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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天人合一

    长江下游的水灾以过去三个多月,按照大宋惯例惯例来讲,如此范围广泛的水灾早已应在发生后的一个半月内通报到汴京朝堂之上。但是和各朝各代的君主制帝国一样,各地方的灾情通报并不是简单的上报某某地受到某某灾情就完事了。这里边不仅涉及到的灾情本身的客观情况,还有地方政府官员的操守和京城各势力是否想利用某灾情来达到某些政治目的,特别是朝堂党争严重的时候这种情况尤为严重。从古至今,人类对政治利益的渴望和手段一直是那么的积极而又娴熟。

    很不幸的是,此次水灾就发生在京城朝堂党争最关键的时刻。而涉及到的两浙路和淮南东路两个地方官府都不想在此刻,因为自己的通报而陷入京城官员们的斗争中。然而,大自然用行动证明了人类间的斗争是多么的愚蠢。越来越严重的灾情让两路的地方政府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从各州县传上来的越来越多的灾情让想草草了事的官员们不得不提起笔春秋笔法般的向上通报了灾情。

    政事堂内气氛有点压抑,曾公亮看着两路转运使通报上来的灾情情况气的怒目圆睁。

    “这两浙路和淮南东路是怎么回事?受灾范围如此广泛,受影响的百姓如此众多,各州县的灾情如此严重,他们的通报竟然现在才到政事堂。难道灾情就这么敷衍了事就能过去的吗?真是荒唐至极。”曾公亮看到这两个地方官府呈报上来的春秋笔法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一旁接过扎子的韩琦倒没有什么太惊讶的表现,他看着通报内容说道:“还能怎么回事,这京城的风声传到了地方了呗。各地都想隔岸观火,每个人都想明哲保身。理解,理解。”

    曾公亮当然也明白这一点,只不过心中的不忿还是难以释怀的道:“哼,那也不看看什么事能躲什么事不能躲,这不到最后还得通报上来。”

    “这两浙路的受灾范围虽然不算太大,但是情况看来很严重呀。倒是淮南东路的受灾面积虽然很大,但是处理的很妥当呀。”韩琦看完通报后说道。

    “谁知这里面的水分有多少,我们还是要尽快派遣官员巡察才是。”

    “的确如此,再拖延下去恐怕真实的情况早已不能了解。这样吧,我们打破一下惯例,派遣两名官员各自分别到两路去巡察。”

    “二位是否忘了那些人对你我等列出的罪行?”等富弼也看完扎子后提醒道。

    “罪行?”

    “还有官家。”

    “何意?”

    富弼手指着上面又指着曾公亮和韩琦解释道:“天人感应!”

    富弼说的没错,以司马光为首的御史言官们正因执政派们蛮横而又直接的手段搞得焦头烂额时,长江下游的灾情让他们看到了翻盘的机会。

    俗话说的好,多做多错,不做就没错。执政派们作为执政一方,不可能什么都不做直接摆烂。而御史言官这一派别相当于在野党的性质,执政派的任何作为都可以是他们炮轰的对象。更何况在中国古代君主制的体系下还有儒家思想中天人感应这一说法。

    天人感应是董仲舒对于儒家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也是对中国历代君主统治最大的影响之一。董仲舒指出了天意和人道的依存关系,用人类的思想去界定已然存在的自然现象,然后再用自然现象投射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

    其实天人感应最重要的是后半句,也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最想强调的是“君权神授”。这一理念抛出了帝王之命受制于天的宏观定义,使得君主执政的法理基础上升到空前的高度。因此在中国,从汉武帝后的所有朝代都要抓着儒家不放,都要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执政理念。这是一个朝代,一个君主的执政基础和法理依据。而天人感应是君权神授的基础,是一切帝国的统治依据。

    当陈胜喊出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时,其意义就在于给了百姓一个直接反抗统治阶级的借口,让武装反秦具有合法性,为打破统治阶级的社会垄断提供了法理基础。

    而当君权神授概念深入人心后,百姓就会开始怀疑反抗统治者的合法性,毕竟帝王的位置是老天爷赏的(受命于天),自己就是胆子大敢于和人皇斗,不过却不敢和比人皇更高的“天命“去斗。

    因此,君主的一切行为,即使不合理也变得合理了,比如横征暴是上天旨意,穷奢极欲也是上天旨意,穷兵黩武更是上天的旨意了。如果沿袭历史规律来看,百姓可能无法忍受艰难的生活,把起义当作宣泄愤怒、打破阶级的突破口。然而董仲舒的人感应,君权神授却消除了这个隐患,这种思想几乎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为了巩固统治,历朝历代都贯彻这一思想,直到辛亥革命前才有所突破。

    不过就像力的作用是相互的,百姓也需要得到满足,当天命令隐忍的百姓都无法忍受后,他们仍然能爆发出巨大的战斗力。为了杜绝这种情况,董仲舒又于是又让天意成为了限制帝王的枷锁,比如陈胜吴广起义动摇秦朝是天意,项羽灭秦是天意,彗星示警是天意,这些行为表明了上天其实是有在监督帝王的,这种行为起到了安抚百姓的作用,对提高百姓的忍受能力有重要作用。

    不难看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思想既加深了帝王执政的合法性,又用天命给予了对方约束。而后者才是董仲舒这些儒家传人们最为想要强调和看重的。

    那以政事堂为首的执政派们就想要推翻这种思想,加强相权对帝国影响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也是儒家思想的传播者,也是这种理论体系的受益者。他们一切的所作所为都不能脱离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大框架。他们所要争取的只是政治利益和权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