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接下来就是司法机构，死刑必须交由中央复核这不必说，各地的按察使隶属于监察院，但是中央的死刑复核权朱楧给了刑曹判书，多一个人把关，就会少一份冤假错案的危险。由于国家初立，承担不了繁重的政府支出，朱楧就没有设立大理寺这样的机构。
至于鸿胪卿、光禄寺等等也一并免了。
最后，是民间基层管理组织，这一点，老朱也给他做好了模板，那就是里甲制度。老朱规定每一百一十户为一里，由其中最富裕的十户轮流做里长，剩余的一百人充做甲首，每十户为一组，轮流在自己的里长的带领下服徭役。
朱楧在此基础上做了改进，他用的是保甲制度，即每十户编为一甲，设甲长一名，每十甲编为一保，设立保长一名，每五保编为一个大保，设立都保长一名。
保甲之间互相监督，若发现一甲之内有人违法犯罪，其余人有告发的义务，如果积极告发不仅可以免罪还可以获得犯罪人的家产，如果知情不报，案发之后，一甲之人全部同罪。
甲长、保长、都保长负责自己辖区内的管理事务，具体来说就是帮助县令征税，催派徭役，平时督促众人生产，农闲督促众人练兵，另外还要负责维持治安。
每一甲的甲长都要如实编写本甲的黄册，上面要记载清楚本甲各户人家的人口、土地、财产情况，如有欺瞒，则甲长轻则发配奴隶营做苦力，重则杀头。
编好黄册之后要一层层上报，一直报到朱楧那里，这样以来朱楧就可以掌握住王国内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口和每一份财富了。
由于黄册关系到朱楧能掌握多少资源，因此被他视为重中之重，编写黄册是，县衙要派人去监督，保长、都保长也负有监督下属的义务，如果出现造假现象，那也一样治他们个监督不力之罪。
此外，朱楧还鼓励甲长之间互相监督，如果张甲长发现李甲长有弄虚作假的行为后积极告发，不仅可以免罪，还可以获得李甲长的财产，如果他们不告发，查实之后，十个甲长都要获罪。
最后，朱楧还鼓励民众检举自己的上级，如果有民众发现自己的甲长、保长有徇私舞弊的行为，可以直接向县衙、巡检御史，甚至跑到张掖来向朱楧告状。当地官员不得阻拦，还要供给路费，查实之后，朱楧会给这位民众奖励，如果证明是诬告，那他也别回去了，直接去奴隶营中报到吧。
有了这个严密的互相制约的管理体系，朱楧可以确信自己能够掌握王国的一切了，虽然他现在的地盘不大，人口也不多，但他可以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来对抗外敌，因此并不虚弱。
韩非子曾经说过：“存亡在虚实，不在众寡。”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可以作为历代君王的座右铭。
翻译一下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存亡在于君主是否握有大权，也就是说君主实际能够掌握的资源有多少，再不是在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多不多，地盘大不大。
保甲制度是确保君主掌握国家全部资源的最有效方式，从春秋时的管仲开始运用，一直到商鞅发扬光大，再到近代都被证明是屡试不爽。
举个例子来说，明朝万历年间，经济十分繁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人口要比明朝初年多好几倍，可是万历皇帝打个努尔哈赤，费劲力气从全国各地才征调了八万五千名士兵（来自当时的首辅方从哲的奏折），靠着叶赫拉那部和朝鲜兵凑数，才勉强凑够了十万大军。
而朱元璋北伐元大都时，只占据了江南一带就一下子出动了二十五万大军，后来的北伐蒙古最少也会有十几万人。朱棣五征蒙古，动不动就带个几十万人碾压对手，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朱元璋、朱棣那个年代，明朝的里甲制度、卫所制度都在有效的运行，皇帝能掌握住自己国家的全部力量，国家的整体财力、人力虽然不如万历年间，但皇帝掌握的资源很多，可以吊打一切。
而到了明朝后期，由于文官集团的崛起，他们和一些大商人勾结起来不交税，许多大户人家也靠给当官的送礼虚报了田产，许多本来在户籍上的人口都沦为流民黑户，不再为国家掌控。
因此，皇帝虽然看着坐拥万里江山，但实际上所掌握的财力、物力、人力都大为减少，全都让那群高官、富商、大地主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所以貌似强大，实则虚弱。到了崇祯年间就更扯淡了，由于崇祯刚上台时图样图森破，上了东林党的恶当，杀了给老朱家卖力干活，卖力搞钱的魏忠贤，还把他的党羽一网打尽，以至于他瞬间失去了对帝国的掌控能力，被一群宵小之徒包围，想干什么也干不成。天启年间浙江一省的茶叶税可以收二十万两，而到了崇祯十年只收上来十两，中间没有“万”字，完全把皇帝当成要饭的了。
每当崇祯皇帝想要收商业税、海关税、矿产税来充实国库时，那群跟大商人、大走私集团、大煤老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官员们都会以违背祖制为由拒绝，搞得皇帝最后是穷死了。
崇祯有两句名言，第一是诸臣误朕；第二是文臣人人可杀。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在推卸责任，但在笔者看来，他这是被人涮了之后的发泄。
朱楧一直认为，所谓的国力跟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
国力说到底就是君王的掌控力，经济再发达，人口再多，没有掌握在君王手里那又有什么用呢？
反观努尔哈赤，虽然一开始的地盘很小，掌握的人口也不多，但通过八旗制度，将地盘内的每一个人都掌握在了手里，平时干活搞生产，战时全都拉出去当兵，因此看似弱小，实则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