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五月初（1870年6月），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发生瘟疫大批死亡，教堂将尸体葬于河东盐坨之地，每二三人一棺，尸骸暴露，惨不忍睹，引起天津群众愤恨。
当时国内儿童死亡率本来就高。
望海堂收留的儿童，主要是无依无靠的孤儿，很多孩子营养不良，甚至患有疾病，而且当时天津赶上了传染病。
但是当时的国人认为洋人抢了自己的土地，在抢来的土地上修了教堂没完没了的传教，还把原来的望海寺和崇禧观给毁了，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洋人满大街地寻找和收留中国儿童。
所以，洋人一切行为都是错的，国内一切问题都是洋人的阴谋。
中国人集体仇视洋人、恐惧洋人和不理解洋人，特别是满大街的洋人传教士。接下来的事情，则是局面激化。死掉的儿童被草草掩埋，之后却被野狗挖出来，弄得肢体残缺、惨不忍睹。这种惨况，被当时的天津百姓看到了，于是，天主教挖眼剖心、洋人用儿童眼睛制药的说法，立即甚嚣尘上。恰在此时，有人抓了两个人贩子，并从他们身上搜出了迷药，一个叫武兰珍人贩子则说迷药就是望海楼教堂给的。于是，群情再一次激愤，从愿意相信变成了真的相信。老百姓找到地方官员，讨要说法。
大清官员一直也憋着火。同治年间各地教案不下上百起，清政府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屈服。政府可以是一台冷酷的机器，而官员可是有血有肉的人。所以，官员早就不满了，却又不敢当面发作。老百姓不吃朝廷俸禄，从不惯着洋人，自然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大清官员是表面顺从却暗中反洋，而大清百姓则是快意恩仇且明着反洋。
从天津知府张光藻到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表面上都在想办法在息事宁人，但却在暗中把事情搞大，他们自己不敢反抗，就怂恿老百姓出来当枪使。于是贴出了告示说：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该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此等情形，凶惨已极。
张光藻的确没说这事跟望海楼教堂有什么关系，但老百姓是很容易被煽动的。
把关于洋人的谣言、告示的“风闻”，还有人贩子的供述，以及死去的孩子联系在一起，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这事一定是望海楼教堂干的。天津百姓立即包围了法国教堂，质问洋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传教士对于这些指控当然不认，看着气势汹汹的老百姓不敢妄动，只得向领事馆求救。
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找到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求清廷派兵镇压天津围困教堂的百姓。崇厚本在洋人面前一直是软骨头，但这次却坚定的拒绝了。
丰大业被崇厚的拒绝彻底激怒了，我们船舰跟大炮在后头架着，你们居然不照法兰西帝国的要求办。丰大业掏出手枪对着崇厚直接开枪。虽然没打中，但谈判谈崩了。气急败坏的丰大业自己带人赶往教堂。此时，正好赶上天津知县刘杰前来疏散群众。丰大业指责天津知县办事不利，接着又掏出枪来，对着刘杰就打，打伤了刘杰的家丁。
一个洋人在我们自己地盘上，还敢这么干，天津老百姓是有血性的，也开始玩命了，群起而攻之当场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之后，又冲进教堂，打死神父2名、修女10名（有史记载奸杀）、法国商人2名、俄国人3名，仍然不解气，又一口气烧毁望海楼天主教堂在内的六座教堂，以及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此事震惊中外。
天津教案发生之后，法国联合英国、美国等列强，要求清政府严惩天津官员并要求直接负责官员为丰大业抵命。软弱无能的朝廷和慈禧太后讨论来讨论去，很矛盾，民心的确可畏，太平天国的教训历历在目；但是洋人也不好惹，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让慈禧心有余悸。一面是群情激愤的百姓，一面是咄咄逼人的洋人，从朝廷角度来说不管怎么处理，结果都不会尽如人意。但是这个事情总要找人背锅，谁去背合适呢？那自然是曾国藩。
慈禧细长的眼睛露出一道寒冷的光，下令传直隶总督曾国藩去处理此事，但又给出的原则是“消弭衅端、委曲求全”。
在官场、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曾国藩心里难道不明白这是坑吗？他当然明白。既然明白那不跳总可以把？曾国藩还真有理由不跳，因为天津教案发生之前，曾国藩就一直生病，而且还比较严重，的确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挖坑人慈禧不答应、大清朝廷不答应。你生病了，那就等你病好再去处理吧。处理好了，那这个矛盾就解决了；处理不好，你从而身败名裂，正好借这个机会把你跟权力核心部门的湘军一锅端了。
曾国藩在保定驻地沉思了几天后接到两道上谕的催办，于六月十日到达天津接手这烂摊子。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他非常冷静，听取天津官员汇报以及亲自查看了上报的大量相关文件后，并没有急于下结论。先是派人去“仁慈堂”搜遍了每一个角落，没有找到所谓的“实验室”，也没发现民众传说的“取脑、剜眼、剖心”制药的地方，又找了部分仁善堂的妇女、孩子做了调查和口供，仍然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和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洋人拐走过孩子，倒是有由各自家庭送来养育的证明。
当曾国藩再次当面提审抓到的那个说是受洋人指示的人贩子武兰珍时，问世谁给他的迷药，他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最后口供是武兰珍幼稚的认为清政府一直以来惧怕洋人，而他只要说后台是洋人，抓他的人就会因为害怕洋人而把他放掉。
这三点质疑，曾国藩推定所谓“挖眼剖心，全系谣言”，也是据此结案的有力论据。
虽然调查清楚天津教案并不难，事情也已经水落石出，但关键是你得给洋人一个满意的答复，给朝廷一个合适的台阶，给百姓一个合理的交代。作为大清当朝权臣，曾国藩爱惜自己的羽毛，清楚不能得罪洋人，因为大清打不过，立名太难；但也想为国尽忠，也不能得罪百姓，因为百姓伤不起，生活太苦。所以这时候就只能牺牲自己，即使会黯然收场。
权衡好弊利，曾国藩宣判杀人放火的20“暴徒”死刑、25人流放，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天津知府和天津县令被革职，后又发配黑龙江，赔偿白银五十万两。全部按大清法律程序处理，但是洋人依旧咄咄逼人，不满足于对天津知府和天津县令革职和流放，要求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和将军陈国端三人抵命，曾国藩此时亮明了自己底线，用官员来抵命那是不可能的，直接的凶手我已经全部处理了，该杀的杀该判的判，歉也道了，如果你们非得还要得寸进尺，那我也不管了，洋人也只好作罢。
随后，曾国藩整理了一份奏报，即《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其中明确指出“杀孩坏尸、采生配药”纯属谣言。
朝廷接收到奏报后，慈禧要人当着众臣宣读了这份奏折。
大清群臣对曾国藩办案做出的这个结论群情激愤，议论纷纷。
有人站出来说：“无论这件事情是对错和是非，有关大清在国际上的声誉，如果在这个问题我们不坚持是洋人的错误，那么国际上会认为一开始就是我们政府错了，政府怎么能错呢？”
底下有大臣纷纷附和。
而慈禧对这个处理结果很满意，现在全部舆论都攻击曾国藩，而把慈禧和朝廷置之度外，把肇事百姓当“暴徒”杀掉的，是他曾国藩；拒绝按洋人的要求办理的，也是他曾国藩。而不是慈禧太后和大清朝廷，洋人满不满意，老百姓有没有怒火，一切都可以推到曾国藩的身上。
慈禧露出了久违的微笑，她对满朝大臣说道：此案就此完结。
朝廷这边算是交代清楚了，接下来，曾国藩安排人在天津发布了官方公告，并做出了解释：洋人在整个事件中，治病救人这点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确夹带了传播基督教、教堂中也的确有婴儿死亡，但是这种死亡从数据来看并非他们有意为之。而暴徒们故意煽动民众情绪，做出的过激行为都将依法处置。
曾国藩想尽可能的让百姓跟百官满意，但天津百姓百官对他“诟詈之声大作”。
曾国藩做的没错、说的也没错，但错就错在这锅依旧在你背上，你这个“曾剃头”一下杀掉20人、流放25人；其次，朝廷百官怒不可遏，“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甚至，连曾国藩的老家，都掀了天，乡绅们怒砸曾国藩的家宅。曾国藩不是已经在奏折中替天津百姓说话了吗？他不是也指出洋人的问题了吗？原因是局面如此，曾国藩这些话根本没啥用。而即便是这些没啥用的话，大清朝廷发出的《邸报》里，还全给删掉了。于是，曾国藩必须是屠杀无辜百姓、取悦洋人的大“汉奸”，只能在骂名中亦步亦趋。
左宗棠也写信过来，对他大骂：涤生你这个处置方式，让我们百姓造成误会和恐惧，洋人侵犯我们主权还干涉我们内政，你怎么不管管他们呢？
曾国藩没有理会，我们除了对洋人进行强烈谴责之外，还能怎么样呢？这战如果能打赢，他们的战船还能在天津停靠架起大炮吗？
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
——《曾国藩家书》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省馆所书楹帖被毁，曾国藩背负骂名，深知其中和战利害，认为是自引其咎，而且病情开始加重，于是召来李鸿章继续安抚民心，津案于九月间正式议结。
而在天津教案将了未了之时，慈禧和大清朝廷便免了曾国藩的直隶总督，让他出任两江总督。慈禧和朝廷，也算给了天津百姓一个交代。
历史的进步总是要人负重前行的，甚至是负骂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