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皇帝的婚期日近，众臣也考虑到时间有些紧迫，行程安排起来有些局促，再一个皇帝仪仗出出进进太过扰民，且年终事情又多，大家都去陪祭，朝廷非得瘫痪不可。而小皇帝也言，朝中老臣众多，每日车马劳顿不说，便是陪祭身体也吃不消，因此大家也就坡下驴，开了个会商议一番，以为如此也合礼法，太后也就准了皇帝所请，将年终大祭和告庙之事一并办理。
当然这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大臣们知道陪祭是个辛苦活儿，不仅早出晚归，且仪式冗长，只是起来跪下就能累个半死，能偷懒为何不偷懒；至于小皇帝怎么想的，他们也十分清楚，一者是心疼钱，二者其也是不耐烦这些仪式。既然如此，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意思是这个意思，不过这个理由是说不出口的，自然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因此经过慎重考虑，中书省和尚书省及临安府联合发文告知百姓因天下初定，国事繁重，为节约国孥，不扰百姓，陛下决定年终大祭一切从简，仪仗削减三成，与告庙一并举行。经查阅典籍，上合天道，下合民意，与礼相合，太后谕准
“读书少挨欺负啊”赵昺却恨不得扇自己俩嘴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那帮老油条给耍了。
确切的说是自己被利用了，原来依照惯例太后颁下谕旨，则由太常寺选择吉日吉时，大学士撰写祭文，并有礼部官员给赵昺讲说礼仪和规矩，而他就是从礼部官员的口中想明白了一些事情。让他刚刚还为自己得计而沾沾自喜的好心情也顷刻一扫而光，不禁暗恨自己为何小时候没有多读些书，以致屡屡掉进坑里。
说起来郊祀就是在郊外祭祀天地，也是中国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国家盛典，但是，由于历史的演进，郊祀制度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就随之不断地产生变化。先秦时期，是郊祀制度的原始鼎盛时期。而秦汉时期，则是其政治成熟时期。魏晋南北朝，由于中国政治上的分裂及少数民族的侵入，郊祀制度空为具文。这是郊祀制度的衰落时期。隋唐时期，是郊祀制度的恢复讲求、重新立制的时期。而五代和两宋，则是郊祀制度的政治变异时期。
从形式上看，郊祀制度自汉以来，每岁亲祀天地，或合或别已不可常矣。至唐代开元以前，郊祀的举行亦无定制，也是参错无定期。到唐开元中，始定每岁常祀皆有司摄事，一如三代旧典。郊天之礼，唐制每岁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亲祀则并设皇帝祇位。
然而，宋代并不是一承不变地因袭着唐制，特别是在亲郊制度上。首先在郊祭的时间上并非依照唐制一年一祀，时间并无定制，直到真宗年才改为三年一祀，成为定制。而传到赵昺这，其还是继位八年来第一次举行郊祭，不过他也不是开了先河之君，而是大宋历代皇帝早就坏过规矩。
大宋祭祀制度的改变应该是源于明堂制度的产生，且出于偶然。仁宗皇祐二年，应当进行郊祭，可由于日在至晦，应当宜有所避的缘故，宰相宋庠便请季秋大飨于明堂。赵昺觉得仁宗肯定也跟自己似的见有空子可钻，便偷懒了，诏罢当年冬至亲祠南郊之礼，有事祭祀于明堂，此后就渐成制度，使宋代的亲郊从室外走进了室内，明堂逐渐成为亲郊的重要礼制。
要知道郊祀是把儒家天命思想具体化的礼仪，郊祀是中国历代都要讲行的国家重大典礼，而遵礼又是儒家治国的重要依据。对于礼制的变化，宋人自然也能强烈地感受到。哲宗时任礼部尚书的苏轼就提出了宋礼“皆非周礼”的看法，并指出
“古者，一岁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庙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祀。此周礼也”。而宋代，天子亲祀却“三岁一郊”。“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古者以亲祀为常礼”，而“今世以亲祀为大礼”。
荐飨太庙、祭祀祖宗，是仅次于祭祀天地的东西。连宋人自己也说“谨按百王之礼，沿革不同，而祀天地于郊丘，祀上帝于明堂，祫祖宗于太庙，此三者万世不易之礼”。据周礼规定，宗庙之祭有二一为正祭，即时享、禘祫是也；一是告祭，即国有大事，告于宗庙；皆由人主亲行其礼。
然而，自汉以来，礼制堕废。郊庙之祭，人主多不亲行。至唐中叶以后始定制于三岁一郊之时，前二日朝享太清宫、太庙，次日方有事南郊。宋因其制，于第一日朝享景灵宫，第二日朝享太庙，第三日于郊坛或明堂行礼。
告祭如此，正祭又如何呢按宋代制度，太庙岁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荐食荐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但宋代的正祭为常祀，虽祫禘大礼，亦命有司摄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亲行祫禘礼一次而已。宋人对此是有些不满的。
富弼在上仁宗乞亲行祫禘大礼中说国朝崇奉祭祀，严而不渎。每三岁天子必亲行南郊之祀，其于祀天之道可谓得礼。独于宗庙，只遣大臣摄行，时享而已，亲祀未讲，诚为缺典国史所书亲享太庙，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蔡襄也曾批评仁宗“周制，四时享亲之礼有九。今寺观则车驾一岁再临，未尝荐献宗庙，非奉先教民意”宁临幸寺观而不荐献宗庙，这确实违背了传统的宗法精神。
赵昺觉得既然儒者们感受到了礼制的变化，却又为何没有坚决反对，而是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呢他当然不会相信祭祀制度的变化只是表面上的变化，其中定然有深层次的东西在其中。现代人只要学过几天政治的人就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因而他觉得礼，既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便是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化有着密切联系的。
果然在赵昺的百般询问下，礼官给出了个模糊不清的答案，可其在解释中引用了仁宗在答复蔡襄的批评时的一句话，其言“三岁一祠郊庙，而赉及天下。若岁亲行之，则人有觊赏之心。朕朝夕奉三圣御容于禁中，未尝敢怠也”。这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皇帝并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亲自主持正祭。因为亲祀所需的高额花费迫使其不敢去总而言之就一句话都是缺钱闹得。
对于皇帝亲祀其实不止是弄点贡品，御驾亲往拜祭，花点小钱那么简单，其实还有三件事要做一者郊而四赦；二者荫子；三者亲祀赏赉。
赵昺对于四赦还是知道的，一为常赦，其赦免范围为除十恶、斗杀、劫杀、谋杀并为己杀人者，及放火、官典犯正枉法赃至死不赦外，其余罪咸赦除之；；二为大赦，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三为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四为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馀罪释之，间亦释流罪。
在这个问题上，赵昺以为郊而肆赦的主要功能还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其实换个角度看，大面积的实施赦免也反映出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因为宋朝一直实施重税，进而造成为数众多的、已丧失偿还能力的农民、商人、中小地主，使得他们因此成为罪犯。
而如此不仅使得阶级矛盾激化，且丧失了民心，失去统治基础。而为了缓和这种日益尖锐的矛盾，除去赦免之外，是别无它法的，进而也给丧失生产能力的人以喘息再生的机会。且把这置于亲祀的场合，无疑又直接表现着天子的慈悲，还能为皇帝涂脂抹粉。
荫子则实际上就是一种变态的世袭制，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处处都可以找到影子的。但把它作为亲祀制度的政治附加，亲祀荫子在宋代已有一个本质的变化。这是优待以士大夫为主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在亲祀制度中的反映，也是封建特权思想在亲祀制度中的反映。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宋人一般都赞同有所限制，而不像在“郊而肆赦”的看法上存有明显的对立。即使荫子也是造成冗官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官僚阶层才是这项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有人真心的去反对，否则便会受到群而攻之。
至于亲祀赏赉则是赏赐军队官兵。此属于起于唐朝的旧例，但赏赐的范围有限，仅为卫队和仪仗队。不过到了五代时期赏军的范围就大为扩大了。在赵昺看来其实可以视作皇帝和军队交换特权的一个政治条件，而宋朝之所以还要继续维持这项制度，他以为纯粹是太祖赵匡胤篡权夺位后留下的心病。
实际上，正是五代连绵不断、此伏彼起的兵变，给赵匡胤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而他代周立宋也是在五代以来长期战乱局面以后建立起来的，使得其在亲祀赏军问题上形成这种欲行不忍、欲罢不能的窘迫局面，但也渐渐固化，形成了制度，也成为皇帝亲祀的主要政治内容。
赏军花费巨大，也就导致南渡以后，当郊祀之年，因为赀用不足不得不权停郊祀，只享明堂。有人便会想皇帝是不是傻啊，改用朝廷的名义进行不就可以将花费转移出去了吗但是赵昺却会说，你才傻呢其实在他看来作为宗教活动的祭祀，其实发展到此刻性质已经发生了异变，原来作为宗教活动的一些政治附加赦免、荫子、赏赉却逐渐变成了主要内容。
因此，与其说宋代的亲祀大礼是宗教活动，还不如说是借用宗教形式而举行的政治活动，是皇帝用以提高个人迷信的国家盛典。且将此置于亲祀的场合，亦正是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的政治特点在郊祀制度中的反映。一切恩赏都冠以皇帝的名义，无疑就提高了皇帝的地位。然而又由于隆重得太过分，使得常祀的地位下降了，亲祀的地位上升了，同时又造成了国家在财政上的危机。
琢磨透了这件事情，赵昺也就想通了一件事情，什么祖宗家法不可更改。就连一脉相承的传统礼法在实际中都不断的在演变、在异化，又何来亘古不变的家法，不过是他们以此作为阻碍自己革新的借口罢了，而之所以如此也正是因为自己的所为伤害了他们的利益。
“他们打得一手好算盘”而此次自己亲祭皆是以皇帝的名义进行，当然所费也皆出自内藏库，这对于赵昺本就已经空了的钱包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不得不让他怀疑这又是一个坑，自己若是失去了左右国家财政的能力，必然要向朝廷要钱，那时候再有人参自己随意浪费国孥，就不再是诽谤圣上，那是实打实的要老实听喝了。
当下的赵昺觉得自己走到了地雷阵中，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稍有差池就在脚下炸响，自己都不知道会崩出个什么东西来，但受伤的肯定是自己。而他也明白这只是刚刚开始，随着形势的发展皇权与相权的争斗将更为激烈，却非随着他的意志为转移。
赵昺也知道自己这个皇帝要当下去，就无法摆脱政治斗争的漩涡，要不断的去战斗，也就应了那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就是当皇帝的宿命，也是他的使命，终生摆脱不了的梦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