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宽回到了青州，虽然带回了数万人马，却并不急着去四处出击，攻城掠地。豫州驱逐袁术，丁宽甚至都没有亲自出面，从辽东带回来的骑兵更是根本没有动用，只是调动了水军和步卒。
大汉走到现在这种地步，已经是病入膏肓了，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这些问题不解决，即使快速结束了诸侯的混战，也不过是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帝国，进入新的历史循环而已。这并不是丁宽的志向所在。
丁宽是从两千年后而来，自然知道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国，虽然曾经领先全球，但也不止有五族乱华这样的黑暗时刻，还曾有被西方文明入侵的百年耻辱。因此丁宽想要的，就远远超出这个时代的人所能想象。
后世很多国家，在内部矛盾无法调和之时，就会发动对外战争，以转移内部矛盾。这是后世很多人都知道的道理，更是经常被键盘侠们经常在网上讨论。
但反过来，当受到外部战争威胁时，往往也是进行内部改变的良好时机。外部的强大压力之下，团体内部的各个利益集团之内，往往更容易达成相互的妥协，会使内部改革时的摩擦成本大幅降低。
丁宽就是要借助现在诸侯争霸的混乱时机，进行一些方面的推动，为将来打好基础。现在丁宽控制的地方，是大汉最安全、最和平的地方，丁宽在自己的领地之内拥有一言九鼎的权威。只要不是毫无道理的倒行逆施，丁宽进行一些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反而是最适当的时机。
丁宽回到青州之后，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再次对青州下属的吏治进行清查。
丁宽当年曾经对韩融说出，“刑不上士大夫”的口号，这个当然不是欺骗。但在这句口号之前，丁宽还有一句话，却是极为容易被忽略。丁宽说“刑不上士大夫”的前提，是没有真实的违法证据，如果证据确凿，自然要进行依法处理。
丁宽虽然混入了士人的队伍，但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士人，更没有什么家学可以传家，因此所谓的与“士人共天下”，其实更多的只是一种诱人的口号。
要治理一个国家，是离不开受到系统教育的士人的，因此无论是否喜欢士人，结果一定是与士人共天下。差异不过是，大家把规则定好，按照规则行事，还是大家表面一套冠冕堂皇，私底下士人执行潜规则罢了。
不管愿不愿意，总要让士人参与治理这个天下，但是却绝对不能让这些士人垄断对天下的治理之权，实行所谓的“文官政治”，这里的差异不在口号怎么喊，而是在于这个口号如何化为真正的规则。
而要避免士人垄断国家治理之权，首先要打破的就是独尊儒术的治国思想和理论。而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长期对抗儒家思想的，只有一个，就是法家。
丁宽为什么一直在拉拢颍川士人？当然不仅仅是因为颍川士人是所谓的士人领袖。颍川的士人其实在汉末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并不仅仅以经学见长。
在颍川士人的内部，还有半个显学，就是律法之学。颍川钟家、郭家都是以律法之学为传家的家学。而人才辈出的荀氏，更是法家、儒家集大成者，荀子的直系后人，家学传承从未断绝。
相比于儒家所提倡的士人风骨，以德为先，颍川士人其实更加的世俗化，身段柔软，极懂变通之道。汉末颍川出身的谋士数量最多，但谋士这种职业，哪里是有道德洁癖的人，能够胜任的？
没有一副漆黑的心肠，没有那种只求目的不择手段的作用，怎么给自己的君主提出各种绝户之计？都说贾诩是毒士，但一个合格的谋士，怎么可能是不毒之人？
汉承秦制，秦朝之时，法家是显学，走的是严刑峻法的极端。汉朝继承了秦时的律法，但执行时，在儒家的思想鼓吹下，弄出了一个“德在法先”。于是，大汉的士人，就用各种所谓“符合德行”的操作，获得了免于法律监管的特殊地位。
丁宽并不是学习政治学的，但毕竟来自于两千年之后，有更多的见识，有更加成熟治国理念能够借鉴。丁宽一直比较喜欢后世一个法律专家的观点：律法应该是约束行为的底线，而道德应该是自律的标准。
所以丁宽要身体力行，坚守住这条底线，尤其是对治下的各级官吏，更是要持续的进行监督监管。
丁宽此前已经建立了监察司，监察司内任用了大量的精通律法的士人。现在丁宽就是要将监察司的作用常态化，阳光话，让各级官吏都知道有这个监察司在不停的监察着他们，使得他们做事一定要有所顾忌。
官员监察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各种官员监察的体系存在。大汉同样有官员监察的制度，从中枢的廷尉、司隶校尉、侍御史，到州刺史的设置，都是为了监察不法官吏，被刘皇叔鞭打的督邮，也是负责监察的官职。
但这么多的监察人员，依然无法防止大汉的整个官僚系统的大幅沦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监察权已经成了斗争的工具。
当年阳球等人要诛宦，需要谋求的最关键职位是什么？就是掌有百官监察之权的司隶校尉。而凉州三明之一的段熲为何与士人成为仇敌？就是他被宦官安排了司隶校尉的官职，然后大肆抓捕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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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丁宽要想改善这种状况，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监察体系从原有的官僚体系中独立出来，尽量使得这种监察公正、公开。
从某种意义上，这种监察官员是否能成为“孤臣”，是监察体系是否能够有效运行的关键。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监察官，被其他的百官称颂“德高望重”，那只能说明这个监察官已经成为了这些称颂者的保护伞。
所以在人选上，丁宽麾下的监察司就交给了程昱。
程昱绝对是个狠人，前世历史上关于这位用人肉脯做干粮的记载可信度还是很高的。而且程昱性格刚强乖戾，并不是与人为善之辈，更不会害怕得罪人。
而且程昱出身地方豪门，对豪门与官吏相互勾结的伎俩，同样极为谙熟。最为重要的事情，程昱年过四旬，一直没有机会入仕，对汉末士人和士人垄断官员的体制具有强烈的不满。
这样的人用来做官员监察，简直再合适不过了。丁宽要做的就是，给予程昱足够的权力和支持。反过来，丁宽还需要关注程昱的手法，防止程昱太过酷烈，走向酷吏这另一个极端。
所谓“刑不上士大夫”的口号，更多的是对程昱领衔的监察机构，行为方式进行规范而已。真的证据确凿，口号就会变成“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既要、又要”这往往是很难的事情，因为这代表着两个目标之间，本身就有冲突之处，这当中就会有太多的人为操作空间，甚至促进各种潜在规则的出现。
既要监察机构能够强力震慑那些官员，又要防止监察机构本身化成无法无天的特权机构，那就只能尽量的让监察机构的运行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这时律法之学的重要性就突出出来了。
想要改变“独尊儒术”的思想，不能依靠与这些士人进行辩论，因为大部分的解释权都是在士人的掌握之中，这是在敌人的主场进行作战。
丁宽在这方面有清醒的认识，只做不说，打着整顿吏治的正确旗号，大量的征辟精通律法之人进入监察系统。
丁宽前往辽东的两年时间内，程昱被留在青州，就是在为监察司的系统运作做前期准备。此前，程昱的监察司还是处于半公开化阶段，其实已经获取了大量的证据和线索。
现在丁宽回到了青州，也是这个监察司，彻底阳光化、公开化运作的合适时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