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各国纺织业中大型工厂彻底驱逐手工工场，完成了纺织业的大工业。
在蒸汽机时代，纺织业就是战略级别的工业产业，基本上也是唯一可以大规模工业化的产业，其他产业都围绕纺织工业出现，机器制造业最大的客户是纺织工业，运输业最大的客户是纺织工业，不是运输纺织品就是运输纺织原材料。
在纺织工业产品和其他传统大宗商品的推动下，新技术的代表蒸汽机迅速应用于海运业、铁路业，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速度。电报开始普及，加快了通讯速度，降低了通信成本。机器制造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工业部门。全世界经历了疯狂修建铁路的十年，美国人修建了三万公里铁路，中国修建了十五万公里的铁路，英国的铁路网早就完成，普鲁士铁路超过两万公里，俄国、法国的铁路都超过了一万公里。
技术进步，带来了一波繁荣，普鲁士的蒸汽机功率增加了4倍多，纱锭数目大约增加了1倍。法国纱锭数目增加了一半，蒸汽织机增加一倍，重工业增长75%。英国商品出口扩大的同时，出口价格还在上涨，利润十分可观。随之而来的，是各国工业开始过剩。光是英国的纺织品生产力，就足以满足整个西方国家的需求。铁路运输推动了机械工业的大发展，但当铁路工业开始过剩，整个危机就已经注定。
在丰厚利润的刺激下，全世界的信用高度膨胀。伦敦股份银行的存款增加了一倍半，从1800万英镑增加到4300万英镑。美国的银行数从824家增加到1416家，放款业务从44500万美元增加到68400万美元。德国银行数目从9家增加到29家，钞票发行额增加1倍。法兰西银行的放款业务增加了两倍多，从18亿法郎增加到56亿法郎。出口信贷和空头期票制度广泛发展，银行大量凭空头期票放款给自有资本额很小的公司。
中国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由市场下的股份银行大行其道，规模是英国的十倍，制造的泡沫也是英国的四五倍之多。
这一方面延长了繁荣，另一方面却增加了风险。此外，滥设企业骗取小额投资者信任和钱财之风盛行，许多银行参与制造泡沫，造成股票价格暴涨暴落。
纺织业过剩，重工业饱和，金融产业泡沫严重，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市场容纳工业国的纺织品，纺织工业迅速萎缩，大量工厂破产，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货物给铁路运输，铁路行业利润下降，投资萎缩，新兴产业机器制造业随即萎缩，同样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投资机会给金融业，大量金融机构的坏账累积，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和机器工业代表的重工业，以及股份银行代表的金融业同时出现危机，整个经济不可避免的陷入困境。
这种困境，是促成中国执政者开始加强关税壁垒的主因，关税引发了贸易战，贸易战点燃了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中国是一个十倍于英国的经济体，矛盾和麻烦也相应是英国的十倍，英国只需要应付一千五百多万城市民众，中国却需要面对两亿城市无产者。
皇太子威望不足，老皇帝不问世事，似乎一切不利因素都聚集在了一起。
经济危机爆发后，破产潮马上爆发，恣意扩张的地方铁路公司、商业公司、矿业公司，开始陷入困境，纷纷倒闭破产，然后工人失业，漫无目的的失业者在城市里游荡，充满着对社会的不满。
各种劳工团体，主要是同乡会性质的一些帮会开始妥协，这些帮会管理不严，脱胎于传统的会党，江湖习气浓厚。吸引工人入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吸收会费。贫苦工人加入他们则是为了保护自己。加入帮会，不会在干活的时候被其他群体欺负，不会随意被东家解雇，不时还能争取到工资增长，虽然帮会会拿走一大块，但工人还是能从加入帮会中受益的。
周琅执政时期，对帮会组织实行了高压政策，但一直无法杜绝这种私下秘密结社活动。始终有帮会存在，漕帮、盐帮之类的组织，在清朝时期就无法绝迹，帮会分子总是如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周琅实行的是直接打击首脑，杜绝帮会分子通过抽签，让底层会众顶罪的传统做法。因此周琅时代流放了数以百万的暴力犯罪分子。可是也让帮会学会了如何跟官府做斗争，他们发现官府流放他们的时候，都打着法制的旗号，都会通过法庭审判。而法庭审判，是根据刑罚定罪的。于是帮会分子们，开始不再进行斗殴之类的暴力行为，而是采用软性的威示，恐吓等方式。他们向资本家投拜帖，写恐吓信，泼狗血，扔死狗。让工人在资本家门口静坐，让老弱妇孺围堵官府的衙门。
这些软性措施很难定罪，让帮会开始走入正规化，一旦他们的成员被抓获，他们还有模有样的聘请状师为他们辩护。
可以说，帮会性质的中国式工会，除了带有强烈的宗族和地方保护主义特点，跟欧洲的工会已经没什么区别，一直是中国工会力量的主流。不同地方的帮会争夺行业经营权的斗争甚至比工会跟资本家争夺利益的斗争还要激烈。
但在这种氛围下，西方式的工会渐渐传入了中国，对政府而言，这种工会更让人头痛，他们在西方已经引发了多次革命，他们跟帮会势力为了发财的目的不同，他们是为了争权。
商业力量组建了商会，他们一方面用钱收买帮会势力合作，一方面资助工会势力，资助他们争取建立议会制度。
官僚集团和皇权都在压制工会和商会的政治诉求，区区商贾之流也妄图登堂入室，这是无法容忍的，至于工人，一帮泥腿子，懂得治国吗？
带着浓厚精英世界观的文官集团，对议会极力排斥，皇太子更不想受到议会制约，尽管工会批判官府只是皇帝的奴才的论调有些偏颇，可一定程度上这就是事实。官僚集团有制约皇权的成分，也有依附皇权的成分。而商会和工会都希望约束官权和王权，让他们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
大危机之下，革命终于在中国这个最不可能出现革命的地方爆发了。不过爆发的方式，跟西方略有不同。与普鲁士类似的是，出身于保守农村的軍队，站在了皇帝一边。城市居民也没有拿起武器，只是别有用心的政治团体，想要谋求权力的资本势力，和寻求稳定生活的工人阶层都走上了大街。他们堵住了官府的大门，在街道上设置了路障。提出了各种要求。
这种情况下，皇太子分寸大乱，他手下的官员都在极力怂恿他采取措施，有的希望皇太子下令迅速镇压，认为城市已经彻底失控，如果不尽快镇压，驱散工会组织的工人，则后果不堪设想。老成持重的官僚，希望跟工会谈一谈。找各种帮会头子做中间人，满足一些穷人的要求。
皇太子不知所措，中国有史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如此规模的城市暴动，强行追溯，得追溯到东西周之际的国人暴动上，完全没有什么参考意义。
他拿不定主意，在已经完全失控的松江府、广州府和福州府三座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工业中心，已经进驻了大军的情况下，反对派依然不放弃，他们依然竖着街垒，拿着各种粗制滥造的武器跟官兵对抗，他们的要求绝不改变，酝酿了这么多年，经历了多少斗争，好容易借助这次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机会，将市民和工人发动了起来，此时放弃，半途而废，再想等到这样的好机会，不知何年何月。
镇压的命令都已经拟定了，最后一刻皇太子的勇气失去了，面对外敌他不怕，因为他知道他绝不会打输，但这种内战，他没有底气，向几十万人开枪，如果还无法镇压下去，他不敢想象后果，法国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法国大革命的惨状，足以警醒任何大国。
而且軍队也不太愿意打仗，尤其是紧急命令下，能及时赶到城市的，只有当地的辅兵，这些驻防兵，都是本乡本土人，跟起义民众有千丝万缕的瓜葛。官府找各种帮会头子跟工人组织沟通，那些工人组织也找了当地的名望，跟軍队沟通。辅兵军官们已经多次将士兵不想作战的情况上报，担心强行命令士兵开枪，会引起哗变。
镇压民众的名声不好，士兵哗变的风险太大，这些都让皇太子感到恐慌，最后一刻，他将问题推给了他爹，一封电报拍到了武当山。
在武当山修心养性的周琅也时刻关注着情况，他收到皇太子的电报之后，叹息一声，这个儿子总是让自己不甚满意。所能选择的无非是镇压和让步两种，他都没有选，而将选择交给了别人。在这个时候，放弃选择，意味着放弃权力，他现在还有一个爹可以依靠，如果将来亲政了呢，他会交给谁？
周琅对时局也很感慨，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尽管他已经小心维持了这么多年，但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重建趋势，还是将革命势力推到了前台。
周琅这两年交权之后，他基本上不管事了，哪怕发生了战争，他都可能不闻不问，以目前的国力，打输打赢都不会伤筋动骨，唯独这种内部的斗争，他不能不闻不问，因为唯有这股力量，能颠覆中国这样的帝国。
所以周琅准备一番，立刻高调公开行程，返回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