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风从鼓浪屿秘密押送到深田路的厦门特务机关的牢房中，这是田村特务长亲自安排的。此时，刘子风缩蜷在监牢的一个角落地，脑子里翻来覆去思索着一个问题：自己被捕，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自己的身份和组织关系只有少数人知道，自己行动隐蔽，照相馆的老板也不会知道电台的事的，自己的身份应该不会暴露。
想到这儿，他突然心里坦然了不少。他又反复告诫自己，“千万不能中了日伪特务的毒计，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屈服，坚持下来才有可能出去，但自己的遭遇必须想办法通知同志们。”
想到这儿，刘子风不动声色蹭到狱室的门前，与看守的伪狱警攀谈起来：“老总，听你口音像是上海人，长得也挺年轻的，如果不穿这身衣服，倒像是一位政府工职人员。”
那伪狱警看了看，忍不住地说：“这位先生果然有眼力，不愧是抗日分子。我是上海人，厦大毕业后应聘到市政府上班，后来当了科长，没想到厦门市沦陷后，就被派到这里来了。唉，混到现在也只做了个倒霉的狱警班长。”
“哦，是这样！”刘子风想了想，又接着忽悠道：“凭我的观察，你面相富贵，虽然一时陷入低谷，很快就会步步高升的。不像我这个照相师，没有人要，找工作难，混口饭吃就更难啦！”
这时，狱警班长把脸凑过来，好奇地问：“刘先生，你好像不是照相的吧，说说是怎么参加抗日组织的？”
刘子风楞了一下，装作很委屈的样子说：“我哪里是什么抗日分子，不过是一个照相的，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糊里糊涂的被他们给抓了进来。”
宪兵班长可怜地：管你是不是，只要被抓进来想出去就难了。前些天抓了两个人，听说是一个影楼的老板和老板娘，都是顺民，什么也没干，竟被日本人活活地给打死了。看你也是无辜的，外面要是有人，你赶紧想办法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刘子风听了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大吃一惊，自己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他迅速稳定了一下情绪，伤感地说：“那个影楼的老板就是我的老板，没想到死得这么惨。”
监狱班长惊讶地说：“哦，那你们也太不幸了！”
刘子风又连忙对狱警班长央求道：“老兄，多谢你的指点！我以为就在这儿蹲几天就出去了，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我有个姨父在厦门大学任教，与市政府李市长有些关系，我想写封信，要他赶紧设法救我。你能帮我找纸笔来吗？”
“那好吧，我这就去给你拿来。”刘子风没有想到，这个狱警班长居然痛快地答应了。
工夫不大，狱警兵班长拿来了信纸、信封及笔墨，递过来说：“你得抓紧写，我到外面给你看着，要是被日本人看到，我就要掉脑袋。”他说完，就站在门外为刘子风放起了哨。
刘子风将信纸铺在膝盖上，拿起毛笔飞速地在信纸上写道：“表叔，我在鼓岛逃难，险遭不测，现被拘于厦门宪兵营，生不如死。望设法营救。子风盼谢！”
他把信写好交给狱警班长：“我写好了，你检查一下？”
狱警班长却不耐烦地吩咐道：“哎呀，检查什么，赶快写信封给封上，我帮你送出去。另外，我再告诉你，他们打你时，千万挺住，别改口。”
“好的，谢谢您！”
刘子风说完赶紧填写好信封，并将身上仅有的十块钱一同递给了狱警班长说：“剩余钱你拿去买烟抽吧”。
狱警班长接过钱和信封转身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