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银子的过程相对顺利，可撤军就有些麻烦了。
周琅目前的威望，根本不足以让那些英国軍官绝对服从，尽管这些军官因为科林突然死去，而变得没有了方向感，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他们跟科林一样，都是来自英国的年轻军官，而且大多数的军官身份都是花钱买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立功晋升，可以说在博取军功这一点上，他们跟科林有共同点。
让他们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撤离广州，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确实很难让他们同意。
周琅抛出的理由是目前的现状，周边集中的清军越来越多，现在不走将会十分危险。
军事会议上，有好几个军官态度十分激烈，但周琅任命的三个副官对他还算是服从。
周琅没耐心跟这些军官扯皮，扯皮一旦形成了习惯，那么以后就不好命令他们了。
“这不是征求你们的意见，这是命令！”
周琅态度强硬，有菲舍尔三人的配合，就算有一些年轻军官不服从，他也能调走大半軍队，况且这些英国军官和印度士兵就算不走，周琅也没有什么损失，他甚至有些想直接把这些人就仍在广州，让他们跟清军继续纠缠的打算。
“从今天开始撤军。后路转前路，依次撤军！”
后路转前路，这种方式常见于小说中，其实并不科学，后路往往是一些后勤部队，他们撤走了等于前路断绝了补给。事实上军官安排撤退的时候，往往比进兵更加谨慎，因为危险性更大，一个不小心撤退就会变成溃退。
但现在周琅是刻意为之，他就是要让后路负责后勤补给的那些华人士兵先走，这样前面的印度英军将没有物资供应，他们不得不走。
带领后路部队的王辅茞倒是非常配合，他真的是一个聪明人，几个月时间学会英语可以跟科林沟通这不算什么，但能够帮助科林瞬间清洗军队中的天地会势力，然后牢牢控制住軍队，这才是本事。
但是让王辅茞这种传统的读书人，几个月内学会英语，并且帮助英国人掌控軍队，就已经十分出色了，还让他完全理解东印度公司这种商业机构，以及股份制的意义，股东大会等概念，那就有些难为人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王辅茞还是用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来看待周琅的，他不懂周琅在印度组建了一个公司，然后拉来了这些印度的夷兵，并且在台湾起事意味着什么，按照他的理解，他更多对比的是明朝时候的倭寇，他更多的将科林等人看作是周琅招纳的日本倭人。
只是在科林身边待久了，虽然科林表面上什么都没说，可他也看出科林似乎并不怎么听周琅的话，王辅茞将其理解为，周琅被他招纳的倭寇架空了。
王辅茞这样的读书人，对功名利禄充满了渴望，科举不得志而造反的历朝历代都有，他们心里没有什么坚定的对错关，崇信成王败寇的霸道逻辑。
在左营的时候，他可以出卖实际控制軍队的天地会，现在科林死了，他也可以马上投靠新主。在他看来，周琅之前虽然被科林架空，但手下依然有一定的实力，关键是有大义，周琅毕竟是名义上的头目，是那些夷人的头领，现在科林死了，其他夷人小头目在大势上，完全没法跟周琅抗衡。他王辅茞更是没有自立的本钱，他之前靠着科林，在华人士兵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且帮助科林完善了三千新兵的建制，但这三千新兵还没有战斗力，况且也不是从他王辅茞手里领军饷，这些人准确来说，算不上他王辅茞的人。
能跟周琅争势的，也就只有那些夷人头目了，反正没他王辅茞什么事。但王辅茞更看好周琅，所以在谢清高来找他的时候，他立马就积极帮助谢清高控制前线軍队。之后的发展果然如他预料，夷人小头目们，不但没有能够跟周琅争势，反倒是最大的几个小头目，直接就被周琅拉拢了。
现在周琅命令退兵，不管那些小头目如何，王辅茞是第一个支持的，他现在地位不稳，他需要在新主面前表现。
因此周琅命令下达之后，王辅茞动作很快，马上安排手下退兵，并且拉着后勤物资一起跑，他显然领会了周琅后路变前路的目的，就是逼夷兵就范。
前线印度兵还在惠爱大街的时候，王辅茞手下华人新兵，就已经退往三元里了。
不知道英国軍官内部是怎么想的，总之他们也老老实实服从了周琅的命令，开始撤退。
大军撤退，让广州城松了一口气。
但魏连理还没走，还留在粤海关衙门，银子也没有全部送走，但只剩下二十箱。
盛住并没有见魏连理，他自诩身份尊贵，即便魏连理留在他的衙门里，跟魏连理沟通的一直都是他手下的师爷，蔡世文也经常来跟魏连理沟通。
负责交给赎城费的，就是蔡世文和海关师爷。
俩人都很疑惑，不知道魏连理为什么不接受最后这一批银子。
“这些是送给盛大人的，我家大帅说了，要跟盛大人交个朋友，日后仰仗盛大人的日子还长。”
这些钱作为礼物，送给盛住，这也合理，谁还不吃个回扣了。
但蔡世文却从魏连理的话中听出一些不寻常来：“日后？”
魏连理点头道：“我家大帅今后少不了要来广州做贸易，就少不了跟海关打交道啊。”
海关师爷和蔡世文面色都变得不太好看，这来一次就已经闹出了这么大动静，要是常来，谁受得了啊。
魏连理却不管他们的感受，继续卖弄道：“这些算不得什么，我家大人还有一份厚礼，不过得你们去城外自己拿！”
然后魏连理一番交代，自己就出城去了。
魏连理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去做，那就是帮助周琅招募黄埔一带的造船工匠。
广东商人使用的船只，大多就近在广州附近的船场里打造，其实也就是在黄埔、长洲一带，尤其以黄埔最多。
周琅看重这些工匠的原因，主要是他们能够打造一种叫做老闸船的船型。当地工匠也叫这种船为红单船，主要原因是，满清对海洋事务的严格管理所致。就跟引水员一样，工匠想要造船，也需要当地保甲具结，官府同意。打造船只时必须向海关申报，海关会出具红单以备稽查。久而久之民间就把这种必须出具红单才能打造的出海商船称作红单船。
由于清朝对商人出海贸易有严格的限制，船只的尺寸、载重乃至水手、补给品和武装都有严格规定，因此导致了清朝中国造船业的落后，不但横向对比失去了明朝时候世界领先的造船水平，即便纵向对比，清朝的船竟然比明朝的还要小。
已经不是被西方人超越，甚至连印度都比不了了，印度的东印度公司造船厂，那可是能为英国海军打造正经战列舰的，但中国没有一家船厂有这种水平。
但去印度找东印度公司要造船工匠不太现实，还必须得立足于利用中国本土人才，矮子里边拔将军，还是广州这一带的造船水平最为出色。更重要的是，作为通商口岸，广州一直没有断绝跟西方造船技术的联系。所以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式帆船不同，这些广东的红单船，是结合西方技术的船型。
早在明朝时，澳门获得居留权的葡萄牙人，就大量使用中国帆船展开中国和南洋的区域贸易。葡萄牙人发现中国帆船船体单薄，在抵御风浪和海盗袭击方面不如厚实的西方舰船。但中国硬帆使用方便，造价低廉，重量更轻，关键是只需要少数人力就能升降，这对于人力紧张的葡萄牙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葡萄牙人就将西式帆船的长舷展比船身，与中式帆船的硬帆结合起来，制造出一种兼有中西帆船优点的新式帆船，中国人称之为老闸船。
这种船被设计出来后，由于确实优点突出，除葡萄牙人使用，广东的船匠也大量仿制，中国海上出洋首选这种船型，久而久之广东所打造的红单船，大多数换成了这样的老闸船，一度取代了传统的广船。
不过这种船也并不是绝对的先进，他只是更适合中国的现状。因为葡萄牙人自己的造船技术在欧洲都不是一流，过去比不上荷兰，现在比不上英国。结合葡萄牙和中国技术设计的船型，也落后于英国舰船。
当然这依然主要是莫名其妙的清政府造船政策限制的，因为清政府不允许打造大船，导致这种老闸船也只能建造小型号，葡萄牙人在澳门造船稍微宽松一些，还可以建造三桅帆船，中国商人就只能使用两桅的小船。毕竟葡萄牙人的需求有限，这就导致这种中西结合的老闸船没有随着时代发展，在英国人都开始建造一百门大炮以上的军舰的时代，老闸船最多只能安装二三十门大炮。
不过周琅觉得，老闸船毕竟是中西结合的技术，哪怕船体结构稍微落后，但基本原理和构造是相通的，只要肯付出学费，相信广州工匠是可以打造出英国水平的舰船的，就算质量上暂时赶不上，至少也要在火力上赶上来。
而且万一这种老闸船被证明确实不如西方舰船适合战斗，那么周琅就打算直接仿制英国军舰，而在这一点上，广州工匠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工匠，更能提供帮助。因为广州船匠虽然没有直接制造过西方舰船，可是他们对西方舰船的结构是很了解的。这得益于清政府的保守政策，不允许西方人在广州建设船厂，但船只是需要维修的，那就只能请当地工匠帮忙，久而久之随着维护西方舰船，自然就对西方舰船产生了足够的了解。
但在黄埔的那些船匠，他们是手艺人，不富裕也饿不死，他们不肯相应周琅的招募，他们不愿意离开广东到其他地方去。
常规手段不管用的情况下，周琅就不得不使用非常规手段了，而这种手段，周琅认为还是魏连理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