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涤生进入湖南长沙著名学府——岳麓书院学习，同年秋季八月，参加了在长沙举行的“乡试”，也叫“秋闱”。中试举人，名列第三十六名。
拿到成绩单后，曾涤生信心满满从长沙动身准备进京“北漂”，参加来年春季的“会试”，也叫“春闱”。
道光十五年二月初九（1835年3月5日）的早晨，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北京建国门内大街路北的几条胡同里，熙熙攘攘，被一群大多是各地达官显贵的家庭和他们送过来的孩子挤得水泄不通。
这里是北京会试的“贡院”。
你以为清朝的科举都是有钱、有权人的游戏那你就错了。在这群考生里面，既有富甲、官宦家族的子弟，也有市侩、农民家的孩子；既有跟曾涤生年龄相仿的翩翩少年，也有白发苍苍的油腻大爷。
对于满清贵族而言，如果在这次考试中可以胜出，哪怕仅仅是拿到入围的名次，在家族里也是一种荣耀，跟那些世袭的二代身份就不一样；对于富豪乡绅而言，钱虽然有了，但是毕竟钱多到一定程度，不管你是经商还是当官，这些钱最终仍然国家的，别说富豪乡绅，哪怕清代的两个首富伍秉鉴、胡雪岩都要捐输，找机会混个“体制内”的虚职都行，所以，进入了这个圈子，对自己家族财富也是另一种保护；对于小市民普通人来说，拿到公务员的入场券，那就是踏上了能够挤入上流社会或者结交上流社会的一个最闪耀的平台；对于穷苦低层人来说，这不但是一只金饭碗，还是一次能够让自己脱胎换骨和彻底改变家族命运的机会。
总之，在清朝参加这样的考试，就像进入了用最少筹码博弈最大机会的赌场，而且还算相对公平。输了，不过三年时间而已，赢了，将是一本万利。
曾涤生好奇的望了望“贡院”四周，墙垣高耸，每个院角上还有专门用于监视考生的瞭望楼，这比去年在湖南省府长沙参加乡试时候的贡院要高大威猛的多。一排排紧密联靠、简陋、森严的考棚，高长八尺，进深约五尺，宽四尺，跟一口棺材差不多，还不如看押犯人的监狱。
清代的会试分为三场，一场时长为三天，也就是一共要呆在这里读过漫长的九天。难怪说科举制度是“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
一脸严肃的监考官开始进行“唱名”，当听到自己的名字后，曾涤生走上前，把随身携带干粮和水壶的包袱小心翼翼的摘下来，交给监考官检查。一个士兵装束的人过来示意他张开双臂，并给他全身仔细进行“搜检”，检查完后发给他一盏烛灯、三支蜡烛和一沓考卷。
曾涤生双手接过蜡烛和考卷，又小心翼翼的把包袱重新包好，挎到肩上，然后大步流星的步入属于自己的考棚，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把考卷放在木板上铺开，开始答题。
因为平时的确很用功，而且这次考试题目也不难，曾涤生考完三场后自我感觉还算不错。但是当考试成绩出来发榜时，他一看，傻眼了，榜单上竟然没有自己的名字。
如果是以往，凡是这次落榜的考生都要收拾行李回老家，等3年后再参加下一次的会试。
可这一次他的运气实在太好了，因为第二年（道光十六年）是孝和睿钮祜禄氏皇太后60大寿，按照清朝的惯例，这一年要增加一次乡试和会试的机会，即“恩科”。
于是，曾涤生就继续留在了北京，他和几个落榜的同学寓居“长沙会馆”里，开始苦读、复习功课，等待第二年的恩科会试。
会馆出现于明清时期。
当时，在科举制度的带动下，全国学风很浓，每到会试之年，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就会到京城“北漂”赶考。由于大部分学子的家庭条件都不太好，于是由各省在京城经商、做官的人就开始牵头筹措资金、置办房产，专用来提供给来北京赶考、谋事的同乡居住。而且会馆对同乡的收费标准相对是比较便宜的，并且当同乡遇到了困难时候，会馆还会有大佬出面积极协调、帮忙解决。
因此，会馆成为进京参考的普通学子们的首选。
1836年4月，这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北京的春天已经很暖和了，神态各异的莘莘学子们一个个摩拳擦掌，从他们脸上各种扭曲的表情，你会感受到他们这些年的不易。
恩科会试如期进行。然而，在经过长达一年努力复习后的曾涤生，再次参加会试，竟然又没有考上。
这次落榜，对曾涤生来说打击很大，因为下一次的会试，就得再等三年。人这一生，有几个三年时光可以给自己挥霍呢？
曾涤生十分沮丧地回到会馆，准备收拾好行李回家，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盘缠所剩不多了。
当年赴京参加会试，家里的确为他准备了不少钱，足够他在北京参加考试那段时间的一切开销，甚至，并不拮据。可是，自信心爆棚的曾涤生根本就没有料到，自己会落榜，而且还是两次落榜。所以尽管这一年曾涤生省吃俭用，要熬过这么长时间，盘缠还是不可能够用。
然而没钱仍然难不倒落榜考生曾涤生，从小爱看的五花八门的书堆里，中国地理那些事儿只不过是平时的一碟小菜。
曾涤生干脆做了一个走水路穷游的攻略，他准备从北京通州上船，顺着京杭大运河到杭州，再从浙江想办法回到湖南的老家。这样一来，一路的花费就很便宜了，顺便还可以到处云游一下。
所以，平时没事多看书，虽然不一定有黄金屋和颜如玉，到了关键时候还是会有好处的。
当然，地理好的曾涤生数学好不好我还真不知道。他勒紧裤腰带左算右算，路线是算好了，可是花销却没有算对，现实总是太残忍。
曾涤生坐着小船惬意的走了一半，在江苏过了徐州进入睢宁的时候，他已经一分钱都没有了。这该怎么办呢？不会才艺表演的曾涤生总不能沿路求各位大哥打赏吧？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还好，天还真无绝人之路，时任睢宁知县的易作梅和曾涤生的父亲是莫逆之交。
曾涤生厚着脸皮找到睢宁县衙门，工作人员告诉他，易作梅正巧因公事外出了。给他倒了杯茶后，让曾涤生在衙门里面等。
两个小时过后，易作梅回到了县衙，曾涤生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当看到衣衫褴楼、蓬头垢面的曾涤生，易作梅先是惊讶，然后哑然失笑。
易作梅大大方方的接见了他：宽一，你坐下，都长这么大了啊？还好个儿没怎么长，你这不修边幅的造型，我还差点没认出来。
边说边自己也坐在了太师椅上，易作梅继续问道：最近令尊可还好？
曾涤生坐下喝了口茶，又摸了摸头发回答道：去年刚出来的时候，家父身体还硬朗。
去年？你都一年未归了啊？易作梅关切的问：那这次到江苏来，是来游玩，还是有别的打算？
曾涤生把自己进京赶考，然后两次落榜后坐船到了睢宁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
易作梅听完后，要曾涤生赶紧先去洗个澡，再安排人给他去街上买了身衣服，安顿他住了下来，然后问他，是否在这里玩几天，也可以叫人陪他去苏州转转。
曾涤生摇了摇头说，谢谢易叔，晚辈涤生本立志于学业，也想将来能像您一样，为国为民做些贡献，却没想到，这两次考试一点都不争气，半途而废。所以我也无心在外久留，明日就告辞回去。
易作梅也没有过多的安慰他：继续努力吧。又问道，宽一，那你还有其他什么要求没有？
曾涤生腼腆的说道：叔，我这次在北京呆的时间比预计的长，现在没有路费回家了，想跟您借点钱，我回去后让父亲托人捎还给您，看可不可以？
一般人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想着找个什么样的理由拒绝。
易作梅拍了拍他的肩膀：好，记得代我向你的父亲问好。
作为曾麟书的故友，易作梅还是很讲感情的，当时他在县衙的俸禄一年也就四十两白银，曾涤生开口找他借钱后，易作梅不但没有拒绝，居然大大方方的借了一百两银子给他。
曾涤生连连拜谢，第二天与易作梅辞别后，从睢宁一路停停走走到了南京，他被路上一家卖史书的书店吸引住，一进门就看见自己曾经梦寐以求的“二十三史”，从《史记》、《汉书》一直到《明史》都有。
曾涤生搓了搓手，按捺不住不住自己的喜悦，停留在书架旁边，他像遇见了真爱，怦然心动了。
现在买齐二十四部史（增加了清史），正版在某宝价是2000多人民币，在还在使用活字印刷的清代就更加昂贵了。
曾涤生数了数包中剩下的银子，要把这“二十三史”全部买下来，好像还差那么一点钱。一番纠结之后，他便提着所有的行李去了当铺，把自己在北京时所有的衣物，全部给当掉了，一番讨价还价后，把“二十三史”购齐，装了满满几大箱，既然比之前当掉的全部行李还要重。
吾辈读书只有两件事，一者进德之事，以求无所生；一者修业之事，以图自卫其身。
——《曾国藩日记》
到了长沙后，曾涤生也没敢直接回双峰的老家，折腾了一年多两次落榜也就算了。靠着父亲的面子借来的钱，游山玩水后仅仅买了几箱书回家，的确有一点难以面，更难面对的是，平时省吃俭用的妻子欧阳学妹。
曾涤生厚着脸皮在长沙的“湘乡会馆”找到正在备考，准备参加下一届会试的同乡刘蓉、郭嵩焘，聚集在长沙一家酒馆嬉笑怒骂、抽烟喝酒。
干完最后一杯酒，大家都开始陆续离场。
满嘴酒气的郭嵩焘走上前，一把搂抱着曾涤生，凑在他耳边打了一个腥臊的饱嗝，说道：涤生兄，陆游曾经就写诗说了啊，上策莫如常熟睡，少安毋躁会当晴。这是告诉我们，人啊，还有来年。
说完郭嵩焘跟曾涤生告辞，转身，摇摇晃晃的离开。
每年都会有无数跟曾涤生一样踌躇满志、准备将来为大清王朝尽忠效力的少年进京赶考。大多数人发现，无论自己多么努力，也并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事情，考试的分数跟结果很难像自己期待或者预判的那样。有人开始畏惧，开始怀疑自己，有人沉沦，有人消极，有人放弃。而对于一个考生而言最痛苦的打击还不仅是某一次没发挥好、分数不如意，而是明明当年一直是学霸，考试出来的成绩跟自己曾经鄙视的学渣差不多。
比如后来的左季高就是如此，三次参加会试均失败，心态崩溃的左季高，一怒之下不再参考。
曾涤生红着眼圈，端举着空酒杯，用力的往下倒了倒。
杯中一滴酒也没有了，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抬起头看着那抹皎洁的月亮，若隐若现，似笑非笑，它似乎也在嘲笑自己。
什么叫还有来年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酒杯从曾涤生的手中滑落，稀碎。不知道是有意、无意、还是天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李白《月下独酌》
第二天，曾涤生告别了这帮酒肉朋友后，拖着沉重的箱子，在长沙老街上留下一道长长的、孤独的背影。
他精疲力尽的回到自己温暖的家，妻子欧阳学妹在家里等着他归来。这个默默无闻的女人，不遗余力的支持曾涤生的学业，在背后操劳着一切，从未因为他这些年的考试失败，而有任何怨言。
曾涤生曾经也在青楼约过一位被称之为“大姑”的女孩。
在清代，青楼只要在官府进行了登记，就算是合法的营业，朝廷之所以允许青楼存在，主要原因就是收税。甚至分成官办和私营两种，官办青楼最早是由春秋时代管仲向齐桓公提出来的。人员大都来自清贫人家的女儿或者是被贬犯罪的大臣之女，官办的青楼收入都入国库，私营青楼需要交重税，用来充实国库。直到后来，考虑到这种行为是对女性权益的践踏，在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废除。
据传这位“大姑”貌美如花、身段性感、唇甜如蜜，曾涤生也有段时间对她非常迷恋，“大姑”去世的时候，他还亲自为她写了一首挽联：
“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地销魂。
青春靓丽的“大姑”可能的确诱人，但对于曾涤生只是过眼浮云，因为能够在自己人生的谷底无私的奉献、能够在自己奋斗的晦暗无悔的坚持，多年如一日的，只有欧阳师妹。
或许，这就是最无声息，却又是最热烈的爱情。
就像后来，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的曾涤生所写的：“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