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三十九年的战局，以中国軍队在各条战线上都有所进取，而又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而结束。
印度战场上陷入僵持，双方围绕印度河流域展开争夺，英属印度再次出现了一些叛乱，但有上次经验的英国人用最快的速度予以镇压，几乎没有影响到战争；印度西北部靠近中国的地区，许多都被中国本土軍队收复，但艰难的地理条件，让中国本土很难调动大军南下。
北美战场在西班牙展开殖民地内战，美国政府跟中国秘密停战而开始降温，只有哈萨克战场依然激烈，但也不得不在一个火热的夏季之后迅速降温。
10月份，西伯利亚地区的战斗基本上就停止了，中国軍队攻占了托博尔斯克，但却没能南下占领鄂木斯克，也没有向西攻下秋明等地，但谁都看得出来，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哈萨克方向的战斗，在11月底也基本结束，中国軍队继续回收到哈萨克丘陵防线内窝冬，英俄联军终于抓住了机会，大步后撤到了图尔盖高原。英俄联军的撤退似乎预示着，他们的战略进攻时期结束，明年将会迎来中国軍队的全面反攻。
英国和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双方不断交换意见，甚至组建了联合司令部，沙皇亲自坐镇充当总司令。但以英国人的德性，是不可能让英军接受沙皇直接指挥的，在沙皇和英国軍队之间，还有一个英国陆军司令，为了平衡沙皇亲自出面带来的地位差距，英国陆军总司令，欧洲一流名将威灵顿奉命前往俄国任英军总司令。沙皇对英军的命令，都必须通过威灵顿。
英俄联军对前线兵力已经没有加强的后劲，中国也没有能力支持超过三百万以上的軍队在这一带作战。
战略局面变得异乎寻常的简单，所有人都清楚，明年能否挡住中国大军的反攻，关乎这场战争的胜负。
所有的变数已经清晰，包括中国对占领区的治安战也取得了胜利，西伯利亚地区的统治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一开始确实有大量的俄国人在骚扰，这是俄国的既定战略，通过哥萨克等迁徙到西伯利亚地区的武装力量，通过非正常的战斗方式，迟滞中国大军的进军速度。
刚开始中国軍队确实不习惯，但只过了一个冬天，就找到了正确的办法。一开始规模庞大的中国占领军采取的是清剿和镇压策略，但一个冬天过后，他们发现，其实哪里需要那么麻烦，根本就不需要摧毁反抗势力。对于那些农牧为主的哥萨克，只需要在冬天来临前，把他们赶出他们的营地，严寒就会杀死他们。对于那些农奴主，只要在冬天让他们离开他们温暖的壁炉，不出几天就是一具冻僵的尸体。城市居民就更不用说了，中国軍队占领了城市，对于不听话的直接抓捕，不要太简单。
第一个冬天，中国軍队摸索到了这个正确方法，第二个冬天来临前大规模采用，冬天过后，西伯利亚地区再也没有了反抗力量。軍队甚至认为，用200万人在西伯利亚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兵力太多了。
当然随着连续两年的清剿，加上俄国居民的逃亡，西伯利亚地区的俄国人口大幅度下降，从之前的400万人已经降低到不足200万人了，俄国人数量甚至比不上占领军，想让他们反抗也没有能力。
但高层拒绝了西伯利亚軍队提出的去中亚轮换的建议，中国武装了九百万軍队，只有五百万人可以参加战斗，剩下的一直在后方待命，一边训练一边维持治安，防备国内可能出现的动乱。可实际上国内十分稳定，有吃有喝，又知道国家正在打仗的情况下，老百姓是能够理解暂时的困苦的。
即便是在前线，真正能够参与战斗的士兵也就三百万人，经历过激烈战斗的，甚至只有一百万人，战斗如此稀缺，让高层更希望让更多人能够接触战争，积累一定的战争经验，保持軍队新老更替中始终具备战争经验。
西伯利亚方面的战斗虽然烈度很低，相比数百万无法上战场的士兵而言，已经得到足够的锻炼了，所以周琅倾向于让更多无法参战的士兵作为补充兵员前往战区轮换，伤兵将直接退役，通过延长休假士兵的假期，让更多后方士兵进入战区，通过这些措施，让后方一百万乡兵进入前线，不能再多了，再多恐怕会影响到前线軍队的战斗力。毕竟接下来的进行的进攻十分重要，如果新兵比例抬高，很难保证进攻的效率。
君王们热衷于战争，热衷于开疆拓土，热衷于建立不世之功，而老百姓的小日子就会受到影响。
战争开始之后，中国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对外出口大幅度萎缩，无论是美洲，印度还是非洲，哪怕有水师护航，出口也在萎缩。一方面是原材料断绝，中国棉花来源中，有一半是从印度和美国进口，但这两地都陷入了战争，尽管有巴西、中亚的棉花替代，但依然供不应求，棉花价格上涨了将近一倍，出口市场自然萎缩了一倍，生产萎缩的更加厉害，因为本国消费者对价格更加敏感，他们无法接受暴涨的价格。
市场萎缩，工人失业，棉纺织行业爆发了严重的危机。大量女工生计无着，沦落到不堪的境地。
棉纺织行业的萎缩的同时，有一些产业在高速扩张，冶铁、机械等跟军事工业相关的产业飞速扩张，但这些行业能容纳的劳动力有限，远远无法吸纳棉纺织工业的萎缩中失业的人口。更何况两个行业本就有很大的技术壁垒，棉纺织工业的女工很容易失业，而机械行业即便想要扩大，短期内也很难做到，更多的是通过延长工人工时，增加机器利用率，而不是吸收更多的工人，那些加班加点的工人，他们被告知是为国家牺牲，可实际上他们多出来的劳动时间，都成了资本家口袋里的利润。
所有人都还活得下去，但活的没有尊严。
这些现象已经被许许多多官员关注，被许许多多报纸指责，政府能做的，只有大量向本国纺织业下军事订单，但几百万军人的需求，不可能跟数亿民众的需求相比，最关键的，是原材料不足导致的成本上升，而不是需求的不足，这个很难短时间内解决。
早期的城市人群几乎都是从社会边缘分化出来的，只有在乡村无法立足的人，才会迫于无奈选择肮脏的城市，在一个讲究女人足不出户的文化背景下，那些被迫让女儿、老婆出来工作赚钱的家庭，更是边缘中的边缘，他们没有有钱的亲戚朋友可以投靠，没有实力强大的宗族可以依仗，他们只能蜗居在几平米的小屋中，男人去车站、码头做重苦力，女人去工厂里做工人。
这样的家庭，他们的抗风险能力，甚至不如普通的佃农。佃农遭到灾祸，还有长久以来形成的一个社会关系可以依靠，可以在父债子还的乡土文化中，抵押他们后代的偿债能力，借来应急的救命钱。
这些城里人呢，他们大多数是外地人，被欺骗或者被引诱到城里讨生活，脱离了他们原来的社会关系，扎根在了城里，他们娶了跟他们一样贫困的妻子，继续在没有希望的生活中苦熬，他们要么已经在老家找不到立足之地，要么却连一张回乡的车票都买不起。
城市里的失业人群向来是危险的来源，这些年治安环境已经大大改善，通过长达三十年的高压政策，将工业发展早期不断出现的暴力分子流放到了非洲，在高压政策下，或许工人们巡抚了，但怒气在积聚。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城市里无助的游荡，街头时不时能看到冻毙饿毙的流浪汉。在一个有一亿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其中至少三分之一已经切断了跟乡村的第一代联系的国家，这种情况其实很危险。
官府的能力有限，财政都用来战争了，用于济贫的经费极度短缺。城市资本家们，尚未形成慈善的道德文化，靠着自己努力奋斗，用尽各种合法和非法手段杀出血路的初代资本家们，对穷人并不同情，认为人穷都是因为懒惰。
政府动用关系，威胁利诱那些较为依靠政府的公司，比如在战争中发财的大型公司，要求铁路公司雇佣更多的工人，要求运河公司雇佣更多的纤夫，要求承担军工生产的工厂，不得减少用工数量。
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与此对应的是，乡村却因为抽调了800万劳动力，相对劳力短缺。政府在城市里组织失业群体下乡做短工，拨款鼓励移民。甚至开始考虑，要不要紧急将城市失业劳工招入軍队，不为他们能上阵杀敌，只求能够缓和流民带来的危险。
在中国这样的民本位政治思想很严重，以及应对流民拥有最为丰富经验的国家，社会矛盾都如同火山一样，那些社会结构脆弱，经济更加落后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在抽调了250万劳动力参军之后，俄国不但面临着乡村劳动力紧缺的问题，还面临着失业上涨的压力，俄国的城市工人群体并不多，因此失业并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其实是财政压力过大。
就算有英国分担了一大半军费支出，但战争影响下，俄国的各种生产大幅度萎缩，可为了应付战争，俄国还需要征收更多税收，人均赋税大幅度提高，本就困苦的生计雪上加霜。
农村中种子种不下去，粮食收不上来，平时更缺乏劳动力维护土地，城里人面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过去吃小麦面包的开始食用黑面包，过去吃黑面包的，只能去吃麦麸。
战争打了两年，农村爆发了上百次的农奴暴动，城里因为抢夺面包而发生的刑事案件，多达上千起，终于在这个不断失败的冬天，俄国人那容易激动的脾气被点燃了。
彼得堡、莫斯科先后爆发了因为冬季导致乡村物资供应不上来的市民暴动，大量中小贵族参与其中。大量面包房被砸，饥饿的人群跟警察对峙，他们包围了火车站，希望能抢夺送往城市的第一袋面粉。
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沙皇被迫离开皇宫，躲避到罗曼诺夫家族的皇庄。欧洲国家已经开始用俄国爆发革命来报道俄国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