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理，这一路上可不太平，从东北到边区除了要经过大片的沦陷区，还要经过国统区。如果说就为了贩卖一点野山参，实在是不可取，因为随时可能有被抢劫的可能，不管是土匪还是其他什么人。看来这两个人来边区的目的有些不简单啊。”鲁科长点了点头，同意谢小六的判断。
谢小六继续分析道：“让我有些怀疑的还有一个细节，这个钟钱根一到了关卡，见到我开口就叫同志，也不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特别是沦陷区过来的老百姓应该这么称呼我的。从我和他交谈的情况来看，这个钟钱根应该有些文化，根本就不像一个贩卖野山参的小贩。所以，我才让人回来向你汇报。”
鲁科长继续点头，他有些高兴地拍了拍谢小六的肩膀，表扬道：“谢小六同志，你的观察很仔细，警惕性很高，应该被表扬。这样吧，既然是你发现这两个人不对劲的，关卡那边你就暂时不去了，我派其他的同志接替你。你这段时间的任务就是严密监视这个钟钱根夫妇的动向，看看他们和什么人有接触。他们自认为没有破绽，但是我很想知道他们这次到边区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谢小六有些为难地说道：“我已经和他们打过照面了，如果经常在他们的身边出现会不会打草惊蛇呢？科长，我觉得我只能暗中监视他们，而要跟着他们，出现在他们身边的人应该由其他同志来才行。”
鲁科长想了想，点头同意了谢小六的建议。决定专门给谢小六调来了两个科里的同志负责紧紧跟在钟钱根夫妇的后面，近距离监视。
第二天一大早，就在鲁科长召集谢小六和那两个同志到他的办公室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县政府的卫兵到了办公室外敲了敲门，喊了一声：“报告！”
鲁科长停止了说话，快步走到办公室门口，将门拉开问道：“什么事？”
“报告鲁科长，县政府大门外来了一男一女，还赶着一辆驴车，说是要找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那个卫兵大声回答道。
“哦？是吗？那你请他们进来，安排到会议室等着，我马上就来。”鲁科长有些感到莫名其妙，他一边吩咐卫兵，一边看向了办公室里的谢小六。
谢小六当然也听到了那名卫兵的报告，心里更加感到惊讶。因为从卫兵的描述中他可以判断，来的这一男一女就是他们现在正在开会讨论如何进行监视的目标！
鲁科长若有所思地说道：“看来我们这个会议只能暂停了，说曹操曹操就到，这两个人居然自己主动上门了，这是个意外情况。我马上就去见见他们，看看他们要说点什么。你们三个先别忙走，等我见完他们再回来继续开会。”
说完鲁科长就转身走出了办公室，谢小六和另外两名科里的同志面面相觑，不由得小声讨论起这钟钱根夫妇的来意。可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却没有一个准确的结果，虽然他们提出了不少的设想，却因为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而无法证实。
鲁科长走进了那间县政府的小会议室，满脸笑容地对已经在会议室里等着的钟钱根夫妇说道：“两位要找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我是保卫科长，叫鲁自强。你们二位怎么称呼？具体有什么事情呢？来，请坐下说。”
钟钱根一听来人是保卫科长，连忙走上前来，伸出双手与鲁自强握手，然后高兴地说道：“鲁科长，您好。我们总算是安全到达了边区，找到组织了。哦，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钟钱根，这位是我的爱人王素芬。我是苏联远东情报局在东北的情报员，代号：橡树。自从东北沦陷以后，我和上级就失去了联系。所以我和爱人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想办法凑足了路费，辗转了很多地方才走到了边区。”
鲁自强对钟钱根的这番自我介绍感到大为惊讶，因为他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钟钱根是远东情报局的情报员。
但是鲁自强并没有表现出心里的惊讶，而是有些疑惑地对钟钱根问道：“你自称是苏联远东情报局的情报员，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可我们也没有办法证实你的身份啊？”
钟钱根笑了笑，一边掏出一张纸，一边说道：“我知道空口无凭，这是一张证明身份的文件，上面是用密写药水书写的俄文，如果用米汤将纸浸湿，然后放到火上烤一烤，字迹就会显现出来。另外，您也可以向上级汇报，让组织上向远东情报局核实我的身份，他们应该有我的档案。我在远东情报局的上级是科里亚梅斯科夫中校，还有，我在奉天的掩护身份是一个小杂货铺的店主。这个杂货铺只有我们夫妻二人经营，我的爱人王素芬是我发展的下线，她只是一个家庭妇女，文化程度并不高。”
鲁自强接过了钟钱根手里的那张纸，心里正在快速思索着。从这个钟钱根说描述的情况来看，不像是在说假话，因为很多细节钟钱根都说得相当详细，而这些细节是有办法通过远东情报局进行核实的。
只是很可惜，自从东北民主抗日联军失败退入苏联境内而且日本人加强了对东北三省的控制以后，党组织在东北的地下工作遭遇非常大的困难，原来在东北潜伏的地下党员很多都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不然的话，组织上完全可以自行查证这个钟钱根所说的话，而不必再去询问苏联的远东情报局。
心里这样想着，鲁自强的嘴上却不慢，他接过了那张纸后说道：“你说的这些我们要进行核实，所以现在还只是你得一面之词，我们无法证实你的身份。这样吧，你们现在这里住下来，等我们核实了你的身份后再说。对了，如果你是苏联远东情报局的情报员，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到陕甘宁边区来呢？”
钟钱根回答道：“自从与科里亚梅斯科夫中校失去联络以后，原本我们夫妇二人就转入了静默状态，等待着远东情报局派人来‘唤醒’我们。只不过远东情报局迟迟没有派人来，我们一等就是好几年。而现在日本鬼子对奉天的控制越来越严，很多我们的同志和地下党组织都被抓捕和破坏，我们的力量在东北损失很大。向我们这样能够安全潜伏下来能为党工作的人非常少了，所以我们夫妇二人一商量，干脆想办法来到边区，与组织联系上，接受党组织和共产国际的新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