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都很少对手工业从业者征税，这并不意味着手工匠人的负担就比农民低，历史上有一种叫做徭役的东西，明朝时候用户籍将手工匠人单独管理，手工匠人不需要为他们从事手工业交税，也不需要为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交税，但他们必须为官府定期服务。
这是明朝从元代继承下来的制度，朱元璋家里就是一个淘金户，蒙古人规定淘金工必须缴纳固定的金沙，后来金矿开采完了，户籍却是不能变的，朱元璋家里没有地，只能沦落为打零工为生，而且还要用打零工的钱来换金沙交税。
清朝取消了户籍制度，并且废除徭役等等制度，是一种相对的进步。后来雍正摊丁入亩，连人头税性质的丁口税都取消了，由于大量的手工业者其实是乡村手工业者，手艺大多是闲时贴补家用的方式，大多数手工艺人依然从事农业劳动，或者自耕，或者租种，摊丁入亩之后，等于取消了那些完全脱离农业劳动的手艺人的税收。
对穷苦手艺人征税，虽说确实有些乞丐碗里抢食的嫌疑，但周琅还是开征了门类繁多的手工业税。
目的当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规范和保护，所以税率并不重。
要求手工业者，按照所从事的行业进行申报，官府发放执照，税率极低，比如丝织工人一年纳税仅仅一钱，收税最重的珠宝行工人也不过一年一两银子。可是这些工人却可以得到官府的保护。
清朝政府不收手艺人的税，也不会对手艺人进行合理的保护，而是委托行会，行会上交官府，下管工人，一些行首难免就会滥用权力。因为是他们负责跟官府沟通，是他们纳税，所以官府往往会偏袒他们，普通工人连上达天听的机会和理由都没有。只能任由他们利用官方的黑非官方的手段盘剥。
还有一些带有暴力性质的行会，比如屠宰行业，官府不管他们，结果被各种帮会性质的组织钻了空子，有的地方，肉铺全都是某一个地方的人在经营，其他地区的人想开肉铺，他们就会集中起来攻击，大有占地盘的味道。
可如果一个屠户向官府申请了执照，照章纳税，有行会或者帮会或者同乡会找他麻烦，他大可以打官司，我张飞是官府批准的屠户，你何进凭什么不让我杀猪，你郑屠凭什么不让我卖肉。这官司清清楚楚，一打一个准。
另外周琅从长远角度考虑，工业时代已经到来，工业必定取代农业成为社会最大的财富创造产业。如果不向工业征税，这犹如农业社会不向农业征税，商业社会不向商业征税，金融业社会不向银行征税一样，是完全没有逻辑的财政制度。
另外的意义就在于跟征收矿税一样，具有管理社会的意义，通过征税，就可以统计出国家有多少行业，有多少从业人员，这些信息对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周琅做的已经足够谨慎，税率等等都是跟各个行会进行过沟通的。但跟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一样，不管改革的意义多么重大，还是会引起反对。雍正进行摊丁入亩改革，应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可是不管是地主还是佃农都出现过反对。地主反对的是，他们掌握着土地，可是丁口少，现在将税都摊到了田地上，让他们觉得自己承担的税收更多了。有些地方的佃农也反对，湖北钟祥县民众聚众抗粮，因为本县一项丁少粮重，结果全省摊派，造成他们每亩纳税更多，加到每人头上的也更多了。最后百姓聚众抗粮，官兵出城抓捕，一百多人掉落护城河淹死。
周琅的征税办法退出之后，顿时许多工人不满，跑到衙门口闹事，称是不给小民活命。由于实现跟行会沟通过，这些工人大都是自发的。这些工人看不到他们交税后得到的保护，只看到要多交税，于是就闹事，这也让周琅头痛。
大的行会没有参与，但不代表行会下面的小行会或者帮会没有参与，甚至有地主势力想试探周琅的脾性而从幕后怂恿也说不定。
一大批官员也反对征收这种税，王辅茞亲自找周琅反对，说满清都不收手艺人的钱，一群手艺人，无田无地，就靠手艺吃饭，还要上税，只在荒唐。税官们也不赞成，主要是工作量太大。广东手工业者数十万人，零落四散，城乡皆有，征税起来太麻烦。
反对的声浪实在太大，周琅都不由得开始怀疑是否不应该向他们征税，毕竟周琅一贯认为，如果一项政策让大多数人都感到不便利的情况下，肯定是政策出了问题。
现在纳税者反对，征税者也反对，周琅从善如流，马上宣布试行，只申报，不纳税。也不强制，愿意申报者申报，不愿申报者不申报。
如果真的有利，相信老百姓会用脚选择。
数万手工艺人反对的情况让周琅明白了一个道理，对几千几万人进行直接管理的复杂程度太大，而且各行各业的情况不一样，按照同一种方法征税，会出问题。
直接向手艺人征税，也是周琅想当然了，香港可以向职工征收薪俸税，那是建立在现代社会严密管理体系之下的，那个时代的公民具备主动申报的素质。可清末的老百姓吗，饭都吃不饱，指望他们主动申报，那不现实。
可不向工人征税可以，不向工场主征税，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当然，征的也不能太高，广州手工业发达，但更多是建立在个人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上的，手工作坊虽然有，但还不占主流，如果向作坊主征税太多，造成沉重的负担，无异于是逼迫手工工场向家庭手工业的方向倒退。工场主大可解散了工场，然后把织机分发下去，提供原材料让家庭生产，退后成包买商，这种形势在广州是存在的。
所以周琅改变办法，从向各行各户手艺人直接发执照，收授权税类型，转向给手工工场主发执照，征收工场税，暂行税率，一家丝织工场年税率十两，最高的珠宝行征收三十两。
不对工场规模做限制，采取固定税额，是担心工场主隐匿工人数量，就好比摊丁入亩前，大家族隐匿男丁数量一样。而且这有倒逼工场主扩大规模，雇佣的工人越多，则分摊的税金就越少。有利于向大工业转变。周琅相信，一旦工场规模足够大，工场主是会摸索到管理大规模生产的诀窍的。
总之，即便只是向工场主征税，新增的税收项目也比过去多了几十倍，因为广州的行业实在太多，税官是不具备管理这种程度的税种的能力的，反而造成行政效率下降，或者征税成本过高的嫌疑。
于是周琅调整为，简化分类，与已经形成大行业行会对接，广州有七十二行之说，但周琅简化成十二个大行业，丝织行业算一行、棉麻并作一行，铜铁并为一行，瓷器行算一行，酿酒行算一行，木器行算一行，酱醋榨油并为一行称佐料行，胭脂水粉等化妆用品并为一行称女荣行，碾米磨面制作米粉等食品加工算作一行称食行，纸笔墨砚印刷等文房用具并为一行称文器行，金银器玉雕牙刻等并为一行称珠宝行，另外广州外销全世界的优势手工产品各种扇子，因规模大单独成一行称制扇行。
未入十二大行的那些细小行业，比如扎花、剪纸等等，则统一归为杂器行。
这只是暂行划分，根据实际情况，先把税收体系搭建起来，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如果哪一个行业突然兴起，将来也是可以单独列为一行的。
商税主要影响广州，而这些工场税则对佛山影响较大，在佛山遭到的反对声浪也最大，主要是手工业的组织比商业更严密一些，但并没有发展到抗税的程度，因为吸取了手艺人反对的教训，周琅宣布今明两年免征，后年开始起征，环节了情绪，二来周琅采取了决不妥协的态度，派兵进入佛山，一下子那些手艺人就老实了，说白了还是吃硬不吃软。
等这些事情做完，嘉庆二年也结束了。
在有效管理之下，包括广州、佛山在内的广州府一带商业快速恢复，尤其是周琅提供的信贷支持，让这几年变得银根紧缺的广州市面通货问题大大缓解。
这几年之所以银根紧，根源还在周琅这里，先是在广州勒索了2000万元赎城费，后来又跑去北京故技重施，造成几千万两现银从广东抽走，当然会造成银根紧张了。
银根紧张，市面流通不畅，商人更依赖借贷度日，物价大幅度下跌，手工业等生产性行业受到牵连。
这种把社会经济活动完全跟一种本国并不盛产的贵金属挂钩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发行新的可替代的货币，比如历代官府铸造的铜钱，缺铜的时代，甚至铸造铁钱。
周琅当然没有那么落后了，他还打算发行纸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