标，用力越猛，最后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就好比崇祯帝不想被“东林党”控制的朝廷架空，不得不频繁换相，但却进一步引发朝局动荡。
崇祯皇帝刚即位时，卧榻之上还只有辽东一头“猛虎”（后金），农民军尚未形成气势，只要集中精力对付皇太极，即使收复不了辽东，至少也能将八旗铁骑挡在“宁锦防线”之外，局面必定也还没那么糟糕。
但是，为了开源节流，征集辽东粮饷（辽饷），不少驿站被裁撤，而“辽饷”和“练饷”反倒是同时加征，再加上连年大旱，蝗虫漫天，使大量百姓流离失所，被迫加入农民起义军，这就导致财政局面更加被动。
后来，不仅是辽东有战事，而且关内的农民起义军也不安宁。由于“三饷”开支越摊越大，使得更多贫苦农民破产后自动成为“流氓”并加入到起义军的队伍中公开反抗朝廷，如此往复，终于形成了恶性循环。
当时，陕西、河南、湖北很多地方，先是农民起义军来一波折腾，紧接着便是朝廷派来的官军再来一波折腾，打生打死，烧杀抢夺，真可谓是赤野千里，民不聊生，俨然一副当年曹操写的《蒿里行》惨状。
崇祯皇帝越是急于剿灭关外和关内的两股势力，其财政情况就越糟糕，而底层百姓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就越多，沦为起义军的“流氓”们逐渐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专门打杀劫掠明朝各地藩王，而且不可遏抑。
那么，或许有人不禁要问到，大明王朝的经济状态真的糟糕到如此局面了吗？难道朝廷真的穷死了？
其实，崇祯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每年财政收入大约是一千三百万两白银，加“征三饷”之后的财政收入“最高峰”即祯十二年，也就是二千万两白银左右，除内部开销外，能真正用到实处的饷银不足千万两！
可以说，此时的明朝财政收入已是捉襟见肘了。然而，吊诡的是，当李自成大军围攻北京城并逼得崇祯帝上吊自杀后。有人说农民军进城后光收刮富户、官绅的银两，加起来就有七千多万两，是崇祯朝全年财政收入四五倍，还不算后来清军入关再搜刮一遍呢。这时，悔不当初的明朝官僚们才知道自己太失策！
当明朝北京城被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军团团围困时，老百姓等来的却是比大明官吏更加凶狠的恶魔，因为整个北京城都陷入噩梦当中。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农民军掘地强取白银3700多万两、黄金150多万两！
就连吴三桂都不是省油的灯，因为当时这些“准军阀”力量就重起朱元璋、朱棣于地下也未必能一下子就解决的，而李自成的军队当时正忙于抢钱抢粮抢女人，逼得吴三桂为了自保并得到陈圆圆而主动开关。
不过当时崇祯毕竟岁数也不大，历史没给他那个选择。想想唐朝的安史之乱，唐玄宗必须被换掉，朝廷才能凝聚民心和军心去平叛。而崇祯也绝不会捂着内帑不出，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国家一步步沦陷而亡。
对于当时攻克北城的李自成来说，他很不得人心，因为天下未安定就早早宣布要当皇帝，且其部下也对吴三桂的女人陈圆圆进行抢占，让率军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恼羞成怒，这才打开城关，放清军入关。
这就导致了几十万农民军被几万清军和山海关守军杀个措手不及，一路大败而逃，加速了李自成的失败。至于后来李自成战败后死于湖北，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毕竟志在鲸吞天下的“满清王朝”不会容忍他。
李自成当初的战术机动灵活，四处游击，最后越做越大并聚众百万且成了气候，乘势一路闯进了北京城。按理说他很容易同知识分子、地主阶级达成共识，但他没这么做，反而把自己推向他们的对立面。因为在北京的四十二天里，李自成和他的大顺政权掠夺财富，强抢民女，弄得北京城人心惶惶，谣言四起。
不久之后，多尔衮率领满清“八旗”二十万大军与吴三桂的十万守军联合对李自成的五十万农民军展开猛攻，凭借骑兵打步兵的优势，杀得李自成的农民军兵败如山倒，短时间内损失过半，只能向西溃逃了。
后来，多尔衮率领“清军”主力一路穷追猛打并围歼李自成农民军，而副将多铎则率领“清军”南下进攻明朝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先后攻克扬州、嘉定等地，并对负隅顽抗者进行“扬州十日屠城”、“嘉定三日屠城”。
待攻克南京后，这支曾以两万满洲勇士攻克十五万蒙古铁骑的大军也获得了合法抢劫和俘掠的权利。
多铎着实了得，抢夺金钱、财宝无数，并且惨死在清军残害下的民女就多达两万余，因为了鼓舞士气强奸已经合法化。明朝百姓们这时候却对李自成恨之入骨，因为没有他逼死崇祯帝并迫使吴三桂开关迎敌，就不会有如此人间炼狱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可是，李自成自身难保，谁还有空管你明朝百姓的死活？
因此，从当时的乱象来看，表面上没钱的大明王朝实际上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程度。
虽然崇祯自己还被蒙在鼓里，但个别将领已经洞悉到了这一内在逻辑，而孙传庭最早在关中就开始运营起了自己的一套“规则”。他知道，如果再向底层民众加税，最后局面将会彻底崩坏，局面将不可收拾！
于是，他将军饷伸向了关中富户，通过对于富户的征缴筹集了自己秦军的饷银。而且，像孙传庭这样发现问题的人很多，但装睡的同样更多，毕竟接着朝廷的名义壓榨百姓冰肆意敛财，是每一個贪官污吏的最愛，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在共同利益的大网之下，孙传庭这样的将领注定要成为王朝背影的独行侠。
崇祯皇帝为何急于求成，因为没钱，为何没钱，因为贫富分化严重，一张维护自己利益集团的大网早已将整个王朝窒息，至于是谁家的天下，并不是他们关注的，但一旦平衡的格局被打破，整个王朝必然迎来改朝换代。清末和明末在某种程度上很像，都是内忧外患，但为什么满清最后扛过去了，大明却倒下？
顺治初年，国家财政再次回到了三千万两大关，康熙皇帝“摊丁入亩”之后，人口和财政都引来了大发展，乾隆三十年左右，财经收入达到农业税为主的封建王朝的顶峰5000万两，此后伴随着人口红利释放的边际效应递减，一直到道光五口通商，整个王朝的财政收入又跌落到了四千万两左右。
不过，这时候的人口可比崇祯朝多了两三亿之多，这种人口暴涨和财政收入缓慢下降的局面就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的起义。在没财政支援的情况下，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们开创性地设立了厘金，就是养路费。
为什么曾国藩一定要占据水路，顺江而下步步为营，关键在于有了交通，才有厘金，他才有钱养湘军。这一创举被大清朝运用到了财政体系中，到了宣统三年清帝逊位时，清朝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三亿两，增收的部分，除了通商后增加的商业税和海关关税之外，大头就是厘金的收入。
那么问题又来了，财政收入如此之高的满清为什么最后覆亡得更加无声无息呢？导火线保路运动的爆发就是厘金收入的高配版，当平衡的局面被最终打破之时，也是这个王朝走向终点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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