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可以代替张居正的人其实也不是没有。
比如高拱。
但可惜的是，高拱已经病重，据其家人言，时日不多，故请恩旨回乡。
朱翊钧自然是准了的。
而且按理，高拱历史上在万历六年就该染疾离世的。
只是这一世，高拱算是对张居正昔日联合冯保扳倒他的事释怀了不少，尤其是还能重新获得了皇帝的认可，但没能在首辅位置上多待几年，依旧算是他心里的遗憾，所以他还是无可避免的在万历七年终因年迈而染上重病。
当然，人有生老病死，是难以避免的事。
何况这个时代医疗条件也比不上后世，高拱这样的老臣，又脾气暴躁，即便得到了名医李时珍调理，也还是难以真的比历史上要延续多年的寿命。
只是，朱翊钧昔日的担忧，算是在这一刻更加凸显了出来。
即大明真的进入了良辅紧缺的时代。
高拱一走，那整个大明帝国能够称得上有改革魄力的辅臣，也就张居正了。
如果按照原历史的发展来看的话。
张居正之后的首辅，除了申时行还能压制一下言官，修修补补，燮理一下君臣关系外，是真的没再有大作为者。
但朱翊钧觉得历史上张居正后面的首辅不行，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大明在张居正后没有优秀的人才可以担任首辅。
因为首辅是否优秀，更多还是看当时的环境与皇帝的识人用人能力。
毕竟萧何、李善长这些人在崛起前，也没人知道他们能做好相臣。
“先静观其变。只是有关于先生与徐家接触的事，一有情况就立即报于朕知道。”
朱翊钧先对张鲸吩咐了一句。
“是！”
张鲸答应了一声，且告退了出去。
“启禀皇爷，申师傅有密奏送来。”
而在张鲸离开后，张宏则禀报起新的政事来。
原来，朱翊钧在给张居正和殷正茂密奏特权后，就给在地方巡视的阁臣马自强、申时行以及戚继光、去浙江任总兵官备倭的俞大猷，也赐予了密奏特权。
而管理这些密奏的则是张宏。
张宏会安排人每天在乾清门处等候，而有密奏特权的大臣，可派自己信得过的家奴或武弁，直接持密奏入禁到大内乾清门，宿卫不得阻拦，并由等在乾清门负责通报“有密奏来”消息的内宦，跑去司礼监，通知张宏来收。
整个过程，相当于只让密奏经过大臣所派送密奏的人与张宏之手，而不经过通政司和内阁，也不下达六科。
皇帝也就可以从外臣这里得知更多秘辛，也能与部分大员进行更私密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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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朱翊钧没想到，申时行会是除殷正茂外第一个给他上密奏的人。
朱翊钧接了过来，见张宏手里还有一本密奏，就问道：“还有谁的？”
“蓟州戚侯的。”
张宏拿出戚继光的密奏本，举在头顶，回了起来。
朱翊钧也接了过来，且自去书房，拿只有他自己知道相应标识的钥匙，打开了申时行和戚继光的密奏本。
申时行这份密奏，主要是向朱翊钧密报了，张居正想要他在巡视地方后，对“摊丁入亩”、“加征商税”、“官绅一体纳粮当差”三件事，进行评议的事，以及表明了他更希望朝廷如果要继续改制的话，就推行“官绅一体纳粮当差”，即取消权贵官绅优免之权。
朱翊钧在看了申时行的密奏后，笑了起来。
他算是明白张宏为什么坚持让自己继续信任士大夫，而不要因为张居正如果与徐阶言和，就摒弃士大夫，而开始重用宦官，明显他已经通过申时行的密奏猜到，这些士大夫果然不是一条心，果然有嗅觉灵敏的文官会知道向他这个皇帝表达一下自己的忠心。
可以说，张宏和张鲸两大太监在徐阶求和于张居正的事表现出的分歧，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两人之间存在有信息差。
按理，张居正交待给申时行和马自强的事，申时行和马自强是可以向他这个皇帝密奏说明的，也可以不密奏说明。
但偏偏现在，申时行就向他这个皇帝打了报告。
而马自强没有。
这无疑说明，申时行这是已经在怀疑希望朝廷继续改制不仅仅是张居正的意思，也有可能就是他这个皇帝的意思。
所以，申时行才直接向他这个皇帝说明一下。
毕竟天下文官都是层层考试考出来的，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般，而能成为阁臣的又是从诸多翰林里熬出来，且顺利化解各种政治危机而最终未损自己利益才得以入阁的人精。
所以，不是只有徐阶一人，会因为诸多事件而怀疑天子会不会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进而开始想着和张居正求和，而联手压制天子。
至少，朱翊钧现在敢笃定的是，申时行应该是也已经在怀疑自己这个天子是不是有继续改制的心思，而才决定给自己密奏张居正交待给他的事，且向自己汇报他的态度。
躲在幕后久了，会有些蛛丝马迹被怀疑上也是难以避免的事。
而让朱翊钧欣喜的是，这里面不仅仅是在体现了申时行的聪明，也体现了申时行的态度。
即申时行是把自己这个皇帝当领导的，没有只向张居正一人汇报，有意向自己这个皇帝表明其忠于皇帝而不是忠于张居正的态度，且也明显是在表明他申时行并不支持让君主只能做傀儡、完成一些礼仪上的工作、而大政当归文臣把持的态度。
因为既然申时行能猜到他这个皇帝可能有继续改制之心，那马自强只怕也会猜到。
但如今马自强没有向自己奏报。
原因只能是，马自强更希望把要不要继续改制的决定权交给张居正和他们这些文官手里，而不希望皇帝来决定这事，以免坏了自己士大夫才负责实际政务而皇帝只当完成礼仪上的要求和子嗣延续的工作的国家模式。
在朱翊钧看来，申时行这样做或许是因为更在意自己的权势，而更在乎将来能不能靠皇帝支持成为首辅，而不在乎整个文官政体的利益。
当然，申时行这样做也许是出于公心，或许是真的不主张虚君，而认为应该还大权于皇帝。
他觉得，申时行或许是认为，后面的首辅不能再像张居正一样，几乎以“常务副皇帝”的身份操控了很多大权，比如部院与督抚大臣的任命和重要政策的决定等等。
毕竟不是谁都有帝师和顾命大臣的身份，也不是谁都有张居正的机会，即在自己做首辅时，天子还年少。
而如今，天子已经成年，限制君主权力，只会乱纲常，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毕竟皇帝不会坐以待毙，会通过重用宦官乃至武臣的方式来夺权。
因为历史的殷鉴不远。
在朱翊钧看来，申时行可能真的只是认为新的首辅应该做的不是代皇帝行权，而是燮理皇帝与大臣的关系，想把张居正时代即如今过于激烈的政治斗争用更和平的方式去处理，而不能再出现为新政诛杀大臣乃至为清理门户也一个司的官员尽诛的情况。
申时行或许认为，新的首辅应该要做的是，让天下数万文官可以通过首辅的燮理，而能够更加配合地去执行皇帝的意志，而不是以结党的方式，在一个权臣的要求下，去完成某项改革，乃至不得不采取各种激烈的手段，去严厉打击不服这权臣且坚持认为大权当为皇帝所有的官员。
毕竟理学如今依旧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
所以，在忠于朝廷的官员里，大部分官员仍旧坚持认为，大权只有君父掌握才是正常的朝廷，无论是出现权宦、还是出现权臣都是不正常的，与外戚专权、后宫专政没有区别。
而张居正顶在朱翊钧前面推行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成了事实上的权臣，而不为天下许多理学大臣所容，无论他做的事多么正确，但在理学官员们看来，他权力的来源就是不合法的，何况，张居正做的事的确损害了天下官绅豪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