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本不需要担心张世杰会叛降，但历史现在已经微微做出了改变，他不能不多个心眼儿，免得被人卖了还在替人家数钱。而他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前世就有人提出张世杰是内奸和张弘范联手灭了大宋，当然在他看来这种说法有些荒拗，不过其的种种不合常理的行为确实给了张弘范机会，让人不得不对一直扑朔迷离的崖山之战充满了遐想。
据赵昺从史书上获知当然现在已经得到了验证，张弘范是汉族人，但按照现行的户籍制度来说他不是宋人，也不是金人，应该说是元朝人。他父亲张柔是河北定兴人，出身农民，原为金国人，如果上溯几代其祖可能是北宋遗民。在金国灭亡前期，张柔靠组织乡勇起家成为一方军阀，后与蒙古军交战被擒，投降了蒙古，后来在连年征战中，积功累进成为蒙古汉军大将。张弘范却是在其父张柔降蒙二十年后才出生，此时元太宗窝阔台也已称汗十年，金国亡了四年，户口只能上在元朝的户口本上，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当过宋将。
人们为什么更喜欢看作为“宋朝降将”的张弘范被后世人羞辱和轻蔑的故事，这是因为从民族角度上看，人们同情、叹息南宋朝廷的灭亡，而对为敌作伥的汉奸的切齿痛恨，金兀术打北宋，可以，伯颜攻南宋，也无异议，因为他们代表了自己的民族。
而张弘范作为汉人却来攻打、杀戮同族，这就是大逆不道。很多人并不了解张弘范的身世，只因他是汉人，取了汉名，就断定他是汉奸，给他安上个投降敌人的罪名，指责他在“忠义”上有了缺失，将他羞辱贬损，骂得狗血淋头，尽管张弘范诞生、成长在异族的国土上，但只因为他是一个汉人，他的身体里流着的是汉人的血。
张世杰却实实在在是金国汉族人，他是张柔的小同乡，应该属于同一宗族，按辈分应是子侄。他跟随张柔起兵抗蒙，但后来不知犯了何事，张世杰南下投奔了大宋，靠着一刀一枪也算功成名就，如今成为宋朝军中第一人。基于同样的原因，张世杰为大宋征战一生，自然就成了汉人不忘祖宗的楷模。
但是赵昺深知在这个人们国家观念淡薄，宗族观念却是极强的时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吕氏家族吕文焕一人降元，其家族中子弟纷纷跟着投降，结果导致长江防线全线崩溃就是明证。而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如果张世杰有一丝动摇，就有可能被张弘范用宗亲之情所打动。其若投降，赵昺想凭一己之力挽回局面将十分苦难，他琢磨着最好的结局就是能带着太后和班朝臣突出重围，丢下十数万军民逃命
火船计的失败让张弘范觉得难以轻易攻下宋军水寨，而那种高成本的火船计他也不敢再用，便如赵昺所知那样一边加紧封锁，一边开始实施攻心战和诱降计，他从自己军中还真找出一个张世杰正经八百的亲戚，其外甥韩新，让他进宋营劝降。不过事实让赵昺很快便放了心，张世杰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还是历史上那个忠于大宋的家伙。可也让赵昺挺失望，人家根本没把自己这个皇帝当盘菜，劝降都不找他做主。
张世杰头一次还算念旧情，在自己的船上接见了韩新。其实这劝降也没有什么技巧，无外乎满足对象的要求，而最常用的就是方法就是高官厚禄。张弘范开出的条件就是官封万户，金银无算，但这些并没有打动张世杰，将外甥礼送出营；没想到韩新第二天又来了，这次张世杰脸色便不好看了，跟其挑明自己绝不会投降，便将其送走了。
想是张弘范给韩新下了死命令，或是许下了宏愿，其第三天又来劝降，这次张世杰恼了，在众人面前用手指点着外甥的鼻子骂出其那流传后世的名言“我知道投降可以苟全性命，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但人可以不顾节义吗”羞愧得韩新无地自容，悻悻而去，此后再未登舅舅家的门槛。其后又对身边的人说：“我也知道，只要投降，可得活命，还可得富贵，但我志已决，不会动摇了。”
张弘范见亲情无法打动张世杰，便又转到文天祥身上打主意，企图一箭双雕，既诱使文天祥归降，又利用其在宋军中的威望，瓦解宋军。他派李恒劝文天祥修书给张世杰，促其早日归降。但文天祥不写，并义正辞严地说：“我无法拯救我的父母指宋王朝，难道能教人背叛自己的父母吗”但李恒一定要他写，他就愤然拿起叫他修降书的纸笔，把被押在船上经过珠江口零丁洋时所作那首流芳人间的诗歌七律过零丁洋写了出来。如此说来，张弘范之于中国古典文学倒也有些功劳。
大家都很给面子，赵昺当然也要表示表示。劝降失败的张弘范认识到崖山大道上是没有捷径的，他准备啃硬骨头了，遣军全部占领了崖山岛沿岸，彻底切断宋军获取柴薪和淡水之道。他派邓光荐为代表，让其给张世杰送去了两千石的清水，并表示自己可以动用护军夺回樵汲路，歼灭岛上的敌军，请其行个方便。若是平日送两千石清水给人，估计不仅张世杰，就是任何一个人都会以为陛下拿自己开心呢可当下却不同，水不止是贵如油了，而是堪比黄金，那就是命啊
张世杰有感于当下形势危急，而陛下又向他示好，便也不顾危险亲自过船到社稷号与陛下相商。这让赵昺圣心甚慰，虽然是形势所迫，但也表明大家在关键时刻还是能坐下来好好谈谈的，于是他率众亲自下船迎接，将其迎上帝舟共商破敌大计，上演了出摒弃前嫌、君臣同心的大戏，而这场戏很可能就能改变历史的走向，改写大宋的历史未完待续。