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蒙八旗在特权制度下，从二三十万人，膨胀到了两百万，其中满人数量已经超过了蒙古人，因为满人主要住在城里，蒙古人却住在草原上放牧，卫生条件，医疗条件的影响，加上喇嘛庙信仰让大量男丁不事生产，政府通过财政供养这些喇嘛，让大量蒙古平民限制自我生育，导致城市满人快速增长，草原蒙古人却趋于稳定。
尽管满蒙八旗在政治上，依然是一个族群，满人住在城里，却能通过做佐领、统领这样的职务，分配到草原上各个军镇统领蒙古人，但他们的自我认同依然是满人，蒙古人上层跟满人一样，他们也住进了城里，上层是融合的，下层则分化开来。
满蒙族群，加上汉八旗、回部八旗，让满清人口达到了五千万。可动员能力，却大大地域两千万的时代了，现在让满清动员两百万軍队，他们几乎连粮食供应都无法保障，因为已经重新落入精耕细作农业时代的满清，已经无法养活两百万脱产士兵，所有人都必须为了自己的生计工作，而且基本上只能糊口。
贫穷是相对的，底层的穷，上层的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矛盾。汉八旗现在不但不再是社会的稳定器，反而成为社会最不稳定的一个阶层。
大量兼并回部人口，在自耕农时代，物质带来的文化稳固性还能让汉八旗保持耕读传家的传统，但当财富开始分化之后，大量汉八旗人口沦为赤贫状态，底层民众受教育水平低，保持文化的观念弱，甚至让回教信仰开始在汉八旗底层开始扩散。当然，固有的传统是，他们只将信仰当作是一种保护，他们寻求那些在底层社会秘密发展的宗教组织的保护，而不是真的虔诚。
同样汉八旗底层还出现了白莲教、天地会等宗教特色的组织。青帮、盐帮等帮会势力也开始变强。
汉人是有忍耐力，但同时又拥有造反文化的民族，汉八旗不是纯粹的汉人，文化也不纯粹，但依然带有这种特色，因为史记、水浒传这些故事也在汉八旗的上下阶层中流传。谁不知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雄音，谁不知道杀人放火受诏安的至理。
汉八旗作为农耕民族，还是聚居的，聚居民族组织起来的成本更低，因此这几年，汉八旗中开始出现各种暴动，也是从费尔干纳盆地到波斯高原，最后到两河流域传递，这些暴动大多数是零散的，因此还无法形成推翻满清王朝的力量，但已经出现了苗头，让满清高层十分担忧。
采取的措施是抑制兼并，加强镇压，前者基本上没起到什么作用，因为社会中最强大的统治力量，从八旗权贵，到地主豪强，他们都是兼并的受益者，镇压倒是压制了叛乱，但没有解决矛盾。
这几年道光开始推行新的制度，已经不是脱胎于游牧的军事化八旗制度，而是开始采用农耕式的保甲制。两种制度有共同之处，都是将社会底层高度组织化，不同的是，一个是通过牛录佐领等基层军事官员，快速将男丁武装起来随时发动军事行动，一个是通过牌长，保长等基层农业官员排查隐匿人口，目的是为了防贼。一个是为了快速让丁口行动，一个是为了将丁口固定。
保甲制度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定居农业区，防范了最小的叛乱苗头。
满清社会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周琅也执行很严厉的保甲制度，还用现代管理方式，强化了传统的保甲制，传统社会，缺乏数字管理能力，保甲制度一直是时紧时松，可是周琅将其制度化，常态化。
但周琅跟道光在目的上有本质不同，道光是为了皇图永固的将人口限制在土地上，周琅则是为了防止工业革命对农村冲击下造成的社会秩序崩溃。他的目的主要是防止内乱，让工业的力量平稳的，有序的完成对社会的改造。
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就业机会，加上抢到的海量海外耕地，中国并没有因为土地不足而引起农村社会无法维持的现象，所以周琅在用严格管理农村的制度下，将军事跟保甲制结合在了一起，完成了当年王安石改革中希望达到的乡兵武装，但为此付出的是大量的财政对农村的补贴，通过军费，工业化创造出来的海量财富，进入农村。
王安石的北宋时代，不具备这种财力，满清更不具备这种财力，因此满清无法做到限制农业人口流动的同时，将农业人口武装起来，因为那些忙是吃干闲时喝稀的农民，根本就没有体力在农忙之余进行训练，为这些人提供口粮，又是无法承受的负担，更何况还要为他们提供武器装备，甚至像周琅那样发军费了。
这些弊病让满清虽然能勉力维持稳定，相比这一带历史上的统治，战乱更少，但却带来了持续的战斗力下降，满清最有战斗力的，也只有三十万常备部队，后备兵役制度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从这点上来说，满清军事力量在财富增加和人口暴涨的时代，反而大踏步下降。已经开始弱于，人口数量一直增长缓慢的奥斯曼帝国，所以这些年满清对奥斯曼帝国，甚至开始保持守势。
在拥有这些弊病的情况下，作为希腊对抗奥斯曼帝国的盟友，满清越来越无法胜任，甚至跟希腊的同盟，已经开始作为满清自保的一种政策。因为最近几年，奥斯曼帝国在边境地带，不管是两河流域还是亚美尼亚地区，都多次跟满清爆发了冲突。
最后都是希腊国王亲自斡旋，才结束争端的。
而这时候，希腊国王访问满清，向道光当面提出了开战的要求。
内忧外患的道光，实在是不想打这场战争。
可是希腊国王很坚持：“陛下，这是最后的机会，一旦错失良机，恐怕只能等着奥斯曼人反攻了。”
希腊国王说的也是实情，道光十分犹豫，奥斯曼七十多万大军被俄国人围困，国内极为空虚，之前他们因为跟普奥同盟，所以空国而出，当时除非满清想得罪普奥两国，否则就不可能在没有大国支持的情况下，向奥斯曼帝国发动攻击。
可现在普奥两国都撤出了战争，现在进攻奥斯曼帝国，还能得到俄国的支持，如果不去打探囊取物一般的奥斯曼帝国，错过这个机会，大清就要在缓过劲来的奥斯曼的压力下苟延残喘。
这次奥斯曼人的表现，也确实震撼到了道光，俄国軍队的战斗力他是知道的，没想到普鲁士人训练下的奥斯曼軍队，竟然能够多次围歼俄军，还一直打的不落下风。让这样一支奥斯曼軍队平安回国，道光觉得他的大清危矣。
道光犹豫不决：“打仗打的就是钱粮，奈何钱粮紧缺。”
财政是最近几年最大的问题，十年前的时候，道光的国库里还能积存几百万两银子，可如今经常入不敷出，没到年底赤字出现的时候，就开始采取临时措施平衡财政，还是满清的传统办法，捐官，通过捐官方式得到一笔有一笔的紧急进项。
这倒不是满清不知道借债这种方式，奈何思想作怪，从嘉庆到道光，都觉得天子找百姓借钱很丢脸，国内则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富商不愿意把钱借给官府，有钱人缺乏一个良好财产保护制度下的安全感，讲究的是财不露白，越有钱的人越哭穷。
国家税收也开始转变为乾隆时代那种依靠盐税等垄断性税收的方式聚敛，垄断制度保护下，涌现了大量的特权商人集团，亚美尼亚人组成的海商集团，汉八旗人组成的盐商集团，经营草原贸易，类似旅蒙晋商集团那样的商帮，同样也是汉八旗组成。
在财富分化的时代，其实财富总量并没有减少，恰恰相反老百姓越穷，富人越富，而富人的数量很少，所以财富反而更容易积存下来，这就是为什么资本的原始积累往往伴随着贫富分化现象的原因。
如果是一个商业文化的社会发展到这里，基本上就该开始形成商业社会体系，比如欧洲的荷兰。可满清是一个保守的农业文化社会，商业的发展反而让社会更不稳定，财富的增长形成的是反官府的力量，也就是革命的力量，如果是工商业阶层组织化程度高，比如可以通过三级会议进行公开组织的法国，就会爆发大革命。但满清的工商业阶层，却高度分散化，对官员更多是依附而不是斗争。
所以满清社会并不缺乏财富，只是缺乏将财富合理筹集起来的文化和机制，富商不信任政府，政府也觉得借钱很降身份，一个不愿意放心大胆的放贷，一个不愿意低三下四的求借，最后政府只会在缺钱的时候，强行对这些依附于官府的特权商人集团进行摊派，这种摊派，又不公平，跟官员私人关系好的，就摊派的少，跟官员私人不好的，就摊派的多，关系的好坏，有时候又取决于给官员送礼的多寡，结果是助长了腐敗，国家得到的财政，远少于官员搜刮的个人财富，国家财政紧缺，反而成了官员搜刮的一个理由。
总之一句话，满清的财政情况就是混乱、低效、被蛀虫腐蚀的千疮百孔。
满清的财政状况，希腊国王自然知道，事实上腐蚀满清财政最厉害的，就是希腊商人。
所以希腊国王自然有所准备：“钱粮的问题，不知道陛下肯不肯跟中国商人合作。”
道光迟疑，满清跟中国商业势力一直保持较好的关系，主要是嘉庆时代就留下的阴影，不愿与中国为敌，同时借助中国商业势力排挤他们看不起的夷人，所以满清在外贸方面，一直跟非洲公司和欧洲公司合作，这两个公司拥有一些贸易特权。同时对这两个公司又进行严密监督，特权贸易是配额制的，原因还是恐惧之下带来的提防本能。
所以跟中国商人合作，道光本能的充满顾虑。
此时也是没有办法了，问道：“怎么办个合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