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靠不住，歌名又不可能，现在调头也晚了，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中华五千年，能逆天改命者又有几人，能走完全程不翻车就已经是能力超群了。
看过罗马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共和国与大地主不兼容。
罗马三个时代，王政时代、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
共和时代的后期，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大地主控制经济基础，拥有强大的社会权力，平民的权利，越来越难以得到保障。
社会矛盾加剧，前196、186年，的西西里奴隶起义，贫穷的小农对起义军持同情态度。
前157年，马略改革，用募兵制代替义务兵制，让一部分穷人参军，也并没解决问题。全国破产的小农和贫民遍地，军队才能吸收多少人？
不仅如此，穷人参军以后，不再忠于共和国，而是忠于给他们发军饷的将领。将领迅速军阀化，为日后罗马内战埋下祸根。
前73年，破产的小农和贫民直接加入了斯巴达克斯起义。
最终，在内部社会矛盾激化和军阀斗争中，罗马进入帝国时代，共和制成为历史。
共和政治的基本含义就是，国家和政府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国家和政府应当为公共利益而努力，而不应当为私人利益而奋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共和政治的经济前提，是国民拥有财富水平接近，至少不那么悬殊。
只有这样，国民才不可能拥有远远超过他人的社会权力，不能豢养文人制造舆论，操纵政客推行对自己有利的政策，重金收买选票，操纵街头运动，雇佣打手打击甚至暗杀推行对自己不利的政策的政治家，甚至组织军队颠覆政权。
在罗马共和国的晚期，由于不断积累的土地兼并，财产分布极其悬殊，极少数国民拥有巨额财富，绝大多数国民一贫如洗。这种情况下，国家政策不可能再为大多数人服务，社会矛盾尖锐对立，军阀也应运而生。
土地是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垄断土地所有权，就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和社会权利。
罗马的历史证明，共和制国家的土地所有制，只能有两种模式：分散的小农所有制或者集中的国家所有制。集中的大地主所有制必然危害共和国的经济基础，最终破坏整个社会制度。
当年的土改，分散农村土地所有权，建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制，是建立共和国的基础。
没有这样的土改，那么土豪劣绅就有经济能力养民团，大地主有能力养文人，军阀有能力养军队。那样，一旦国家的政策不利于他们，甚至仅仅不能满足他们的私欲，他们就蠢蠢欲动。如此，共和国必然操纵在他们手里，人民民主专政是不可能建立，并保持长治久安的。
不仅如此，农村的各种封建特权，也与大地主、族长，垄断土地有关。不服从控制的土地的鲁四老爷、赵老爷、白嘉轩这类人会有什么后果？里都暗示过。
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破坏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就会随之改编。反过来，要建立新的上层建筑，也必须要破坏原有的经济基础。
某些人，极力丑化当年的土改，他们究竟反对的是当年的土改还是土改之后，建立的上层建筑？
抛开对共和制的危害不说，要实现工业化，必须首先摧毁大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南部生产面纱、小麦等农产品，换取物美价廉的英国工业品。美国种植园主要么把利润用于土地兼并和投机，要么消费英国产品。
相比英国工业品，北方的工业品质次价高。美国北方的工业，既没有投资，也没有市场。
工业化对全民族的整体长远利益有利，但是很明显不利于南方种植园主的局部短期利益。
要让北方实现工业积累，就必然伤害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南方种植园主有强大的财力，议会斗争无法让南方就范，最终双方兵戎相见。
经过南北战争，美国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调整，南方种植园主丧失了经济优势和政治优势，美国脱离了英国原料产地的发展路径，走上了工业化的发展路径。
当年，为了建立工业化的共和国，先辈们血流成河。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舶来品长驱直入，民族工业受到打压。
在城市，为洋人服务的买办而不是民族工业资本家，控制城市。他们把利润投入购买城市地产，而不是实业。
《一代宗师》的开头，叶问说，半条街的生意都是他家的。他家是不是这么有钱，不清楚。不过，当时的买办的操作方式，就是替洋人做进出口贸易，然后不断在城市卖房子、置地，收租，当房东。
在农村，控制土地的大地主，不断兼并土地，把利润投入土地兼并，也不是实业。
买办和大地主消费的工业品主要靠进口，老百姓支付高昂地租，消费的工业品很有限。
民族工业，既没有投资，也没有市场。发展不起来。
买办和大地主的后代，如果没有子从父业，要么成为文人，要么从军。军官打仗抢地盘，有了钱，在城市或农村卖地，成为新的城市或农村地主。他们成为捍卫的买办和大地主利益的军阀。
在苏联的支持下，为了粉碎这种“买办—大地主—军阀”的利益铁三角同盟，爆发了北伐战争。
北伐军打下湖南、湖北，就出了问题。北伐军内部，许多高级军官，家里都是大地主。北伐军要粉碎“买办—大地主—军阀”的利益铁三角同盟，必然触犯他们的利益。
说到底，无论是建立真正的共和制还是实现工业化，都必然触犯买办、大地主和封建军阀的利益。
凯申发动④1二反歌名叛乱，夏斗寅、许克祥先后叛乱，汪精卫发动7⑴⑸反歌名叛乱。
从此，共和制的工业化路线和财阀地主寡头政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路线分道扬镳。
两条路线，斗争22年，最终建立了共和国，实行了土改，实现了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工业化。
公C档能够战胜果档，与公C档内没有大地主，档员无产化密不可分。
档组织控制所有资源，按照任务，把档员安排在不同的岗位上，给档员分配资源。档员服从档的命令，使用档的资源。如果档员违背档的命令，他就将失去资源。当员没有多少私人财产，完全没有能力对抗组织。按照当的决定，服从组织，公C当的将领可以指挥千军万马，排山倒海；违背组织决定，被剥夺指挥权，他就是普通一员。所以，当对档员，可以起到如臂使指的效果。
相比之下，果明当内部，山头林立，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财产。委员长不过是军阀的盟主。他能成为这个委员长，无非是因为他拥有财阀的支持。想一想，如果凯申没有与宋美龄联姻，没有获得江浙财阀的支持，没有黄埔系，没有德国、日本、美国的武器，他实现1937年的状态需要多久？每一个国军将领本人及手下都有财权，他不能剥夺手下的财权。今天跟张三混，明天跟李四混，后天自立为王，大后天又回来投奔张三，怎么有利怎么来。从委员长到各师长、团长就是一个盟主，他既不能把叛徒怎么样，还需要接纳，不然叛徒投靠竞争对手去。说是手下，其实是一群大爷，要小心伺候，免得他们联合起来下克上。或者在军阀和其他人对决的时候，一哄而散，让军阀当光棍司令。甚至临阵倒戈，用军阀的首级去邀功。委员长可以使用阴谋诡计，掺沙子，打楔子，有拉有打，但是，这么做，只能徐徐图之，不能一顿操作猛如虎。否则，委员长二百五。委员长或其他军阀提拔一个人，九十九个人怨恨他，一个人背叛他。自己手中的一个不听话的派系倒掉，一伙亲信提拔上来，然后这伙亲信开始背叛自己，成为另一个派系。
公C当能够战胜果明当，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内部组织效率高得多。这种高得多的组织效率的根源，是档员的无产化。
短期看，得到境外列强、境内买办、财阀和大地主支持的国民党的实力更强；长期看果明当一盘潵沙，外强中干，不堪一击。只要公C当的实力达到一定的水平，跨过一定门槛，果明当就完全没有胜出的可能。
对面临激烈的土地兼并竞争的大地主来说，粮食安全并不如利润更重要。
粮食作物的利润，往往不如经济作物。
英国农场主放羊，美国种植园主种植棉花和烟叶，阿根廷、巴西大农场主放牧牛羊，中国土司（军阀）种大烟。
马步芳、马步青也是大肆贩运鸦片，销量在全省首屈一指。张掖商会给马步芳加工的鸦片烟块，名曰甘泉，每件重118两；忠义德土店加工的叫忠记，每件重112两，此外还有祥记等。
对农场主、种植园主、土司、军阀来说，钱更重要。但是对“用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中国来说，显然不能这样。
长期稳定不可被剥夺的使用权与所有权无异，土地使用权的大规模流转，必须谨防出现控制大规模土地资源的大地主。
土地所有制是国本之一。
无论是从共和制需要的经济基础考虑，从工业化进程考虑，从维护档组织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考虑，从维护粮食安全考虑，这都是毋庸置疑的。
更不用说，历史上大规模土地所有权集中必然伴随大批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大概率出现粮食减产，导致社会动荡。
那些大谈资本下乡，却不谈资本下乡推动土地集中、权力集中，必然导致的恶劣后果的学者(温狗)，不是蠢而是坏。
为了避免出现大地主，要么要强制规定私人可以拥有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上限，限制土地所有权（使用权）高度集中；要么施行全国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国有，或者建立国有农场，或者由国家统一控制，统一招标，承包给个人使用，由国家按照招标价格统一收购农产品，并给予农村集体土地所有人相应的分红。
简单地说，前者保证中小土地（使用权）所有制，后者施行国家土地（使用权）所有制。
不论采用哪种方式，都必须未雨绸缪，否则，随着经济波动，大批负债累累的种粮大户，不断退出粮食生产，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会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中。
经济基础一旦形成，必然影响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其发生反作用，必然发生激烈的冲突，甚至可能血雨腥风。
这方面，看看罗马历史、美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就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