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思想大爆发时代。第一次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雒邑（洛阳），东周春秋时代开启；终结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西周灭亡战国时代结束。这五百四十九年中，璀璨的百家争鸣，造就了华夏独领世界风骚一千八百年的辉煌。
第二次思想大爆发，始于王阳明公建立心学，发展于李贽先生《焚书》、《续焚书》、《藏书》三书盛行，终结于永历十五年（1661年），桂王在昆明死难。这不到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明朝思想家几乎以一己之力，彻底颠覆儒家的统治地位，开创华夏思想的新局面。
但，一切终究成了幻梦。第二次思想大爆发的失败，让华夏承受了近三百年的最深重苦难。当一头雄狮轰然倒塌之时，必定面对往日臣服者的疯狂报复。短短的不到二百八十八年时间里，华夏遭到了历史最无情的惩罚。太祖名言，吾一直不敢忘：落后，就要挨打！！！
朱由校现在就感觉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狠狠抽了一耳光。范永斗，这个民间非著名卖国商人，如今活生生地站在面前，正神气活现的教训家丁。朱由校却不能动其一丝一毫，那怕他现在的身份，是传说中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上。
杀掉范永斗很容易，只需给猛如虎一个暗示，这个拥有强烈杀富济贫思维的好汉，保准把范永斗撕成无数碎片。可如此一来，大同的商贸必然遭到沉重打击，一旦商人大规模撤离，原本富庶的山西顷刻间就会变成人间地狱。明朝政府本就摇摇欲坠的国家信用，会瞬间崩塌。
到时候谁来承担如此责任，又是皇上背锅？已经几乎沦为大臣玩偶的皇上，能背的动？一旦山西陷入困顿，带来的直接影响会比陷入战乱的西南更为严重。朱由校不敢想象，山西陷入混乱之后，与之毗邻的河北、河南、陕西还有草原会发生什么事…
现在范永斗趾高气扬的样子，似乎在额头上刻了几个数字：0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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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历史上，商人的身份几乎就一直与贱民二字挂钩。似乎商人就是任由官府盘剥的对象，民间或者官方文献上，也有诸多类似记载，可问题是，你信吗？两次思想大爆发的时代，都是巨富豪商上演风云际会的时刻，这难道是巧合？
一个富豪的诞生，也就意味着一个新的豪强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豪强会进化成为门阀。门阀之间通过姻亲关系，结为更紧密的利益体，最终形成一股足以颠覆国体的力量。这便是富可敌国的真正含义，这股力量，岂是用‘重农抑商’就能解决的？
管仲曾说过：‘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早已揭示出，商人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秦朝以前，诸侯国之间强大的商业网就已经形成。那怕战事再激烈，各国之间的贸易也从未中断。当时的巨富豪商，社会地位根本不在士子之下。许多商人，甚至是诸侯王的座上宾客，颇受尊敬。
而官府民间也从未有过，憎恨商人这种奇怪的想法，因为身处乱世的他们，懂得“商”字的真正含义，资源配置。在乱世之中，谁掌握了资源，谁就掌握了最强大的力量。因此，很多富豪实际都带有浓厚的政府背景，称其为红顶商人一点不足为过。
商人不仅也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甚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华夏统一的进程。其中把皇帝当成货物，插上草标售卖的吕不韦，成为商人之中难以逾越的典范人物。而和西施在胭脂湖高调秀恩爱撒狗粮的范蠡，更是被尊称为商圣陶朱公。
秦统一六国后，随即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建立宽达25丈的驰道和直道，修建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也就此为全国商业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在西汉之前，华夏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过，刻意打压商人这一愚蠢的举动。那商人历史上的恶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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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因为商人地位超然身份重要，所以根本不受任何限制，也没有任何人敢约束他们，加上他们敛财的本领实在太过强悍，这让没有念过哈佛MBA的各位统治者很是头疼。却又只能对着天天吃香喝辣的商人干瞪眼。
眼看着商人，从本就不发达的商业体系中，大把大把的捞银子，而统治者竟然只能盼望百姓多生儿子，从而收取人头税。试问哪个皇上能咽下这口恶气，可咽不下也得咽。因为光眼红的是没有用的，商人，根本不怕皇上。别逼老子，把老子逼急了，老子投奔他国！！
但这个时候，始皇帝扣了扣下巴：“百姓们，官员们，我今天高调宣布，大秦帝国成立了，大家热烈鼓掌。”这时，影响了华夏其后数千年历史的重要力量，文人，看到了崛起的希望。于是随后不久，文人带着一身耀眼的光环，隆重登场。
华夏历史自古以来的农税政策，让统治集团更喜欢人员固定而厌恶人员流动，商人逐利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受统治者喜欢。
商人精明的头脑，见风使舵的能力和冒险的本质，更让其难以接受长期人为盘剥，相比之下，头脑简单，喜欢稳定生活并拥有极强灾难承受力的农民，自然就是统治者的最爱。
当然，最早是那位学者发现了这一秘密，现在已经不可考。但这人绝对是文人之中高山仰止的存在。因为，汉武帝随后会丢一个随机红包出来，文人恰好独占了这个红包。
汉高祖平定天下后，秦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场迅速发展起来。汉朝吸取秦的教训，轻敛薄赋，只收67%的农业税，客观上只能支撑一个宰相坐牛车的小政府。
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汉初崇尚黄老哲学，放任无为不抑兼并，相当于现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市场活动强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国家纳税人口迅速减少。
大地主强大的避税能力，使得国家税收进一步减少，迫使晁错提出“纳粟拜爵”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大地主们都有了爵位，但纳税人口的急剧缩小，使得国库进一步空虚，国家粮库没多久又空了，边境此时告急，不得已之下，汉朝政府只好开征6%的财产税。
如果富人们隐瞒税收，一经告发，则财产一半给告发者，另一半收归国库。一时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西汉政府，从初期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中尝到了恶果后，终于转向了西汉中期的杀商政策。
因为统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必须“重农抑商”，才能平衡商人和农民的利益。否则这股力量，会反过来影响到自己的决策，皇上有沦为傀儡的风险。从此，历届政府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
从客观来说，这是农耕社会必然的结果，也是商业经济不发达时代，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而一直蛰伏的文人，终于等到了他们一生中最大的红包。这一红包，让文人享用了上千年。直到另一个伟人，开启了全民教育，将文人从神坛之上彻底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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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英明神武的汉武帝发现，自己杀了商人好像也不对，全国的经济并没有好转，反而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而董仲舒这时，拉了拉汉武帝的衣角：“皇上，微臣有《葵花宝典》一本，当可一解皇上烦忧。”
看到董爱卿提出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注1）后，汉武帝拍案而起：“准了。”什么叫人才，这就是人才。
当汉初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已经不能满足汉武的雄心之时。如何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制度，成为了汉武帝急需解决的难题。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
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于是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而华夏历史上最早的土地利益拥护者，地主阶级，终于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并站稳了脚跟。
而作为经济带头人的商人阶级，在地主阶级的无情打压下，就此沦为了路人甲，成为了华夏历史上一个颇为尴尬的角色。此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商人一直作为地主阶级的附庸存在，而丧失了自主权。
在华夏历史上，激烈的文武之争一直存在，经过数次较量后，地主阶级文人终于在明朝，取得了朝堂与军队的绝对控制权。当掌握了生杀大权后，文人对于商人的各种抹黑，也在此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当文人感叹“无敌才是最寂寞”之时，不可抑制的商业洪流终于到来。商人们又一次被历史推上了前台，文人依然不以为意，他们认为商人将永远依附自己，才能获得生存的权利和空间。
但文人远远低估了，商人被压抑上千年后，寻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动力和能量。恰在此时，努尔哈赤给了明朝商人这个机会。于是，商人撕掉了最后的防线，彻底而忘我地投入了挖明朝墙角的行列，至死不渝！！而范永斗，就是其中的八大杰出青年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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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朱由校正是面临两难选择，杀了他们，固然一了百了，但明朝也完了；不杀他们，明朝会被这些人抽筋去皮，死得更痛苦。
朱由校建立科学院的初衷之一，便是想借助新产品和新技术的虹吸效应，达到集中资源暂时掌控商人的目的。可要达到这个目的，有一个前提，必须有自己的商业力量。南直隶的商人根本靠不住，难不成，要和这个范永斗合作？呕，先吐一会儿再说…
王允儿见到朱由校看着范永斗，脸上一直阴晴不定。暗想到：这范永斗财大势大，要是大公子把建设科学院的事情交给他的话，可就没我王家什么事了。以前一直是哥哥姐姐照顾我，这次我说什么也得帮助他们。小女子也认得财大势大之人。
“大公子，奴家想起一件事情。不知当说不当说。”王允儿道。
朱由校有些不耐烦地说道：“说。”小姑娘家家的就是屁事多，没见本公子正在伤春悲秋？
“大公子，此次建设科学院所需费用定是不菲，单靠王家恐怕难以为继，奴家在代王府认识一个商人，其家巨富。不知可否引其一起参与？”
“额，这个由你们王家自行决定，本公子不干预。”
“大公子，您就不想见见他？他与代王可是关系匪浅。”
代王？怎么又是代王。嗯，借此机会多多了解一些事情，也是好的。我倒要看看，这个代王是怎么做生意的，以后收拾起其他藩王来，也好得心应手。想到此处，朱由校扬起了嘴角：“好啊，那就见上一面。”
（注1：董仲舒并未向汉武帝提出过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建议。在《董仲舒传》中，也只是称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纪赞》中，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自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一文，而与他同时代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则从未承认并使用这一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