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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五十五章 文士风流

    二月,官家再次下诏,重申禁、毁苏黄之文。对苏黄文不得收藏学习,违反者以大不恭论罪。

    崇宁帝重申严禁苏轼、黄庭坚文集:“朕自即位之初就废弃了元祐学术,近来却还有人在尊崇元祐党人苏轼、黄庭坚。苏黄二人得罪大定朝廷,与朕不共戴天,他们的片文只字,都必须焚毁勿存。有敢违抗者以大不恭论处!”

    崇宁二年皇帝便发出诏令,“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

    在毁碑的同时,皇帝还在全国各地立碑,这就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

    所谓元祐党人,就是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几十年新旧党争,新党如今主政了,就想为旧党立块遗臭万年的碑,其中包含司马光、苏轼等人,一律名曰“奸党”。

    不仅苏轼的书法碑刻要毁,他的学生黄庭坚的也要毁。结果黄庭坚比苏轼还惨,毕竟老师当时已死,学生可是眼睁睁看着这帮破坏分子动手的。

    当时的朝廷毁苏轼的碑,重点不在书法,而在摧毁“苏学”。因为苏轼影响太大,如果仅将其定性为奸党,民间还广泛传诵其诗文的话,那等于白费功夫。

    所以,碑砸了,文集诗集也要毁。首次发出诏令后,崇宁三年和六年,朝廷又两度下诏,苏轼等人文集一律除毁,谁敢抄写就抓起来蹲监狱。

    不过,文人向来有风骨。崇宁帝喜欢黄庭坚书法,找人跟他说,你只要跟苏轼划清界限,就官复原职,重享荣华。黄庭坚淡淡一笑说,好的,他是我的老师。

    苏轼还有个门人叫李之仪,因为拥护老师,罢官、下狱,始终初心不改。始终不负苏公者,不过三数人,李之仪就在其中。

    再说说黄庭坚,喜欢开玩笑,经常戏谑同僚。他任职著作郎的时候,同僚大多都是饱学之士,文人扎堆儿的地方,难免出现相互嫉妒、轻视,轻则伤了和气,严重点就会结下仇恨。

    黄庭坚工作的秘阁有个小食堂,掌管厨房的庖吏每天都会提前预订次日的食谱。

    对美食很讲究,庖吏每次来请示的时候,他都会点一些美味的菜肴。

    黄庭坚的同僚赵挺之是个山东人,北方人性格朴实直爽,不太讲究吃喝,有馒头咸菜就行。

    每次订饭的时候,赵挺之都会说:“来日吃蒸饼(馒头)。”

    黄庭坚经常偷笑不已,觉得这个赵挺之太搞笑了。

    有一次,秘阁同僚聚在一起宴饮。

    喝酒的时候,黄庭坚提议行酒令,就是说五个字的一句话,前两字合成第三个字,第三、四字合成第五个字。

    众人觉得很有意思,于是纷纷表示赞同。

    有人说:戊丁成皿盛。

    众人叫好,说不错。

    又有人说:“王白珀石碧”,也不错,还有点诗意。

    还有人说:“里予野土墅”。

    大家认为虽然一般般,但反应很快。

    轮到赵挺之,有些卡壳,他憋了好半天说出一句:“禾女委鬼魏”。

    这位刚说到“魏”字,黄庭坚脱口而出:“来力勑[chì]正整!”

    发音像极了山东土话“来日吃蒸饼”。

    众人哄堂大笑,赵挺之涨红老脸,羞愧难当。

    过了几天,秘阁同僚们闲谈,赵挺之说:“我们家乡都很重视文化,如果替人家写一篇文章,人家就会推来一太平车的礼物相赠。”

    黄庭坚接过话茬儿揶揄道:“不过是一些萝卜、酱瓜之类的东西吧!”

    话音刚落,又引发同僚捧腹大笑。

    赵挺之脸色变得异常难看,心里边“衔之切骨”,恨得咬牙切齿,两人从此结下仇恨。

    赵挺之官路亨通,位列朝廷中枢后,终于盼到了报复黄庭坚的机会。

    他授意转运判官陈举,把黄庭坚的一篇题为《荆南承天院记》的文章呈送给皇帝看,指控其面对自然灾害幸灾乐祸,还涉嫌诽谤朝廷。

    皇帝大怒,将黄庭坚免除官职,迁徙至宜州监管。

    崇宁四年,黄庭坚病逝于受贬之地,时年六十岁。

    在睚眦必报的小人面前,可不能随便开玩笑,整不好真要命啊!

    赵挺之为人,可见一斑。

    是年,朝廷里善于涂脂抹粉的王相公被官家罢了相,天下似乎重新太平起来。

    京师歌谣有唱:“三百贯,曰通判;五百索,直秘阁。”

    歌中主人公便是王黼。

    王黼初名王甫,因与东汉宦官王甫同名,故皇帝赐名为王黼。王黼长得金发金眼,嘴巴巨大,据说可以吞下拳头,讲究仪表,目光炯炯。有口才,才智出众但没多少学问,善于巧言献媚。

    崇宁初,皇帝使臣把玉环赏给在杭州的蔡京,王黼侦知此事后,逐条上奏赞扬蔡京所推行的政事,并攻击张商英。蔡京再次入阁,感激王黼帮助自己,就任命他为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御史中丞。王黼从校书郎之职,升到御史中丞,只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

    王黼遭父丧辞官守孝,过了五个月,朝廷重新起用他为宣和殿学士,皇帝赏他宅第昭德坊。原来的门下侍郎许将的住宅在左边,王黼待梁师成像父亲一样,称为恩府先生,凭梁师成的权势,逼许将搬走,白天就赶走了许将全家,道路上的人都很愤怒。王黼又为承旨,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后又被任命为特进、次辅。他由通议大夫超晋八阶,被任命为辅相,是大定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另外赐给他城西的府第,他迁居那天,以教坊乐为先导,所需的东西,全都取于官府,是当时最受恩宠的人。

    蔡京辞官,王黼表面顺应人心,一反蔡京所为,罢方田,毁辟雍、医、算学,合并修会要、六典各机构,裁汰冗官,对远郡使、横班官的俸禄减半,茶盐钞法不再比较,对富户的科抑一律蠲除,天下人都称他是贤相。

    他借位高权重之机为奸邪,搜罗很多子女玉帛享乐,和皇宫差不多。诱惑并抢夺徽猷阁待制邓之纲的妾,反而给邓之纲加罪流放到岭南。王黼升为少保、首辅。他请求设应奉局,自己兼任提领,中外钱财允许他随便用,竭天下财力供应奉局的费用。官吏揣摩皇帝和王黼的意思,凡是四方水土所产的珍奇之物,都苛取于百姓,但进奉给皇帝的珍品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全归王黼。御史陈过庭请求罢去那些以御前使唤为名的冗官,京西转运使张汝霖请求罢去进奉西路花果,皇帝已经采纳,王黼又上章弹劾他们,二人都被流放远郡。

    他又设经抚房,专门负责边事,与枢密院不相关。并检括天下丁夫,计口出钱,得钱六千二百万缗,竟然买了五六座空城来报捷。王黼率百官祝贺,皇帝解下玉带赏给他,并升他为太傅,封为楚国公,允许他穿紫花袍;他的车马、侍从等仪仗几乎和亲王相同。

    崇宁帝对王黼十分厚待,把他的住所叫“得贤治定”,为他题写九处亭、堂的牌额。

    正月里,听说王黼家中的堂柱上长出玉芝,皇帝亲临观看。

    期间,皇帝偶然发现王府和隔壁府邸有围墙相连,且有便门可以随意来往,而隔壁正是另一宠臣梁师成住所。

    朝中两大重臣交往竟是如此密切,私下里又做些怎样隐秘的勾当呢?王黼常常能投其所好,肯定是梁师成提前告知。内臣与外臣勾结,历朝历代都是忌讳之事。皇帝大怒。

    朱勔原本就因应奉局的事与王黼有矛盾,知晓此节,遂趁机攻击王黼,连上奏折弹劾、举报。又有李邦彦蔡攸联合攻击。

    皇帝借此为由,令王黼致仕,罢去其一应官职,同时罢免他的一些党羽。

    因此事,“隐相”梁师成也为皇帝迁怒被贬。

    二贼被去职贬谪,民间一片欢腾,太学生陈东甚至作诗以贺。

    在冯过看来,这些个权宦奸佞固然是死不足惜,但罪魁祸首不正是纵容宠信这些人的皇帝么?自古昏君多奸臣哪。

    其实,在大定文坛看来,梁师成虽然风评极劣,却也算做了些好事的。

    据传,当年苏轼远谪之时,将家中侍婢送与梁氏友人,不足月而生梁师成,故史家多含糊其词。梁师成自称“苏轼出子”、“苏氏遗体”,也未遭到苏家的否认。梁师成顾及兄弟情谊,甚至对家中帐房说:“凡小苏学士用钱,一万贯以下,不必告我,照付就是。”

    苏轼的文章被禁,在民间的都被毁去,梁师成便向崇宁帝诉委屈说:“我的先辈有何罪?”此后,苏轼的文章才慢慢流行。

    关于梁师成是否为苏轼“出子”一事,文坛讳莫如深,大抵是默信的了。毕竟,苏学士是极可能做出此举的。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临行之际,有一位姓蒋的友人前来为苏轼践行。苏轼命婢女春娘奉酒,蒋见春娘貌美,十分喜爱,问苏轼:“学士此番去往黄州,春娘也要被送走了吗?”苏轼回答:“打算让她回娘家了。”蒋说:“我想用白马跟你换春娘,怎么样?”白马珍稀,婢女唾手可得,苏轼觉得这笔买卖不赔,于是欣然应允。

    没想到春娘性格刚烈,她上前质问苏轼说:“学士以人换马,难道我比畜生还低贱?”言毕,又写下了一首绝命诗:“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今日始知人贱畜,此生苟活怨谁嗔。”然后,春娘就一头撞在槐树上,香消玉殒了。

    呃,此事虽真伪存疑,但若是真事也不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