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木的小艇刚一靠岸，就被四下飞速驶来的几艘同样的快艇团团包围。但是他们惊讶地发现，林木本人并不在艇上。领头的柳昆气得大叫：“一群蠢货！我们上当了！”
林木第二次被抓住纯属偶然。他金蝉脱壳，让小艇在接近岸边时转为自动驾驶。自己则悄悄地跳入水中，然后一会儿潜泳一会儿自由泳地慢慢接近了岸边。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上岸的地方刚好是郑家房子的污水排水口。湿滑腥臭让他无法靠近。这个意外让他无可奈何又毫无办法。
当他重新回到海里再游到其他地方准备上岸的时候，被早已做好准备的郑家巡逻队抓了个正着，为首的正是柳昆。
趁柳昆不备，林木拿出准备好的刀子直接刺向他的腹部。猝不及防之下柳昆被刺伤，但他还是狠狠地抓住林木的脖子，几个手下一哄而上，终于把他制服。
第二天在庆功大会上，郑煌当众表扬柳昆：“柳昆是条汉子，不像你们有些人，平时嘴上能得不行，动真的就松了。”尽管整天谎话连篇，但在这座岛上，他俨然就是岛主。同时林木也明白了柳昆为什么能在公司里混到今天。郑煌不傻，他知道紧要关头他能依靠谁。
那天晚上在徐怀玉那里，郑煌听他说了林木在曼谷的事。樊兵之死让他感到极度震惊。樊兵和郑煌也算是老朋友了，他们过去合作过不少事情，而且让郑煌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竟是死于谋杀。他算是一个小心警惕的人，轻易不喝酒，也不怎么相信他人。但人总有个万一，最终还是酒喝多了，呛了水，无声无息地沉到了命运的池底，当被人发现捞上来时，已停止了呼吸，或者说已经停止了呼吸，才被人发现，并打捞上来。
郑煌认识樊兵比认识徐怀玉还早。他认识樊兵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时候，而认识徐怀玉则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确切的时间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在郎副部长的老婆去世的时候。
他们几个朋友约好了一起去郎副部长家吊唁。那时候他还不是内务部副部长，而是担任曼谷警察总局情报总监。郑煌和他不熟，樊兵则是他的老部下。进了门，只见屋里坐了不少人，一个个都面无表情，郎副部长也没说什么，只是很忧伤地冲他们点了点头。这时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人过来招呼他们，让他们坐，给他们倒茶，俨然一副主人的模样。他长着高颧骨，吊梢眼，理着光头，但已长出了一些头发茬子。他的头型很不规整，两头小中间大，而且还这里凸一块那里凹一块的，像一个没长好的山芋。樊兵虽然是郎副部长的老部下了，但以前都没有见过这个男人，自然而然地以为他是郎副部长家的什么亲戚，来帮着郎副部长料理丧事的。一般人家办丧事，总会有一个比较能干的亲戚出面张罗的，这是常理。他们详细地询问郎副部长他老婆具体是什么时间去世的，去世前的情景又是怎样，仿佛这对他们是多么重要的事情。郎副部长老婆的相片已经加了黑框挂到了墙上，相片中的人面带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像是在饶有兴致地注视着他们这些家伙的拙劣表演。她得的是癌症，去世的时候刚过三十岁，这的确让人感到惋惜。
在他们和郎副部长说话的时候，外面又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那个刚才招呼他们的男人又去招呼另外来的一拨人，屋里人太多，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那个男人又麻利地把一些人安排到里屋的床上去坐，腾出椅子让另一些人坐。他还把郎副部长拉到一边，低声商量着什么，郎副部长点着头，说你看着办吧。他们又坐了一会儿，问了郎副部长追悼会什么时候开，就离开了。
在火葬场开追悼会那天，他们又见到了那个男人，跑前跑后的，给大家发黑纱，租花圈，布置灵堂，收他们出的礼钱，忙得不亦乐乎。大家都觉得郎副部长的这个亲戚挺能干的，虽说人长得确实有点古里古怪，尤其是那颗没长好的山芋脑袋，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追悼会过后几天，他们去郎副部长家看望他，没想到又碰上了那个山芋脑袋，而且看情形他就住在郎副部长家里。这次郎副部长给我们做了介绍：“徐怀玉，我的小学同学。”啊，原来他不是郎副部长家的亲戚。那他为什么会如此热心地给郎副部长张罗丧事呢？一个小学同学有这个必要吗？或者他和郎副部长还有什么别的关系，否则这事可是有点不太合乎常情了。但是，据郎副部长以后对他们说，他俩除了是小学同学之外，的确什么关系也没有了。
郎副部长小时候随父母亲逃难到帕尧，先是在农村，后来情况好转，他们一家又进了县城，郎副部长就是在县城读小学的时候和徐怀玉成为同学的。两人一度还是同桌，关系也还算是不错，但也只是仅此而已了，并没有结下什么生死之交。顶多，也就是郎副部长经常让徐怀玉抄抄作业。徐怀玉学习非常差，调皮捣蛋倒是一把好手，还有就是，徐怀玉因为调皮捣蛋被他父亲揍得不敢回家的时候，到郎副部长家睡过几夜。上中学时，郎副部长就随已经经商小有收获的父母亲回曼谷了。后来郎副部长当了兵，从军队退下来的时候，陪父亲回了一次帕尧，那次怀旧之行偶然又和徐怀玉见了一面。这就是郎副部长和徐怀玉过去的全部交往了。
徐怀玉的状况是这样的，他父亲是帕尧下面一个小县工业局的局长，在一个县里也算是不小的官了，有一点势力。徐怀玉中学毕业后，父亲把他安排进了县里最好的无线电厂当领班，然后徐怀玉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可是忽然之间，徐怀玉不安于在小县城里过寻常日子了，辞了职，别了家，只身跑到曼谷来闯荡。事先他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这么直截了当地摸到了郎副部长家，恰好赶上郎副部长的老婆去世，徐怀玉不容分说，立刻反客为主，自说自话地给郎副部长张罗起丧事来了。
这还不算，办完丧事后，徐怀玉大约觉得自己劳苦功高，顺理成章地在郎副部长家住下了。他还自己动手，腾空了郎副部长家橱柜的几个抽屉，专门放他自己的东西，一副终于回到了家的模样，从此便在郎副部长家长住了下来。
大家不知道郎副部长是怎么能够容忍徐怀玉的，反正很少听他抱怨过。他们猜想，一是这郎副部长人生性大度，不拘小节，大概也没有觉得徐怀玉太讨厌。二是郎副部长心地善良，拉不下脸来，拿徐怀玉也没什么办法。三是郎副部长可能因为老婆刚去世，感到孤独寂寞，多个人在家里住着也热闹一点。另外，郎副部长肯定也并没有把徐怀玉当成什么贵客一般伺候着，否则他也早就吃不消了。比如有一次，郎副部长不知吃什么东西吃坏了肚子，拉稀，大概是他抑制力比较差的缘故吧，当他想要拉的时候，总是来不及跑到厕所，就要拉上一点在裤子上。然后郎副部长就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喊赵宝康：“老徐，老徐。”
徐怀玉过来了：“什么事？”
“你帮我个忙好吗？”
“咱俩还有什么好客气的，要我帮什么忙你就说嘛。”
“你帮我把厕所里的几条裤头洗洗吧。”
“好的。”
徐怀玉到了厕所，拎起裤头来才发现气味不对。这事是徐怀玉和郑煌他们熟稔以后，对他们说的。“唉，”他说，“每条裤头上面都糊满了便便。”
要说徐怀玉这人也确实有股子泼辣劲儿，不但能洗别人的裤子，生活中也是一点讲究都没有。睡就睡在郎副部长家的长沙发上，一条被子就行了。吃嘛，是有什么吃什么，没做饭的话，有块面包也能顶一顿了。郎副部长家里多个他，也就跟多条狗差不了太多。惟一和狗绝然不同的就是，他还喝酒。
徐怀玉喝酒与别人不一样，完全是烂喝，他随时随地，不分场合，不分时间，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什么时候就喝。他一般喝的是白酒，不用下酒菜，就那么抓着酒瓶子一口一口往嘴里灌。喝多了，废话连篇，再要多，如果醉了，他就哭，一把鼻子一把泪的。试想，像他那么一个长相古里古怪的老爷们，却仿佛受了委屈的小姑娘一般地在那里哭哭啼啼，实在是滑稽可笑。而且他一旦哭开了，怎么劝都不行，越劝哭得越凶，最后会放声嚎啕，像死了爹娘似的。郎副部长说过他几次，他就不太在郎副部长家里喝多了，但该喝还是要喝的，不过有时他会跑到外面去喝。街边或者是墙角，随便找个地方一坐，就喝开了。然后摇摇晃晃，眼睛哭得红红的回到郎副部长家。
徐怀玉在郎副部长家前前后后住了一年多，这期间，他从没有干过任何一份工作，也从没有试图去找过一份工作。那他不工作都干了些什么呢？没有人知道。有时候他会从郎副部长家消失一段时间，短则几天，长则一两个月，然后突然就又回来了，就像游子回家一样。有一次他在消失了挺长一段时间回来后，人变得又黑又瘦，浑身散发着臭气，但怀里却抱着足有半米多高的一大瓶香槟酒。他对郎副部长说，他一个人骑自行车去苏梅岛玩了一趟，这瓶香槟酒是他专门从苏梅岛买了带来给郎副部长的，一路上他用几件衣服把香槟酒包起来捆在自行车的横梁上，虽然摔了好几跤，“可是你瞧，酒一点都没有摔坏。”
还有一次，徐怀玉在消失了十几天后回来了，对郎副部长说他回了一趟帕尧的家，和老婆办了离婚手续，同时和父母亲也断绝了关系，他父母亲也不认他了，以后他就彻底无牵无挂了。这次他回来身上背了一个很大的帆布包。
“猜猜看，”徐怀玉说，“我给你带来了什么？”
郎副部长看了一眼他带来的帆布包：“带来了什么？”
“一条狗。”徐怀玉得意洋洋地说道。
“一条狗？”郎副部长感到不解，“什么狗？”
“死狗呀，带来给你吃的。”
“你从哪儿弄来一条死狗的？”
徐怀玉告诉郎副部长，他临离开帕尧的前一天，闲着没事在县城的街上瞎逛，看见街边一条无主的草狗在找东西吃。他就摸出一块面包把这条狗给唤了过来，然后他用两条腿夹住狗身子，两手抓住狗头用劲一拧，狗就完蛋了，一点都没费事。“把你的朋友们也叫来吃吧，狗肉大补。”
大家接到郎副部长的电话，一起兴致勃勃地赶到他家来吃狗肉。一个人把帆布包拎到厨房，徐怀玉跟在后面说：“等下我来剥狗皮，这个我拿手。”打开包，那人顿时叫了起来：“狗已经臭了。”
大家常去郎副部长家玩，自然和徐怀玉也熟悉了。他对大家是熟不拘礼，见面后跟谁都不伦不类地瞎开玩笑：“你气色这么好，一定是发财了吧。”“你最近怎么瘦了，是那啥过度了吧，要注意身体哦。”而且他对每个人都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什么时候去府上拜访，欢迎吗？”当然，没有谁欢迎他“去府上拜访”，都不接他的话，但他也不感到尴尬，下回见你，他会说：“对了，上次说去你府上拜访的，一直忘了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有一次他不知怎么听说了席彬家在春风城景墅湾，星期天竟然一个人摸了去，在别墅区里到处打听席彬家住在哪里。找到席彬家后，就死乞白赖地纠缠着席彬跟他下中国象棋，一下就是一天，该吃饭了就吃，吃完了拉着席彬继续下棋，还掏出一百铢递给席彬的老婆，说：“嫂子，去，给我买瓶酒来。”把席彬的老婆气得半死，扭头带着孩子就回了娘家。到了深更半夜，徐怀玉还没有要走的意思，席彬的老婆带着孩子回来了，见他们还在下棋，就开始摔锅打盆，逮着孩子乱打乱骂，徐怀玉一看不对路，这才恋恋不舍地走了。
黄友欢也被赵徐怀玉纠缠过。有天晚上，黄友欢和一帮朋友在酒吧喝酒聊天，郎副部长带着徐怀玉也来了，这是极少见的，一般郎副部长出来玩从不带徐怀玉。徐怀玉很兴奋，喝了无数啤酒，好在他酒量大，没有喝醉，只是说了不少胡话，还硬要和邻桌的陌生人干杯，吓得人家直躲。大家一直玩到很晚，其间郎副部长因为有事先走了，临走前他让徐怀玉跟他一起走，徐怀玉不肯，说要再玩一会儿，并一再保证自己不会喝醉的。郎副部长当着大家的面也不好太勉强他，就一个人先走了。后来散的时候，因为徐怀玉和黄友欢住一个方向，他们俩就上了同一辆出租车。上车后，徐怀玉就说他不想去郎副部长家了，黄友欢问他不想去郎副部长家想去哪儿呢，他说：“去你家吧，咱们再买几瓶啤酒，继续喝。”
黄友欢一听就慌了：“不行不行，我家不方便。”
“你家怎么不方便呢？”
“嗯……嗯，是这样的，我那儿有个女的。”黄友欢扯了个谎。
“那咱们再找家酒吧去喝酒。”
“我已经喝多了，不能再喝了。”
徐怀玉不吭声了，黄友欢劝他：“你还是回郎副部长家吧，今天太晚了，改天咱们再找机会喝酒。”
“我今天就是不想回郎副部长家！”他似乎上来了牛脾气。
“那你想去哪儿呢？总要有个地方去呀。”
“我想去黎府。”
“你去黎府干什么？”黄友欢有点吃惊。
“我有个亲戚在黎府，我想去他那儿住一段时间。”
“明天不能去吗？”
“我现在就想去。”
“可你没有行李啊。”
“我出门从来不带行李。”
看他那样子不像是说着玩的，黄友欢琢磨着只要能把他甩掉，管他去哪儿呢，哪怕是去地狱。便说：“好，那我送你去火车站。”他让司机掉头，往火车站开。
到了火车站，他们下了车，朝售票处走。他说：“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这个黄友欢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虽然也心疼钱，但只要能把徐怀玉甩掉，花多少钱他也在所不惜。黄友欢说：“我给你买票。”在售票处买好票，黄友欢看了一下票上的时间，是凌晨五点的，还要等好几个小时呢。他把票和一百铢递给徐怀玉，到黎府十个多小时，一百铢够他路上零花的了，徐怀玉接过票和钱，连句客气话也没说一声，只是贼眉鼠眼地四处看了看，接着脱掉一只鞋子，小心翼翼地把票和钱塞进鞋里，然后再把鞋子穿上。
“现在小偷太多，”他对黄友欢解释着，“你以后也学我，出门的时候，把钱和车票藏在鞋里。”
黄友欢心想就他那么一副长相，谁还敢偷他，防他还来不及呢。
他们朝候车厅走去，黄友欢打算把他送到候车厅后就和他告辞。进了候车厅，还没等黄友欢和他告辞呢，他先开了口：“我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东西去吧。”
黄友欢想反正票已经买了，他是肯定要走的，自己也用不着太紧张了，去吃点东西就吃点东西吧。就同意了。他们出了候车厅，正好看见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姑娘从我们面前经过，徐怀玉喊住了她。“喂，小姐，哪里有餐厅？”那姑娘说二楼就有，还详细地告诉他们上楼后该怎么走怎么走。
“小姐，”徐怀玉冷不丁地说道，“这样吧，你带我们去，我们给你钱。”
那姑娘一听徐怀玉的话，突然变了脸，厉声质问道：“你拿我当什么人了？啊，你拿我当什么人了？”
“怎么啦？”徐怀玉说，“给你钱让你带路，你不愿意带就算了。”
“你以为你有钱啊，”那姑娘叫了起来，“你以为你有钱就什么都能买到啊，看你那样子就不像个好东西。”
黄友欢在一边虽然觉得徐怀玉的话有点不对劲，可是大概因为听多了他的这种胡说八道的话，黄友欢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那姑娘的反应也太过分了。“你这样就不对了，”黄友欢跟那姑娘说，“他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嘛，你怎么能开口骂人呢？”
“就骂他，”那姑娘转向了黄友欢，“就骂他又怎么样，流氓。”
黄友欢也提高了嗓门：“他干什么了，就成了流氓？那你这样开口就骂人又算什么呢？还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凶的，太泼了。”
“你才泼呢，你和他一样是个流氓，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跑这儿来耍无赖……”
“我们耍什么无赖了，碰你了还是骂你了……”
“你还想碰我啊，碰碰看哪，你敢！”
“谁他妈的想碰你了，你在想好事吧。”
他们的吵嚷招来了一些围观的旅客，一会儿又从行李检查处跑来了两个穿着铁路制服的小伙子。“干什么干什么，”其中一个小伙子凶巴巴地对黄友欢喊道，“你们想干什么！”
本来黄友欢一贯温和，从来不爱惹事，可这时因为喝过酒的缘故，更主要的是有徐怀玉在身边，黄友欢觉得徐怀玉长着那么一副模样，估计打起架来肯定是把好手，就也变得勇猛了起来。“我们不想干什么。”他强硬地回答道。
“不想干什么就走开。”那个小伙子做势想要推黄友欢一把。
“你别动手。”黄友欢指着那个小伙子。
“动手又怎么样。”他站到黄友欢的面前，两只手开始比划了起来。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就在这时，徐怀玉忽然满脸堆笑，插身到黄友欢和那个小伙子之间，还一个劲儿地冲那个小伙子点头哈腰，简直就像个舞台上的小丑，或是老电影里的汉奸。他又从口袋里掏出烟来，抽出一支硬要塞给人家。“误会了误会了，完全是误会了。一点小事……我们马上走，马上走。”
接着他不容分说，拉着黄友欢就走开了。他们来到二楼餐厅，在一张空桌子旁坐下了，要了点小吃。“你这人也真是的，”他倒教训开了黄友欢，“火气那么大，跟他们这种人有什么好计较的。”黄友欢没有理他。这家伙也太让人失望了。虽说本来也没对他抱什么希望，可既然他长了那么一颗奇形怪状的脑袋，那么一副土匪一般的模样，可结果却连打个架的胆量也没有，真是个地道的废物。
吃完小吃，黄友欢买了单，徐怀玉悠闲自得地抽起烟来，好像已经把刚才的事情全忘了。“时间还早啊，”他说，“咱俩到外边找个旅馆，开间房睡几个小时怎么样？”
“开房间不要钱啊，”黄友欢没好气地冲他喊道，“我身上没钱了，你有钱吗？”
“瞧你说的，我哪儿有钱啊。”
“没钱开个啥房间，你就老实在这儿歇着吧，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黄友欢走后，徐怀玉把他给自己买的火车票退了，钱自然归了他，接着他就回郎副部长家睡觉去了。
1997年，郎副部长正式升任内务部副部长。起初徐怀玉没有跟着去，留下来继续混，那时大家已经见不到他了，而且大家其实也都不想见到他，生怕一个不留神被他粘上了甩不掉。有关徐怀玉那段时间的生活，黄友欢是偶然从郑煌那儿听说了一些。
徐怀玉不知道怎么认识了社会上的几个富二代，其中一个家伙的父亲恰好也认识郑煌，那几个富二代正巧那时准备筹办一支基金。办基金是有很多具体工作要干的，比如向本地和经济部的监管部门备案，批复下来了还要筹办，注册，接着要联系投资者，小投资者还不行，人家一是要资产证明，二是不允许合伙集资，结果就要跟很多监管部门联系。所有这些琐事，那几个富二代谁都嫌麻烦，不太愿意干，徐怀玉知道后，马上自告奋勇地揽下了这个活儿。那几个富二代看在郎副部长的面子上每人出了一大笔钱交给徐怀玉，作为筹备期的经费。徐怀玉嘛，自然也就没太客气，挤出了一部分钱做自己的糊口之资，这样就够他过上一阵子了，剩下的钱他联系了一家报价最便宜的中介代理机构，并且把原定发行的几亿铢规模，擅自压缩成了几千万。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向曼谷的富二代办路演，认识了一个患抑郁症的老处女，他看上了她，向她展开了凶猛的爱情攻势。那个女的呢，一来自身的条件也不是太好，二来看徐怀玉疯疯癫癫的，也有点金融天才的味道。谁都知道，天才都有点疯疯癫癫的，就半推半就地和徐怀玉有了点恋爱的意思。这下不得了，在爱情的驱使下，徐怀玉竟然向那个女的展开了金元攻势！他每天都要买无数的玫瑰花给那个女人，还在喝醉酒以后，不分白天黑夜地去纠缠她。结果没用多长时间，就把那个女人的抑郁症折腾得发了好几次。她的父母大怒，查清徐怀玉的真相之后，一方面把女儿送去了住院，住哪家医院是保密的，以防徐怀玉找来，另一方面不断向相关部门举报，并威胁徐怀玉要是再敢和他们女儿来往的话，非把他的狗腿打断不可。就这样，一段美好的爱情无疾而终了。
基金备案出来了，那几个富二代一看之下，差点给气疯了。里边有一大半是他们自己的钱，而且被徐怀玉已经花了很多。并且他备案的基金，关健文件缺失，材料弄虚作假，监管部门在接到举报后查实造假，还差点撤销了这支本来很合规的基金。
他们去找徐怀玉，可徐怀玉早已不见了踪影。
后来，徐怀玉大概是实在混不下去了，又跑去找郎副部长。以后，有关徐怀玉的消息，大家都是在郎副部长偶尔出差到本地的时候，从他嘴里听说的。这时候郎副部长的仕途已经越来越显赫了，养徐怀玉这么一个闲人也不在话下。徐怀玉依旧像从前一样，什么事也不干，成天喝酒，东游西逛。但是让郎副部长越来越不能容忍的是，身为大领导的他，竟然常常被徐怀玉搞得颜面尽失，下不了台。徐怀玉喝多了酒，当着郎副部长手下的面，在郎副部长的办公室里又是脱袜子又是打赤膊。还对下面人说：“你们别给姓郎的那么卖命，他这人狠毒得很。”有时候他喝得醉醺醺的，在部里乱转，到处找人陪他说话，叫人没法工作。郎副部长气极了，曾给他路费让他立刻走。徐怀玉接过郎副部长给他的钱，从里边抽出一张五百铢的，说：“这不就是钱嘛，有什么了不起的。”说着他拿出打火机把这张钱点燃，然后又叼起一支烟，用这张点燃的钱去点烟。
郎副部长后来又谈了一个女朋友，结婚的时候，徐怀玉在婚礼酒席上又喝醉了，他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说：“你们都有家了，你们都有家了，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没人管我了，没人管我了啊……”哭得大家面面相觑，这时，一个郎副部长在警察系统时最要好的兄弟，他叫胡凯，专程从帕尧赶到曼谷来参加郎副部长婚礼的，实在看不下去了，抬手就扇了徐怀玉一耳光。胡凯天生神力，在警界干的又是刑侦，擒拿格斗样样会，这一耳光下去，就把徐怀玉的一只耳朵给扇聋了。
参加完郎副部长的婚礼，胡凯要走了，他对郎副部长说，徐怀玉的耳朵被我扇聋了，也算是残废了，他在这里也是个累赘，你让我把他带走吧，以后我来负责这小子的生活。郎副部长当然求之不得。这样，徐怀玉就跟着胡凯去了蓬堤猜。
胡凯后来又调到苏梅岛，徐怀玉就住他家里，照样不干任何事，胡凯也不要求他干任何事。胡凯给他的待遇是，有饭吃，有酒喝，别的就没有了。平时，胡凯对徐怀玉是好便骂，不好便打。比如说，喝醉了要打，胡说八道要打，上班进办公室要打，不讲卫生要打，对女警贼眉鼠眼要打，到处乱跑要打。哪怕什么事也没有，仅仅因为胡凯心情不好了，也要打徐怀玉一顿。总之，胡凯是隔三差五地就要打徐怀玉。可怜徐怀玉一个堂堂五尺男儿，成了胡凯的一个肉沙包。徐怀玉实在受不了了，逃跑过一次，可因为身上没钱，跑不了多远，被胡凯派手下的人在巴莱逮到了，又是一顿好打，三天没起来床。又让徐怀玉立下毒誓，再不跑了，如果再跑，被逮回来的话，就要对他不客气了。说实话，不知道胡凯什么时候对他客气过啊。那以后徐怀玉再没有跑过了，渐渐地他似乎也适应了这种有吃有喝有人打的生活，日子过得也有些怡然自得了。白天，他一个人到街上或是公园里去逛逛，到了吃饭的时候就自动回来了，如果看到饭桌上没酒，他就去找胡凯要几百铢，买一瓶最便宜的白酒来，找零是要如实还给胡凯的，自己喝。晚上是不准离开住宅的，他在客厅里看看电视，然后就钻进楼梯拐角自己那间没窗户的小屋里睡觉去了。要是胡凯叫他到办公室去，他就知道要挨打了，也没什么可啰嗦的，一副可怜相，乖乖地去让胡凯打。胡凯也嗜酒，所以他才大度地允许徐怀玉喝酒，在这一点上他还是理解徐怀玉的。胡凯也是顿顿要喝，如果他喝醉了——这种时候虽然不多，那徐怀玉可就倒霉了，非被打得鼻青脸肿不可。
胡凯在给郎副部长的汇报中说，他现在对徐怀玉已经完全习惯了，甚至还挺依赖他呢，如果隔上一阵子不打他一顿，浑身都有点不太舒服。大家分析，胡凯这人大概天生就有很强的暴力倾向，正好碰上了徐怀玉这么一个天生欠揍的，两人虽不能说是一拍即合，但也成了一对挺不错的搭档。
再往后，大家就没有听到什么徐怀玉的消息了，逐渐地也就把他忘记了。
好些年过去了。去年秋天，黄友欢应清莱警察局之邀，前来指导一起离奇的杀人案件的侦破工作。他们把他安排住在美乐斯边上的一座旧庙改成的旅馆里。上头催得很急，黄友欢整天呆在旅馆里和他们开会，尽管是第一次来清莱，可也抽不出时间出去玩玩。
一天临近黄昏，他实在是昏头涨脑了，就出了旅馆，到外面去转转。沿着河边上的小路信步朝前逛着。天已经开始凉了，地下落满了红黄的枯树叶。一个老头坐在水边低矮的水泥栏杆上，面前是个小摊子，他用地道的普通话吆喝着：“瓜子儿花生核桃仁儿。”声音起伏悠扬，透露着股空旷劲儿。
小路上人不多，远处拱桥上车来人往，倒是挺热闹。偶尔一辆脚踏黄包车从黄友欢身边经过，车夫一身旧式打扮，黄色对襟衫，扎着裤角的黑色灯笼裤，脚穿老头鞋，头上还有一顶瓜皮帽。这是一种旅游项目，让游客坐在这样的黄包车上，体验一下旧时的风情。坐车人二郎腿翘得多高，大约感觉自己是个老爷了。前方路边一块空地上，有石桌石凳，几个老头子老太太围坐在石桌边打麻将，一旁还站着个中年汉子在看。黄友欢走到近前，猛然觉得那中年汉子挺眼熟，再一看那颗没长好的山芋脑袋，一下子想起来了，徐怀玉。他依旧理着光头，人倒并不显老，只是长胖了，眼睛更小了，脸上皮肉松弛，呈一种不健康的酱红色，一看就是个满脸晦气的家伙。他两手在胸前捧着个大玻璃杯，里面泡着半杯茶叶。听到脚步声，他朝黄友欢看了一眼，他们俩目光相接，黄友欢心里一惊。他神情木讷，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黄友欢不能肯定他认出了自己，但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并没有停住脚步，只是冷漠地冲他点了点头。他也机械地冲我点了点头。然后黄友欢就走过去了。
黄友欢越走越快，生怕他在后面喊住自己，直到走出去老远，他才松了一口气，放慢了脚步。想想也有点滑稽，两人多年没见，偶然在异地他乡碰上了，却像是天天见面的老邻居一样，随随便便点个头就过去了。
郑煌和徐怀玉认识自然也是因为郎副部长。郑煌有些事需要郎副部长帮忙，但郎副部长又不太方便出面，他就安排胡凯和他对接。因为胡凯收养着这么一个奇葩，郑煌为了感谢他的帮助，也是希望能够帮他减轻负担，便提出让徐怀玉到自己公司来上班的请求。胡凯没有表态，郑煌疑惑起来，派人详细了解了来龙去脉，这才明白自己是马屁拍到了马腿上。但是徐怀玉可乐意了，他巴不得能找个新的饭票，而且能够不挨打。于是他经常趁机往郑煌这边凑。但只要不逃出胡凯的手掌心，能够随叫随到地挨揍，胡凯也算是放任他逍遥。但这次郑家的事他非得要掺合进来，那要是遇到点啥，只怕神仙也救不了他了。这就叫“天堂有路偏不行，地狱无门非要闯”。
徐怀玉的一生，不知道他自己内心到底做何感想？只是在旁人看来，他和自己当年打死的那只狗，恐怕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小心死了，可能就会臭在外面，连个收尸的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