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长乔治·达拉斯在信中写道。
“费城，1846年8月12日
亲爱的牧师罗孝全先生。非常荣幸能给您写信，由于路途相隔遥远，相信当您收到此笺时，已经是在来年的某一天了，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对您的敬意以及接下来我在信中所提事务的有效性。
鉴于您在远东地区传教时的忠诚表现和杰出贡献，我已敦促国会追加向贵基金会投入预算，并发电报给驻华公使顾盛和远东舰队司令佩里，在未来的时间里，他们都将给予阁下最强有力的支持。
同时美利坚也会持续加强对远东地区的控制和战略布局，我们的远东舰队会在澎湖和基隆设立煤炭中转，开辟从加利福尼亚到广州的商业航线，为不久的将来进攻日本时投送我们的士兵做好物资方面的铺垫和准备……愿上帝保佑我们。乔治·达拉斯”
读罢来信，就听叔未士在旁边又补充道。
“信中篇幅有限，可能只提到了一小部分，远东舰队司令来澳门时，还跟我谈了更多细节，他说以远东舰队现有的实力，因为缺乏本土的陆军增援，还不足以单独对抗陆域面积广阔的清国，而远在美利坚本土的陆军也正深陷北拒英国，南征墨西哥的战争之中，恐怕在短时间内难以分身。
所以来华伊始，国会就给我们几位传教士安排了特殊任务，就是在清国利用传教的优势，接触和扶植那些能为美利坚所用的反抗势力。国会对我们取得的成效和进度显然是不满意的，所以才会安排我去上海活动，以期加大美利坚对清国北方的影响。”
罗孝全望着小自己十岁却更显苍老的叔未士，想到他马上就要去到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上海开展充满未知凶险的传教工作，心中老大不忍，却又无可奈何，只能淡然说道。
“此去上海，路途漫漫，务必注意自身安全，至于国会对我们的施压，就权当一份鞭策，无需过于挂怀，这等事情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绝不是你我区区几个传教士所能左右的，我们只是微不足道的棋子而已，只需顺其自然，等待时机，做好本份即可。”
两人密谈了一个多小时，才一起缓缓走下楼，来到厅堂，招呼起了其他客人。
当夜，几位客人就下榻于罗孝全的花船上，客房设在花船顶层，虽然不算宽敞，但是陈设雅致，床榻舒适，加之江水荡漾，使船体稍有起伏，睡在上面倒也别有一番风味和情趣。
次日午后，花船在珠江上一路航行，直至将众人运送至位于珠江口的轮船码头，此处的轮船正是去往上海的，罗孝全与客人一一惜别之后，便目送着他们离开花船踏上码头，登上轮船，罗孝全这才吩咐下人开船，自己则上到了自己的卧房，微微将窗户开了一道缝，正好能看见花船船尾后面的情形。
只见一艘体型较小的蓬船，上面站着带有佩刀和火枪的清国官兵，罗孝全猜的没错，这些官兵这一路上就尾随在罗孝全花船的后面，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